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
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无论是金融技术、金融组织还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处于世界前列（至少与西方不相上下）。但自从欧洲出现了所谓“金融革命”，中西方金融发展道路有了显著分野，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开始落后于西方。因此，一般认为金融革命就是所谓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分岔点”。正如经济大分流问题一直是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需要直面的命题一样，金融大分流问题也是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推进中国金融学创新发展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理论命题：一方面，从分流的进程中我们可以总结金融演进的基本规律以及各国金融发展得失；另一方面，揭示分流的深层逻辑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大历史视阈下的“中国特色”，为金融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智慧。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由于金融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公共信用革命，本文首先考察了中西方公共信用市场千年发展史。其中，西方国家以发债为主。13—15世纪，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诸城邦建立起了蒙蒂体系，公共信用市场的“小国模式”取得了初步成功；16—17世纪，同样作为商业共和国的荷兰（联省）则将其进一步发展。该国公债市场长期运转良好，使其以较低的借贷成本汲取了巨额的财政资源。“荷兰式财政”成为欧洲各国艳羡的对象。然而，公共信用市场从“小国模式”向“大国模式”的过渡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这一时期欧洲主要大国（西班牙、法国、英格兰等）发行公债的探索均告失败。直到17世纪末，“光荣革命”后的英格兰才通过限制王权、构建有限政府，破解了所谓的“王权悖论”，逐步建立起了政府的可置信承诺，最终取得了公共信用市场的成功。而传统中国则具有“发币不发债”的特点。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而且在宋元时期就已建立起了领先世界的信用货币体系。但是由于国家权力（皇权）始终缺乏制度性约束，宋、金、元等朝代末期都出现了纸币滥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现象。元代以后，中国在公共信用市场上的创新无论是发币还是发债都趋于停滞，直到19世纪末才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进行过几次发债尝试，出现了“沉寂的五百年”。由此可见，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本质在于能否建立起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
上述逻辑（即国家信用逻辑或公共信用逻辑）指明了近代可持续公共信用市场的诞生条件，较好地解释了传统中国公共信用市场的失败（以及近代欧洲的成功），但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其假定信用的需求是给定的、不变的（或是无须解释的），认为关键在于信用的供给。但实际上中西方的公共信用需求不仅存在较大差异，且各自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均出现过较大的变动；第二，其难以解释中国公共信用发展的“沉寂五百年”。毕竟同时期的西班牙和法国等国都在强化王权的同时不断进行着公债试验，而它们的赖账也是臭名昭著的。因此该逻辑链条并不完整。基于此，本文将公共信用需求作为核心，通过引入政治目标（目标函数）和治理模式，提出了金融大分流的国家治理逻辑新假说。
国家治理逻辑认为大分流的根源在于中西方政治目标的不同以及二者在14世纪前后治理模式的分野，具体来说：由于面临不同的内外部约束（中国自身体量大、外部压力小，而西方国家自身体量小、外部压力大），中国统治者的目标更侧重维护国内稳定。中国在唐宋变革后，国家力量持续退却，地方精英持续崛起，到明清时期政府已经更多依赖地方社会、动用非正规能力实施治理，这在最大限度上压缩了自身的财政需求，使其对公共信用融资缺乏兴趣，相关领域的金融探索则随之趋于停滞。而同时期的欧洲王权（相对教权、贵族权力）崛起、国家（相对于社会）崛起，主要国家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因此其首要目标在于保护领土和国民财富安全（大航海时代到来后，还要保护本国的海外利益）。为应对接连不断的战争，这些国家的军事—财政需求持续上升，不得不大举借债、开发本国的公共信用市场。中西方治理模式14世纪前后的分野最终导致双方的国家能力（财政能力）在近代早期出现了大逆转，并为二者19世纪中叶的悲剧性相遇埋下了伏笔。
相比其他研究，新假说强调“目标函数”决定“行为方程”，揭示了政治目标以及与之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选择在各国金融制度长期演进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为分析金融大分流提供了更为完整的逻辑链条和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机制。
基于这一假说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为现代化融资所进行的探索，本文指出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必须超越金融大分流所暗含的“从分流到合流”的理论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基于这一论断，以金融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深刻总结各国金融发展所呈现的规律性认识，又要找准并坚持中国特色，真正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
一方面是要深入总结各国金融助力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第一，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和与之契合的国家治理模式对于一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第二，历次工业革命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撑。作为“企业家的企业家”，金融之于实体经济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持后者的基本运转，更在于支撑其不断创新；第三，发达经济体近两三百年形成的带有本国特色的“最佳实践”值得学习。包括：德国的全能银行和“耐心资本”，美国的资本市场和风险资本，以及北欧的社会保险和包容性创新等等。
另一方面则是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归根结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第一，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中心的发展目标，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好党协调中央、地方，统领金融、财政的天然制度优势，将党的领导嵌入“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当中，促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第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从源头上抑制金融风险的积累；第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以国有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更好服务以民营占主导的实体经济；第五，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维护金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