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 和张春桥的斗争
1974年6月份，中央在解决山西问题的时候，政治局会议上矛盾终于暴发了。王谦在向中央的汇报会议上说：“我站出来工作后，因病住院，谢振华派人盯我的哨。”
张春桥听了这话大不以为然，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王谦是被打倒的走资派，现在站出来工作，还说有人盯他的哨，这是不是反攻倒算？”
陈永贵一听觉得不对味，表面上没有反对，内心却想：“走资派已经解放了，站出来工作，你派人盯人家的哨，这对吗？这样对人家不信任，还让人咋工作哩？”他本来想说，可是又觉得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得到了江青的支持，自己理论水平低，就没敢轻易表态。只是一直在心里嘀咕，觉得张春桥这个人不对味。
9月份，陈永贵回到了昔阳，我到大寨去看他，他说：“王谦在山西怕不好工作。”
我说：“为啥？”
陈永贵说：“张春桥很注意他。”接着又给我说了张春桥的那段话。
我听了说：“这话除了政治局委员，山西其他人谁还知道？”
陈永贵说：“除了政治局委员，山西没人知道。”
我说：“这话可别再和其他人说了，否则传到社会上，王谦就更不好工作了。”
陈永贵沉思了一阵说：“你看王谦这事是不是跟中央其他人有关系？”
我说：“这我怎能知道？你在政治局感觉到怎么样？”
陈永贵又想了想，说：“这不光是对王谦，现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里边站出来的走资派可不少啊！”
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人事问题时，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任装甲兵司令。谢振华与陈永贵多年不和，从山西下来又要当装甲兵司令，陈永贵当然有意见，就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
说着，陈永贵还举出例证来，说王谦在山西怎么被人跟踪，文革初期造反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销毁等等。张春桥听了冷冷插言道：“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别人看出来。”
张春桥这样说是借机讽刺陈永贵爱出风头，但并没有点名。张春桥在话中影射的主要是陈永贵对周总理的态度。陈永贵每逢周总理讲话时，总是听得极其虔诚、认真，总理讲完后，他总是带头鼓掌，并且把手举得很高，显得非常突出。张春桥平时在背后就常对人说这类话，贬低陈永贵。今天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说出，陈永贵一听就冒了火，他怒目瞪着张春桥问道：“你这是说谁哩？”
张春桥听了仍然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陈永贵不服气地说：“党的会议不让我说话？山西的事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这天的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在场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看到陈永贵和张春桥公开闹翻，也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吭声。其实陈永贵顶张春桥，不少政治局委员都很同情陈永贵，认为陈永贵这次可是捅了一下马蜂窝。
1974年12月23日下午，陈永贵应韦国清之邀，坐飞机到南宁，参加广西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听说后，专程坐飞机到机场迎接。
许世友和陈永贵关系很密切，因为他俩都是大老粗。平时两人见了面，许世友经常跟陈永贵开玩笑，俩人颇能谈得来。许世友和张春桥也是死对头，前几日他听说陈永贵和张春桥吵了架，非常高兴。这次陈永贵到了南宁，许世友对陈永贵的招待格外地热情周到，在饭桌上，俩人交杯换盏，痛饮一场。
饭后，许世友来到陈永贵的卧室，俩人又打开了话匣。陈永贵带着酒劲，把几天来憋在肚里的话痛痛快快地向许世友倒了出来。他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他有什么不得了？我这个政治局委员是毛主席、周总理让我干的，要不是毛主席说了，我还不想干呢！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拉倒，我随时准备回大寨种地。”
陈永贵以为这跟他在大寨、昔阳和老朋友聊天一样，发发牢骚，聊聊天就算啦。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回到北京时，许世友已经给毛主席拍了电报，说陈永贵对张春桥有意见，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讲话。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
