“十三五”期间，我国将进入对外投资新时代，实现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已经将对外开放的重点逐步向中部地区转移。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山西作为中国中部地区大省，不具有沿海省市的国际化区域优势，在对外投资合作领域，存在规模小、产业结构不均衡、投资合作主体整体实力弱、海外投资信息不畅通等问题。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山西该如何结合自身实际，深化“十三五”时期的对外投资合作？山西省规划协调小组办公室为此做了长期深入的调研工作，负责此项调研的山西财经大学专家组对我省目前的对外投资合作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了详尽地分析，指出要充分研究世界各国和地区以及我国的有利支持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对外投资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资源，使其成为拉动山西省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经济增长点。
山西对外投资合作呈现五大特点
主体多元化。截止到2014年8月，山西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约有160多家，既有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有中小型民营企业。尽管太原占比近七成，但在太原、大同、运城等地区均有一定分布。
方式多样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有绿地投资、也有并购投资。民营企业运城制版集团海外投资主要以绿地投资为主，在股权结构方面既有独资也有合资，比如运城制版集团在土耳其、越南、泰国等国的海外投资主要以独资形式为主；2007年在波兰罗兹市建立的运城制版（波兰）有限公司属于合资公司。2011年 4月，国有企业太重煤机以1.3亿澳元成功并购澳大利亚威利朗沃国际集团 100%股权，随后 2012年又以 125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REI钻机公司60%的股份。此外，山西也尝试通过经济园区的方式“走出去”，比如毛里求斯晋非经济贸易合作区。
投资合作的国家或地区比较广，但比较集中。山西省目前已经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对外经济合作，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对外承包工程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投资合作行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集中在矿产资源开发、机械制造、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仓储物流、销售和售后服务等行业。对外劳务合作主要涉及到管理和技术人员。其中技术人员主要涉及车工、焊工、建筑工、厨师等。
对外投资合作的动机主要来自于国内政策支持。通过调研发现影响山西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因素是我国“走出去”的优惠鼓励政策，企业是“被动”走出去。
起步晚、规模小，发展相对落后
山西“走出去”起步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小。从2010年到2014年虽然山西投资规模排名每年都有所进步，但都居于全国20名及之后。对外承包工程方面，山西省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近几年一直排在中部六省的末位。
投资产业结构不均衡，集中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虽然近几年投资产品结构有所改善，但是大多数涉及矿产资源开发、地质勘探、建筑业领域。农业对外投资项目屈指可数。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也主要是地质勘探、公路、水利等技术水平不高的领域，不具备品牌优势，附加值低。
对外投资合作主体整体实力弱，缺乏龙头企业。大型企业仅占少数，主要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4中国民企 500强”山西仅有4家入围，比2013年少了4家。而这4家入围的民营企业都没有进行对外投资合作。
对外投资合作审批效率低且周期长。国家加快了从核准制向备案制的转变，程序更加简化，缩短了审批时间。但是山西企业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审批周期长，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
海外投资信息不畅通。山西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获取海外投资信息主要渠道是国家颁布的投资指南或其他指导性文件或者相关国家部门，或省外的中介机构，信息获取有限。
民营企业缺乏资金支持。民营企业整体由于规模小、缺乏信用担保体系等原因，海外投资时相对难以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山西民营企业获得政府支持的唯一方式就是出口退税。
“走出去”，山西要做的还很多
针对山西对外投资合作存在的问题，山西财经大学专家组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
首先，山西人“走出去”意识不强。很多山西企业只看到企业短期的利益，惧怕“走出去”的风险，而不看重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且一部分国有企业“走出去”也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要求，并非市场化行为。
其次，山西经济发展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山西经济近年来有所发展，但是与东部省市相比差距很大，而且山西的 GDP、大中企业数量等在中部地区基本居于末位。山西省的产业结构整体来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小，而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由于以前长期依赖资源开发，科技水平不高，创新水平不强。在产品国际竞争力方面，发现山西产品 TC指数都偏低，初级产品的 TC指数（即竞争优势指数，也叫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2009年以来都为负值，而且呈下降趋势；工业制成品的起伏不定，TC指数整体偏低。
再次，山西科技创新能力低，人才缺乏。与中部地区其他五省相比，山西专利授权量近几年一直位居末位。山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R&D经费指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远远低于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省。人才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管理、现代信息技术和经贸营销等岗位人才缺乏，这是阻碍山西“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山西鼓励支持等相关政策滞后，政府服务平台还不完善。目前还没有形成适合山西企业“走出去”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配套的对外投资合作政策体系。同时，山西没有成立相应的服务平台，山西对外投资合作主体海外信息获取的渠道少，质量不高。而且还没有为山西企业提供熟悉国际标准、认证、法律、获取人才等方面服务或者帮助的机构和平台。
构建山西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决定了山西对外投资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对外投资理论角度分析，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国际投资周期理论，我国正处于从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过渡时期，即进入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出时期。
从中国政策规划方面分析，自从进入21世纪，我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后，在“十一五”和“十二五”实施中都得到了重视，国家大力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
从国内经济形式分析，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资源短缺，必将促使企业转向国外进行产业转移或扩大企业规模，以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从国际宏观发展形式分析，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全球市场需求增加，为山西“走出去”提供了良好机遇。
此外，我国同许多国家或地区都签订了双边或多边投资协议，为山西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和制度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电子商务的发展等种种因素都决定了“走出去”的可能性。
因此，未来山西对外投资合作的主要目标为——到2020年，培育一批竞争实力强并具有带动作用的龙头跨国公司，通过兼购等多种方式，以矿产资源等传统优势产业为主导，扩大农业和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合作，实现对外投资合作的规模的扩大，力争在中部地区六省对外投资合作排名有所前进，逐步参与和构建山西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五大机制助力山西“走出去”
建立对外投资合作的基本运行机制。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构建对外直接投资服务平台，尤其是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
建立对外投资合作的扶持促进机制。山西通过实施“231”主体壮大工程，通过重点培育20户国际化水平较高的骨干外贸企业、30户有稳定产品支撑的重点企业、100户具有较强发展优势的潜力企业，鼓励并引导其“走出去”，实现外贸型企业向外向投资型企业的转变；对“走出去”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加大扶持力度；加大技术创新投资，促进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促进海外山西企业商会、战略联盟、晋非经济贸易合作区等集群化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从而增强山西企业的综合实力。
建立对外投资合作的产业协调机制。引导鼓励各类企业通过结成战略联盟共同进行国际能源开发；加强优势产业海外投资；引导“股权合同”式农业对外投资；促进“中为西用”的文化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对外劳务合作的人员结构层次，通过选拔、培训等方式逐步提高海外劳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其技术水平。
建立对外投资合作的合作机制。利用 “丝绸之路”、“环渤海经济圈”、“中原经济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机遇，促进山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加强与省外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利用其海外投资的经验，降低风险；国有和民营企业加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政府加强与沿海城市双边或多边“友好城市”“兄妹城市” 海外投资合作协议的签订，以带动山西企业海外投资并加强风险防范；更好利用国外合作企业的专利、品牌、营销渠道等竞争优势，搞好国际合作。
建立对外投资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促进国际品牌的建立和拓展，加强海外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并建立高级人才库，吸引和培养更多符合需要的国际化高素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