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那些标榜为道德高尚的人，都把谋取利润视为万恶之源，把热衷于赚钱的人视为罪大恶极之人。但如果我们不被道貌岸然的说辞蒙蔽了双眼，仔细审视历史，就可以发现，其实利润，只有利润，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大力量。
世上无难事，只要有钱赚。有人言，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是否有这样感天动地的爱情不好说，但若是利润隔山海，那山海定可平。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可以赚大钱，不管是几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还是现在的全球化时代，这都是毋庸置疑的。我对国贸专业的学生说，像我这样当老师的，一辈子能挣几个钱那是一眼就可以看到头的，而你们以后如果从事国际贸易，干得好的话，不要说一个小目标，就是几十几百个小目标也不算难事。
全球贸易总额在2022年达到32万亿美元，创下新高。然而，我们只要稍微想想，就可以知道，要顺利地进行国际贸易，需要克服无数的困难，还有许多风险甚至危险。但是，只要有钱赚，有利润，那一定有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实现目的。而在此过程中，不但积累了财富，也顺带产生了许多其他发明和发现，以及精妙的制度创新。
比如说开拓航线。众所周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探险之旅，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开拓一条通往亚洲的新海上贸易路线，以绕过由阿拉伯商人和意大利城邦控制的昂贵传统商路。麦哲伦于1519年出发开始环球航行，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他希望能找到一条通往“香料群岛”（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的更直接更经济的海上贸易路线。
以当时技术条件，从事这样的远洋航行是拿生命去冒险。事实上，哥伦布在第一次新大陆航行中就损失了旗舰“圣玛丽亚号”，而麦哲伦更是客死菲律宾，最终是由助手完成了环球航行。但哪怕再危险，也拦不住寻求海外财富的各路冒险家，遍布全球的航线终于将各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可与此相对比的是明朝郑和下西洋。1405年到1433年之间，郑和七次下西洋，时间早在哥伦布探险之前。但郑和是奉旨出行，而不是利润驱动，虽然盛极一时，却没有对后世产生什么重要影响。
又比如航海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造船技术的发展。大航海时代，使用的船只主要是帆船。工业革命后，蒸汽动力迅速被应用于船舶，最终取代了帆作为主要的动力来源。而现代的船舶一般使用柴油发动机或者涡轮机。现代的货轮，也从小型帆船发展为了超大型油轮和集装箱船，
同样可与之对比的是，那些奉行闭关锁国不鼓励国际贸易的地方，造船技术不进反退，比如清朝鸦片战争之前的造船技术就远不及清初或明朝。
其他的航海技术如导航技术、通讯技术、安全和救援技术等也不断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顺利进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航海天文钟的发现。直到18世纪，航行中测量经度仍然是未能很好解决的大问题。为此，英国议会设立了“经度奖”，定下了最高达2万英镑的奖金（相当于现在数百万英镑）。一位名为约翰·哈里森的民间钟表匠，为了得到这笔奖金，潜心钻研了45年，于1759年完成了他第四个版本名为H4的航海天文钟，在两次大西洋横渡的航行中，它的精度远超过经度奖的要求。哈里森埋头苦干大半辈子的动力不是献身于崇高的科学事业，而是为了俗不可耐的目的——高额奖金。1773年他最终得到了应得的奖金。
又比如融资方式。国际贸易利润高，但风险很大，又需要极为雄厚的资金。航海家们空有技术和野心，没有资本支持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也不可能像哥伦布和麦哲伦那样，次次去找国王赞助。于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们推行以有限合伙、两合公司或股份制公司等方式进行募资，这十分有利于对航海经商一窍不通的陆上土豪如地主、教会和高利贷商人等参与，分享贸易利润，因此可以募集到大量资金。近现代的公司、股票和证券交易等由此而发展起来。
还有保险制度。我常常觉得，保险真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制度安排，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社会。保险的出现是因为航海贸易风险过高，如果不能适当地管控风险，海上贸易将是不可能的事。早在中世纪，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就开始出现了较为复杂的保险合同。这些合同允许商人为他们的货物和船只购买保险，商人支付保费，如果货物或船只在途中损失，保险公司就会支付赔偿。在现代，保险早已成为了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所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也演变得极为复杂精细。而且保险业也从海上保险发展到更为广泛的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等，深度介入我们的生活，并构成了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特别想谈的是，国际商法这一整套的法律制度。
