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些大厂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享受了人口的红利，现在却让35岁的人退居后台，这是人才的浪费，毫无道理！我们有些大厂说“我给的工资很高”，但工资不是一切，人还有尊严。如果大厂不能善待员工，整个社会的风气就往下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从学历贬值到35岁危机，从大学生考公潮到大学生送外卖，从内卷到躺平，从焦虑到摆烂，教育、就业、生存……今天的年轻人，似乎遭遇了比上一代更多的挑战，感受了更强的现实落差。
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都和他成长的时代紧密相连。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不论是上升通道的迅速缩窄，还是伴随疫情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衰退，理解当代年轻人的困局，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
“我们这个制度有问题，我们得改，然后促进社会的风气改，整个环境才能变好，大家才不那么‘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直言。
5月9日，姚洋做客巨浪视线《不会就问》直播间。姚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新政治经济学和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我在这是坚定地为民营企业说话的，但是民营企业有问题，因为是你们把这个‘35岁危机’搞出来的，35岁就让人退休，这是人才的浪费，毫无道理。事实上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到法院告他们去。你们把我说的这一段截下来，直接送到大厂让他们去听一听，我觉得这太重要了。”谈及对35岁危机的看法，姚洋老师充满锐度的思考、深入浅出的回答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本次直播中，姚洋老师还带来了他的新书《经济学的意义》。这是一本写给普通人看的经济学入门书，旨在以我们身边的事例来生动讲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帮助读者构建对经济学的完整认知，思考社会是如何运作的。
以下为对话实录：
张不会：我很羡慕姚老师那个时代，因为我觉得那个时代好像机会很多。现在年轻人面临很多问题，先说教育。今年以北京为例，硕士和博士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科生，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姚洋：其实从北大来看，这种现象都发生了至少15年。因为北大本科生的数量和我们那个年代相比没涨多少，涨的主要是研究生，现在北大研究生的数量是本科生数量至少2倍，所以你要从北大看，这种现象早就发生了。只不过现在是放大到整个北京市，下一步可能上海等一线城市都会是这样。
我觉得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学里说的，它有一个自我发信号的过程。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很难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能力。作为求职者，怎么表明你是有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接受更多的教育，比如说你能学很难的学科，像数据科学、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好多学校的人工智能硕士生，毕业起薪就七八十万。但这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信号，未必这些学了人工智能的人就有多聪明。我学数学的，就比他干的差吗？未必。
第二个方面就是东亚社会的文化。不光是中国社会，整个东亚社会都是考试社会、文凭社会，大家都奔着越来越高的文凭，读了大学还不行，还得读硕士，读了硕士还不行，还得读博士。其实在美国读博士后是一个很坏的信号，因为找不到工作才会去读博士，国内很多地方也差不多是这样，但在一个考试社会里，就会水涨船高，大家追逐越来越高的学历。
而且这种文化不光东亚存在，你到德国去，你会发现好多公司高管递来个名片，一定是加一个Doctor，德国人特别爱这个博士学位。我们中国也是，那些企业家读了EMBA觉得还是不行，那怎么办？还得去读一个博士，一样的。
张不会：中国是不是有一天会和德国一样“卷”？
姚洋：我觉得恐怕很难避免，没办法，大家都是要“卷”教育。有些人觉得农村居民不重视教育，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对口支援的云南省弥渡县，弥渡县是全国贫困县，结果人家县委书记说，“我们不需要钱了，钱我能搞到。”“那你需要什么？”“能不能把你们北大附中的资源给我引进来？我们县里头的老百姓都抱怨说我们现在没有优质教育资源，能不能给我引进一个中学？”这是他最关心的。
如果你到农村地区，你会看到读高中现在也基本上成了绝大多数孩子的标配，因为只要读了高中，80%的概率可以读大学，很少人直接拿着高中文凭出来就业。我看了1995年出生的人接受教育的数据，其实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好。28岁这批人，40%有大学文凭，40%只有初中或以下的文凭，20%的人最后就是高中文凭。
张不会：这群人应该是最尴尬的一波吧？
姚洋：对，很尴尬，拼体力劳动他们拼不过初中毕业生，拼技术又拼不过读了大学的人，所以高中生的确是比较尴尬，但还有40%的人连高中都没读。
张不会：这个状况还挺糟糕的。
姚洋：对，挺糟糕，因为这40%的人绝大多数都在农村。过几年我们再看一看下一拨人，比方说2000年出生的人，可能情况就会好一些。
策划人/张鹏会 张紫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