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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之源头在哪里？这是一个似乎没有太多人关注的事情。
晋商故里晋中，定义上绕过了“源头”关键词；晋商之都太原，定义上也绕过了“源头”关键词。
那么晋商发源于哪里呢？
一定不要让余秋雨的“抱愧山西”中对晋商大院的描述，而错误的认为是在晋中。
晋南也就是现在的运城和临汾，才是晋商的发源之地，也是中古商业史的发源地。
遗憾这2个地方的政府早些年没有抓住这张“历史王牌”，被晋中市抢了头筹。
中国晋商俱乐部在2013年曾以“临汾在晋商发展史上的地位”为主题，在乡宁戎子酒庄搞过一次《晋商八友记》活动。
有愿意了解的朋友可以“点击这里了解第十期《晋商八友记》走进戎子酒庄热议临汾在晋商发展史上的地位”
晋南才是晋商的发源地
作者： 张奎胜
晋南史称平阳，地处黄河东岸，汾水之畔,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晋南是尧舜禹古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社会经济十分发达，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晋南不仅有以文明始祖尧庙、黄河壶口瀑布、洪洞大槐树等为代表的根祖文化，而且还有着以关公文化为代表的晋商文化。
现在一说到晋商和晋商文化，人们大都认为以晋中为代表，人们印象中就会出现晋中几个大院和平遥古城,晋中也自称为“晋商故里”、“天下最富”。但是，历史事实却大相径庭。这种认识误区的形成，是因为一些影视剧热播等人为的的误导。大量史料足以证明,晋南才是晋商的发源地,平阳商帮才是晋商的杰出代表，晋商文化也是临汾深厚文化底蕴的一大亮点。
据《易·系辞》记载，早在先秦时代,平阳就开始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推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经济政策，使关卡畅通，经贸发达，使晋都故绛(晋南翼城、绛县一带)成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儴儴，皆为利往”的商贸中心，当时的富商大贾，其财足以“金玉其事，文错其服，以至富比公室”，从而导致晋国成为“国富兵强、财用不匮”的千乘国家，曾称霸诸侯一个半世纪。
秦汉时代，平阳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到了宋代，平阳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据《马可波罗行记》称，元代“从太原到平阳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说：“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据明成化时《山西通志》言，“平阳府君子优深思，远小人”，“勤于耕织，服劳商贾”。崇祯时《山西通志》言，明代的平阳商人，规模越做越大，范围也越闯越大；他们“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每携资走四方”，“虽海溉山阪，皆有邑人”。到了清代，山西商人更是北上俄罗斯，西去阿拉伯，南下暹罗，东渡日本，“远贾安息”即今之伊朗，终于成为堪与世界著名商帮一较高下、且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商业劲旅，被誉为“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当然，凡是有晋商的地方也就必然有平阳商人。
晋商到明代开始“结伙成帮”，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稗类钞》：“亢氏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明代开中制后，晋商大多都是晋南盐商，平阳的亢氏，蒲州的张氏、王氏、展氏积累起大量财富时，晋中的王家、范家、常家、乔家都还没有起步。
平阳商帮在明代就有“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之誉，是晋商中率先发展、居于首位、实力最为雄厚的代表性商帮。北京创建于明代的商人会馆共12个，属于今临汾市范围的就有临襄会馆、临汾东馆、临汾西馆、晋翼会馆、洪洞会馆、浮山会馆、襄陵会馆等7个。由此可见，明代在北京的平阳商人势力之大。
明清时期，平阳府亢氏人称“亢百万”，是“富可敌国”的全国首富，与襄汾县师庄尉家、北柴王家、南赵杨家、南高刘家并称晋商五大豪富。据《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平阳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山西通史》（明清卷）记载：临汾亢家，“蓄资以七八千万计”；“襄汾的尉、王、刘、杨等家族资产也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尤其是尉家在鼎盛时期日进斗金”。而晋中的侯、曹、乔、渠、常、刘诸姓人家鼎盛时期资产仅在七八百万两到百万两，与平阳商帮不在同一档次。况且晋中的几大家族主要兴盛于清朝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间,而平阳帮则称雄明清两个朝代及民国时期长达500年之久。
晋南还是晋商兴起的精神之源，晋商成功的精神起点。这个精神源泉和起点就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关公关云长的老家就在平阳府运城解州盐池附近的常平村。关公崇拜是晋商一个独有的现象。关公成为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尊为武财神。晋商所到之处，以会馆为载体，到处建关帝庙。全国多达30余万座，几乎百里一座。晋商以关公作为精神支柱，以关公的义气来教育和约束同乡、团结同行，借助关公的神武保护财产安全和经营昌隆。关公是晋商商业人格升华的催化剂，关公是晋商商帮团结的粘合剂，关公是晋商文化的载体或符号，关公就是晋商在商战中的道德信用卡。
通过对已收集到的晋商史料总体分析，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问题，把晋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漫长历史，特意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自明初至清朝中叶300多年间，是平阳商帮一枝独秀的时代。明朝是晋商崛起的早期阶段，率先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就是平阳商帮。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运城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联姻为亲戚，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明代平阳府还有许多著名商人，如沧州盐商展玉泉，长芦盐商王海峰，专门在甘肃一带经营粮草、输粮换引的范世逵，一直在西北经营的曲沃富商李明性，在辽东经商的安邑人王玺，活跃在吴越冀豫间的席铭，另外还有洪洞李家、刘家、董家，襄陵的乔家、高家等。临汾赵家兄弟创自明朝正统年间元年（公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号“六必居”，距今已有580年的历史；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老字号“都一处”、“乐仁堂”、“红星二锅头”等都是临汾、浮山等地的晋商首创和经营的。
这一时期平阳商帮的杰出代表是临汾亢家。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钱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在华北占有良田百万亩，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中国经济全书》称：“亢氏……，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许指严所撰的《象牙焚身录》记载，乾隆皇帝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