国际贸易的双方处于不同的国家，制度、文化、语言等各不相同，交易通常是不见面的非即时交易。仅就有形的动产货物贸易而言，就涉及合同成立和履行的问题，风险转移问题，违约责任问题，支付问题，运输和保险问题，适用法律问题，争端解决问题，判决执行问题等十分重要且复杂的法律问题。
然后，惊人的事实发生了，这一系列看上去非常困难复杂的问题，在现代的国际贸易框架下，都得到了即使不完美但已算非常有效的解决，为每年数十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仅以贸易支付为例就可以说明。
国际贸易在贸易支付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 买卖双方的保障。卖方不愿承担先发货的风险，而买方不愿承担先付款的风险；2. 买卖双方的资金周转。国际贸易占用资金量大，如果不能迅速周转，则买卖双方很容易陷入困境。
要照一般人的想法，要解决这些问题十分麻烦，甚至不可能。但国际贸易中首先发明了票据，汇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买卖双方的发货和付款义务，并以其无因性、文义性、要式性和可流通性解决了融资问题。票据持有人可将票据贴现给银行获得资金，或背书转让在商业中流通。
后来又有了跟单托收和跟单信用证等支付工具。跟单信用证简直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经典，居然能把买卖双方之外的开证行拉来作为主债务人，为出口商提供付款承诺。银行只要有钱赚，也愿意承担这种责任。于是进口商的商业信用摇身一变成了银行信用，由此取信于出口商，给国际货物贸易吃下了定心丸。
此外，国际贸易中，把提单规定为物权凭证，提单（而非货物）的转移意味着物权的转移，由此通过跟单汇票，跟单托收或跟单信用证将买卖双方、银行、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等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货物运输和单据流转两套流程，区别于国内贸易的单向流程，以此来解决交货和支付的问题。
这样复杂的法律制度，如果不是国际贸易的从业人员，要弄清楚都颇不容易，但商人们不但发明发展了这些制度，还玩得风生水起，其统一程度和适用范围远胜过了一般的国际法和国内法。
比如，世界各国不管哪个银行开立信用证，遵循的都是国际商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而买卖双方订立合同所用贸易术语，也基本都使用国际商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要注意，这些规则理论上只是国际惯例，由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但在实践中却达到了极高的统一性。而在国际商事仲裁方面，已有160多个国家加入1958年《纽约公约》，也就是说，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可以在这160多个国家得到执行，这是外国司法判决所望尘莫及的。
国际商法能够如此成功，绝不是因为千千万万的商人或者商会，多么大公无私，多么高风亮节，而只是因为国际贸易有钱赚，有大钱赚，因此他们致力于发明和推行有利于国际贸易，有利于实现利润的法律制度。
有心人可以对比一下没有利润目标只唱道德高调的那些领域，比如国际公法领域的发展状况。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
由以上分析可见，国际贸易不仅创造了天量财富，还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且，所涉及的绝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方面——科学技术，保险金融，公司证券，商事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等——国际贸易还推动了各国在语言、文化和观念等方面的交流统一，并吸引或造就了各行各业高素质的人才，如航海家、企业家和制造商、投资家、银行家、各种法律专家、各种语言的翻译、各种外国通，等等，相应的专业知识也随之迅速发展。
再重复一遍，国际贸易每年数十万亿美元的贸易额和日新月异的发展，都是利润驱动的。是追求营利的商业，不是无偿的援助或慈善。
国际贸易当然不是孤例，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互联网支付，前几年，微信扫码支付出现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就遍地开花，连校门口的三轮车和小吃摊都挂上了二维码，没过多久就取代了现金支付。这是因为有政策宣传要推广技术创新吗？当然不是。因为消费者倾向扫码而不愿带现金，为了赚钱，即使三轮车师傅目不识丁，也要秀一把二维码。还有快递物流、外卖、网约车、直播带货等领域的高速发展，不为别的，也只是因为利润，因为有钱赚，相应的，我们的生活因此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需求得到了满足。
理论和历史都反复告诉我们，利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然而，无论哪里，都有太多的人在反对利润，同时，却热切地期盼进步，期盼创新，期盼工作机会，期盼繁荣和富裕。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最终，这不过是现实版的叶公好龙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