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住进钓鱼台后的观感
1974年秋，陈永贵从昔阳带走了三个人，一个是秘书焦焕成、一个是警卫员张银昌，还有一个厨师，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1975年一月份，陈永贵在全国人大四届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
四届人大本来打算是1974年秋季召开，可是因为周总理患病，不能出席会议，会期就一直往后推。在此期间，中央内部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意见分歧，陈永贵对此有了一定感觉。当时，一些人积极活动，想利用周总理患病，由他们来主持四届人大，因此几次提出要提前召开。
毛主席表态说：“四届人大等总理出院后再开。”他们不甘心，便派人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们。
陈永贵对这些情况越想越发愁，觉得中央内部斗争复杂，自己又不识几个字，对自己即将担任副总理这个职务感到很不适应。
四届人大召开前，在医院养病的周总理有一天召见陈永贵。陈永贵到医院首先问及总理的病情。总理说：“四届人大要让你担任副总理。”
陈永贵说：“总理，您还不了解我？我连一封信都写不了，副总理这个职务怎么能担得起？”
总理说：“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李闯王也不识几个字，还不是打到了北京，结束了明朝的统治！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
四届人大之后，陈永贵带着副总理的头衔回到了昔阳。过去和他在一块工作的战友见了他也都叫起陈副总理来。陈永贵听了很别扭，常常给人说：“什么副总理？我陈永贵还不是陈永贵？过去会拿锄头不会拿笔杆，现在还不是照样写不了材料，批不了文件？这个副总理哪是我能胜任的事情。”
有人说：“这在旧社会是宰相呀！”
陈永贵更觉得不好意思地说：“什么宰相不宰相？我这个人还不是种地的把式？除了种地，还有什么长处？不过话又说回来，能多打粮食，全国人民都有饭吃，这也是过去宰相最关心的事啊！”
说到这里，陈永贵好像就有了信心。
陈永贵毕竟是一个聪明人，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想怎么样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自己的短处，把工作搞好，不要辜负了中央的信任。
陈永贵1973年8月进入政治局后，并没有马上回中央工作，多数时间仍然住在大寨、昔阳，一部分时间到全国各地跑一跑，另一部分时间回北京开政治局会议，住在京西宾馆。
1974年9月，毛主席让陈永贵和吴桂贤两个工农副总理正式回中央工作，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一年多以来，陈永贵在政治局会议上一步一步地对中央内部的斗争越看越清楚，越来越小心。他认为自己是从山村来京的大老粗，文化不高，千万不要陷到哪一方面。因此在开会时，陈永贵总是很少说话。在必须说话的场合，他也只是表表态，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说点赞成中央决定之类的话。
但是，人总不是在真空里生活，超然是有限度的。首先，在生活习惯、言谈举止和相互接触之间，他能明显感觉到各人的不同。他感到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生活朴素，工作艰苦，关心群众，联系群众，因此对他们两人非常尊敬。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同志诚实热情，跟他无话不谈，有时还开开玩笑。可是对其他等人，他的感觉就不同了。这些人见了他虽然也点头、握手，可是他觉得这些人文皱皱的，有点表里不一，中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