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散文集《万里行记》中曾讲：“百年以前，扬州是中国最热闹的大城市，与西 安、北京、洛阳齐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与巴黎、伦敦、罗马、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并列，可见其繁荣程度。”而盐是当时最重要的商品，明清两淮盐商的总数，当以千百计。关于明清扬州盐商中的巨富，历来有“北安西亢”或“南季北亢”之说。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南季”指江苏泰兴季氏。“西亢”“北亢”均指山西平阳（今临汾）亢其宗及其家族。孙静安《栖霞阁野乘》卷下有《季亢二家之富》条，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lie)于王侯。”《扬州画舫录》卷九对盐商亢氏在扬州的庞大家业，有这样一段记叙：“亢园（扬州瘦西湖前身）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当时民间流传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第二时段：自清朝中叶至清末一百多年间，是“北号南庄”，或者叫平（遥）祁（县）太（谷）介（休）商帮与平阳商帮两大商业劲旅竟辉并存的年代。晋商票号大多集中在晋中，晋商钱庄则大多集中在晋南，而且比票号产生要早得多。钱庄与票号金融汇兑功能类同，但是钱庄无论在资金规模之大、总体数量之多，还是运营时间之长，都是票号无法比拟的。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记载：“今襄汾县汾城镇永德泰钱庄，创建于明万历44年（1616年）”，也就是说，南高刘家最早经营金融资本的商号，比平遥日升昌票号（创建于清朝道光四年，1824年）要早208年。当时平祁太介商帮主要从事北方、东北、内外蒙古、俄罗斯一带的生意，而平阳商帮则称雄于京师、河北、中原、江浙、西南、西北及东南亚一带。
晋商设立的钱庄和票号，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鼻祖”。正象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所说：“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进入中国。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的票号、钱庄还开到国外去呢，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有它历史上的功劳，在中国是首创的。”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代表人物除临汾亢家外,还有襄汾尉家和王家。雍乾时期，尉家代表人物尉佳瞄准江、淮、山、陕“民稍宽厚”的有利环境和两湖、安徽丝绸丰收的有利机会，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新商号，扩大经营范围、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富庶地区，遍布大江南北全国18个省市。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鼎盛时期可“日进万金”。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视精神价值，对待店徒，平等宽厚，薄利厚薪，实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红。为安定号员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慰问演戏。尉佳还按时到扬、苏等地亲自主持店号。雍正时尉家延聘在扬州卖画度生的郑板桥为家塾教师，资助他应考科举，直至乾隆丙辰中第进士。郑板桥为感激尉家的知遇之恩，为尉家留下“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和“难得糊涂”等石刻墨宝．至今传为佳话；襄汾王家王协在承办运城盐务时，用巨资买得盐池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杭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成为晋商中仅次于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贾，名列乾嘉时期全国巨富之列。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盐务的企图，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
第三时段：清末、民国至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之前，是平阳帮依旧辉煌的年代。
晋中票号在清末民初先后倒闭，而晋南许多钱庄、商号却一直延续到民国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之前。史称“京师大贾数晋人”----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临汾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襄汾人姜赞堂在前门外兴隆街开的“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经销平阳麻纸和西洋纸张的店铺，业务联通海外诸国，一度占领全国纸业半壁江山。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杰出代表是襄汾南高刘家。刘家的代表人物乙亥举人刘笃敬,从1905年到1916年之间，执掌山西工商界牛耳达十一年，担任山西商务局总办、山西商会会长、保晋公司总经理，山西咨议局副议长、山西议会副议长、中华矿业联合会副会长、同蒲铁路总办等职。其业绩已收入《山西电力工业志》、民国八年《太平县志》和1991年出版的《襄汾县志》等史志版本。
刘笃敬他积极领导争回山西矿权运动，在与英商福公司谈判中，据理力争，挫败英商，1908年1月代表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签约赎回山西矿权，遂以275万两白银将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平阳各矿产赎回自办。
刘笃敬还大胆投资现代工业，于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即太原电灯公司，以山西第一个办电人的光辉称号，载入桑梓史志；他还通过好友同盟会黄兴暗中大力资助辛亥革命,1912年9月孙中山到山西考察时，曾约刘笃敬长谈，同盟会山西支部欢迎孙中山与山西各界名流拍照合影时，在孙中山的右侧是阎锡山，而左侧就是刘笃敬。由此可知刘家在山西当时各界中的地位是何等显赫。《山西通史》卷六《人物志》称赞刘笃敬“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
这一时期晋商代表还有襄汾杨家。历史进入清末民初，国事日非，外受列强侵略，洋货泛滥。二三十年代，晋南各地洋布、洋面、洋烟、洋煤油、洋火柴、洋丝线、洋纸张、洋咸盐以至洋画、洋书（新约全书）等洋货，几乎充斥市面。太平南赵杨家在此时刻，以振兴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为己任，挺身而出。此时已是西北商界巨魁的杨世堂，将投资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并将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回报晋南家乡。他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开设药铺、古城粮店，作为回旋门面。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以数万银开办新绛火柴厂，又以巨额资金投入新绛大益纺纱厂，建立起晋南第一家股份制现代企业。太平杨家以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经两代人奋斗，一跃成为拥有数十座商号和两个现代工厂的巨富，估计至少也有千万银元家产。
对于晋商所铸就的五百年商业辉煌，我们不仅需要抬头仰视，更需要低头思考。学**重温明清晋商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尤其是晋南平阳商帮更是晋商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