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监）
以1823年日升昌创立为标志，今年是中国票号诞生200周年纪念年。以1923年日升昌的清算基本结束为标志，今年又是中国票号历史终结100周年的祭年。
200年前，杰出的山西商人，面对工业革命的变局挑战和资本主义萌芽，在“前没有模式可效仿，后没有官家给予撑腰”的背景下，硬是在极为落后的货币制度基础上构建起堪称精妙的汇兑体系，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全新的业态。这一伟大的创举把晋商推上了顶峰，把中国传统金融推上了顶峰！
山西票号有效地破解了中国商品经济因汇兑不能有效实施而受阻的困局，促进了社会分工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与此同时，又打造出一种既传承又具有先进性的金融文化和商业文明。我想强调以下几点：敬事如神的虔诚心，宁静致远的洞察力，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激情，尊重规律的理性和智慧。这些精神并不空洞，而是已具化为人们的思维观念和行为习惯，具化为随时随地、各行各业可借鉴的经验，迄今仍然影响着我们。
事物生生灭灭是历史规律，但精妙完美的票号辉煌百年之际，竟突然终结有些令人困惑不解。相比美第奇家族从13世纪到18世纪中叶，兴旺了500年，罗斯柴尔德从18世纪中叶兴旺到现在300年，中国传统当铺动辙百年，有的达300多年，而票号仅100年，走的过早过快，走的没道理！论从事的行业，迄今还是一个具有无限发展空间的高大上的行业；论其汇兑业自身的制度、内部风险控制能力，许多东西至少还不落后；就其本质的东西而言，至今也还活着。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倒下的那刻起，始终压迫着人们，特别是山西人的神经。以今天的眼光看汇兑业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它太完美，美的不可思议。然而也正是由此，才麻木了后代的神经，丢失了持续创新的灵感。具体原因，历代学者及社会各界关心票号的人们，给出了许多合理的解释。我这里只想补充两点，在我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两点：
一、总号脱离中心城市，时局判断失误；信息不准不及时，重要信息不能识别。基于此，对时局感知能力下降：技术、社会、金融在可调整的时间中反应迟钝，审时度势不足。
二、资本不足，业务单一。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观点，认为票号是因为清末民初政府兴办银行、银号，抢夺走了军饷、漕银的汇兑业务。这个问题还在于票号自身。市场竞争拼的是价格。说到底与银号、银行之争，不论是官办商办，最终靠的是价格。当市场打开，许多主体进来后，过去仅只一家或少数几家，现在别人也可以承担，自己的业务相对单一，所以短距离的汇兑比不过银号钱庄，远距离比不过银行。规模效应理论告诉我们，比较银行，单一业务模式，成本无法摊簿。而要综合经营，没有资本就无法扩大。几十万两对于一般商业甚至钱庄是大资本，但对于全国性的银行，又是不足道的。由于资本不足，发展信贷业务就因资本充足率低，受到限制。而这又与无限股俸制的治理结构有关。其实，有限无限并不是不可以协调，而是愿不愿的问题。
我们不能苛求先人，今天的纪念就是要从先辈走过的路找到我们前进的路标。200前，面对百年变局，票商创造了辉煌，赢得了荣耀！100年前，面对千年大变局，票号遭受了挫折，留下了遗憾。今天又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我们这代人要作出回答。回顾历史，缅怀前辈，就是要传承传统，用开放的胸襟，拥抱新时代，做好抉择，展现新的荣光。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挖掘传统晋商文化的内涵，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距离票号乃至晋商所蕴藏的宝贵遗产价值，工作还有许多欠帐，要承认距离总书记的要求、距离社会的企盼，还有不小的差距，希望我们各界共同努力，做好这篇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