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请求搬出钓鱼台
陈永贵1974年9月正式回中央工作后，10月29日，他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进钓鱼台国宾馆三号楼。
钓鱼台国宾馆是北京西城的一处绿树掩映的皇家园林，普通老百姓从旁边路过，只能隔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边的鸟叫声，看到露出墙头的绿树和黄瓦。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都大大方方地敞开着，大门两侧永远笔挺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少有人敢在这个威严的大门前驻足张望。至于门内的那座爬着青藤的假山背后还有什么，平民百姓只能去瞎猜了。
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党政要员除了王张江姚外，还有纪登奎、吴桂贤等人，他们都是一人一栋楼地住着。吴桂贤是和陈永贵同时搬进钓鱼台的。当天晚上，江青带着山东大葱、煎饼去三号楼看望陈永贵。陈永贵住在二层一个三间大套房里，有卧室、办公室、会客室。陈永贵招呼江青坐下，没说几句话，吴桂贤也来看陈永贵。
江青便拉着吴桂贤说：“你的头梳得没有气质。”
说着，江青便给吴桂贤梳起头来。陈永贵在旁边刁着烟嘴一口一口地抽烟。
三号楼虽然宽敞、舒适，可是对一生爱土地、爱劳动，整天想着怎么多打粮食的陈永贵来说，越住越觉得不是滋味。住了20来天，他就到西藏走了一趟，又找了一个机会回大寨住了20来天。
12月下旬，陈永贵又从北京回到大寨。他去看我时，我问：“在北京觉得怎么样？”
陈永贵说：“房住得很宽敞，吃得也很好，可是我这个庄稼汉你还不知道？享不了这福。中央让我管农业，从书本、文件上我学不来多少东西，只能从人身上、从土地上学点知识。可是那里离地很远，人一般也去不了，我怎么工作？我准备给主席写封信，把我的大部分时间还是放在大寨、昔阳、全国各地为好。”
陈永贵走后，我一直在想他的话，觉得陈永贵这个人很重实际，有雄心壮志，有自知之明。其他住在北京、省城甚至是县城的干部都不想下去，而陈永贵则相反。记得在五十年代，毛主席几次讲，“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如果不下去，就让刘伯承将军放大炮机枪把你们赶下去。”而陈永贵不想住在京城，主动要下去，这真是陈永贵与众不同的地方。
1975年3月，我到北京检查身体，见到了陈永贵。陈永贵又给我谈到他在钓鱼台的感受，说：“五十年代常听毛主席反对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我现在才真正尝到了这种滋味，真是文山会海。我哪是这个料子？这样长期下去，乡也误了，城也赶不上，真是扑篮打水两头空。可有啥法子呢？”
这时我发现陈永贵很苦恼。我说：“你是管农业的，多到下面跑一跑，接触点实际。坐机关和在生产第一线是不一样，你现在不是直接生产粮食，你是在制定生产政策和措施。这就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行。”
陈永贵很着急地说：“是这样啊！可是我不是今天开会，就是明天学习，看起来也没一会闲。你要不主动提，还是下不去。”
陈永贵就是在这种情况的逼迫下，在1975年4月份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搬出钓鱼台国宾馆，并提出他的工作计划：“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昔阳蹲点，边劳动，边工作，边总结经验，促进点上的经验在面上更好的推广；再用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农村有重点地作些调查研究；畄下三分之一时间回中央学习和工作”。毛主席接到陈永贵的报告后，大加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