毛主席接到许世友的信，就在上面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怎么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件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周总理接到毛主席的信，立即把陈永贵叫去问：“永贵，你在南宁讲什么了？”
陈永贵一听，有点发懵，一时说不出话来。总理又说：“你给许世友说什么来？”
陈永贵这才恍然大悟，就把在许世友跟前骂张春桥的话说了一遍。总理听完说：“许世友把你的话告诉了主席，说你对张春桥有意见，主席让我解决。我现在马上要住医院，还需要治疗一个疗程。等我出了院给你们解决。”
总理没有责怪陈永贵，只是很亲切地嘱咐他说：“今后说话要注意一些，你对中央的一些情况还不了解。”
告别了总理，陈永贵还有点懵，有几个问题总也搞不清来龙去脉。他想。我跟许世友关系挺好，只不过是和他聊聊天，可他为什么把我的话又告给毛主席呢？毛主席为什么又让总理来解决？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看哩？这些问题陈永贵只是一个人翻来覆去地盘算，也不敢随便和其他人谈。
1975年1月份，我因病在昔阳老家养病，陈永贵回大寨后，就来看我。一进门他就给我说：“啊呀，这次可闯大祸了！”
说完事情经过，陈永贵问我：“你说为什么许世友把我的话告给毛主席？”
我说：“我也一时搞不清。我根本不了解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情况，说不来。”说完我又问道，“你认为他为什么？”
陈永贵说：“许世友对张春桥也很不满意，可是他也不敢说，是不是利用我这个炮筒来闯祸？”
陈永贵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我说：“有道理。有道理。你才回中央，在政治局不属于哪一个山头，你又不想夺谁的权，无非是看不惯就放炮。这恐怕就是你的优势，你的作用也在这里。”
陈永贵笑了，情绪由紧张变得轻松起来。他接下来又说：“这能解决一个什么样？人家现在正红得发紫哩。”
我说：“这些你听总理的安排，按总理的意见办。”
陈永贵走后这一夜，我思想上很不平静，又在想许世友为什么把这话告给毛主席？最后我对陈永贵进政治局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央需要有这样一些人，私心杂念少，敢说敢道，能把下面的情况反映上去。这恐怕就是陈永贵的作用。许世友正是利用陈永贵这个优势来发泄他自己对张春桥的不满情绪。
总理住进医院后，因为病情不断恶化，一直没有出院，这个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可是陈永贵和张春桥的个人关系却越来越不协调。
抓捕“四人帮”之后，陈永贵和张春桥关系不睦一事在昔阳的干部中渐渐传开，人们对此有各种的猜测，有的人说这人真是走洪运呀！进了北京没有多久，不仅没有陷进“四人帮”这个黑窝里，而且还和张春桥对着干；有的说这个老农民跟上海那些洋里洋气的人生活方式和感情本来就合不来，这就注定了他和“四人帮”不会搞到一起来；有的说这可能是周总理、李先念指点他的结果；有的说这人不简单，虽然出身农民，但很有政治头脑，能够看出方向来。有的人也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政治头脑，还不是撞对了，在庐山会议上还不是照样上当。”总之对这个问题是议论纷纷，说法不一。
我对这些议论经过长时间的思索，觉得陈永贵同志确实像周总理说的那样不是一般的劳动模范，他跟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深知人民的疾苦，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敢说敢做。从解放初期组织互助组，试办初级社，一直到合作化，他坚定不移地在农业上走集体化的道路，认为只有搞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他在这条前进的道路上没有发生过动摇，当党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偏差，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损害了人民利益的时候，他又不顾个人安危，敢说敢做。
1958年“五风”盛行的时候，他宁不过河进京，也不虚报产量，而且几次到县里找我，反映下面虚报产量的“浮夸风”；1959年“平调风”盛行的时候，他坚决顶住不干；1964年“四清”发生“形左实右”的错误的时候，他跟“四清”工作队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向华北局、山西省委反映情况，直至把想整垮大寨的“四清”工作队调离大寨为止；“文革”开始，他给总理反映实际情况，为“十月事件”的受害者平反；“文革”中，他看到农村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就逆流而上，冒着极大的风险，向中央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提出在基层不要搞夺权的主张，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保护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基层干部。
想到这些，我不由得说出一句话：“这真是铁肩担道义，活舌吐真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