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 批谢振华的由来
1974年，中央进行文艺汇演，山西省献上一台名为“三上桃峰”的晋剧。这个剧本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一个大队主任以病马充当好马卖，大队支部书记高风亮节，三次到一个叫桃峰的大队将病马追回。这本来是舞台上常见的好人好事，剧情也谈不上多么精彩，内容也不能说反动。可是偏偏江青看了以后，胡拉蛮扯，跟王光美“三下桃园”联系起来，说这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
江青一怒之下，第二天立即到全国文艺调演会上大骂谢振华。她说：“我今天就是特意穿上军装，炮轰谢振华。”
这个消息立即传遍山西各地，山西受压的一派群众像开锅的水似的，立即沸腾起来，“炮轰谢振华”，“打倒谢振华”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谢振华想压也压不住了。曹中南见势头不妙，也知道谢振华这几年积累了不少问题，便立即召开省军区常委扩大会，给谢振华戴了三顶大帽。谢振华立即反击，省军区展开了谢曹大战。会议从8点开到第二天6点，省军区、XX军的干部觉得山西的问题又复杂化了，不换马看来是难以解决了。
山西高层乱起来后，周总理在北京见到陈永贵说：“永贵，你在全国各地走到哪里都讲路线，在山西为什么不讲？”
陈永贵说：“好我的总理呀！山西的路线我管不了啊！”
总理说：“不要怕！该管还要管。”
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以谢振华为首的山西省常委会全体进京汇报工作，谢振华知道这次名为汇报工作，实际上是要换马。
谢振华到了北京，首先见到了陈永贵，说：“曹中南在未来北京以前，先开会批了我一夜，说我反大寨。其实曹中南的皮包里经常拿着整你的材料。”
曹中南进京后也找陈永贵诉苦说：“谢振华在大寨问题上不公道，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陈永贵说：“这几年来，我什么都不考虑，只要山西不打派仗，就是把我关进监狱我也心甘情愿，群众跟上我们倒不起这运。”
山西省的常委们进京后，第一次会议由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华国锋、苏振华、倪志福等党政军领导出席，周总理有时候也露露面。会议听取了谢振华的汇报，中央首长不时插话。曹中南在会上还几次主动向谢振华开火，揭发谢振华阻挠学大寨的问题。
周总理插话批评谢振华说：“去年四月我到大寨给陈永贵同志提出，要让大寨派代表出席团代会，同时也批评了你不认真学大寨的错误。可是我一走，你回到省里就吹开了，说我批评了陈永贵，就是不讲批评了你。”
时隔四天，2月24日，中央领导第二次接见了山西省的常委，参加接见的有王洪文、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四位政治局委员，会议由陈永贵主持，纪登奎主讲。
纪登奎讲话首先是旧话重提，又提起了批个性。他说：“中央把你们叫进北京，给你们传达了主席批示，你们写了检讨，这个检讨为什么回去不念一念？”停顿一下，纪登奎接着说，“北方农业会议我出了个题目，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山西同志的思想问题要解决需要个过程，那时山西开了一个农村工作会议，搞了一个本本，我看了很高兴，以为这一下解决问题了，但还是没有解决。”
王洪文插话说：“把学大寨看成是与陈永贵一个人的关系问题是不对的，学大寨不是个人的问题，学不学是个路线问题。”
纪登奎接着批评谢振华说：“大寨很好吗！陈永贵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多年的劳动模范，大寨又在山西，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你讲的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了没有？你在党代会上把自己说得那么干净，说抵制了陈伯达，你是抵制了，还是有意勾结？为什么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得那么多？我看你并没有那么高明，还是老实一点好。你水平不高，受骗就是受骗，不要不认帐。”纪登奎越说越生气，抬高声音说，“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几句话，你听了如获至宝。陈伯达就是要搞掉大寨，他跑到雁北搞了一个点，那有什么代表性？”接着，纪登奎又提起了山西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说，“你在山西为什么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为什么不听听军队里的意见？”
最后，纪登奎质问谢振华说：“你在山西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我看这个关系在山西是颠倒了！”
在这次会议上，山西进京的16个常委根据中央首长的讲话精神，批评和揭发了谢振华在山西的错误，概括起来说有：不批林，批个性；跟陈伯达勾勾搭搭；在山西支一派压一派；抬西沟压大寨，抬李顺达压陈永贵。
一天在会议讨论时，周总理突然到会，谈起大寨，总理说：“陈永贵、李顺达，你们两个都是劳动模范，应该团结起来，把山西搞好。‘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号召的嘛！”
李顺达说：“过去总是陈永贵在头前走，我在后头跟，我对永贵是赞成的。今后我还是这样。”
总理说：“这话说得痛快。”
山西省常委在北京开会期间的消息不断传到山西，在山西支持谢振华的红联站的一些人经过商量，总结了历史经验，最后得出结论说：只要局势稳不住，谁也别想在山西干得住。谢振华走了，王谦和陈永贵上也干不住。但是斗争要讲究策略，陈永贵名义上强大，实际上虚弱。说他强大，是因为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开反不得。一反陈永贵，就落一个攻击中央的罪名，吃罪不起；说他虚弱，是因为他没有单独领导一个省的工作能力，在全省没有干部队伍。为此，他们就采取了一个避实就虚的策略，就是避开陈永贵，主攻王谦。
山西在北京的省委常委们经过揭发、批判、讨论，初步对谢振华在山西的错误统一了思想，中央让他们回山西开三干会，继续揭发批判谢振华的错误。常委们回到山西就召开三干会，会议开了没几天，红联站就贴出大幅标语，攻击王谦是“走资派活佛”，是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红总站的人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反击，出大字报支持王谦、陈永贵，揭露红联站攻击王谦实际上是攻击陈永贵，阻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措施。一时间，太原市乱糟糟的，到处贴的都是大字报。红联站一看阴谋得逞了，红总站上当了，便向中央告状说：“王谦借批斗谢振华，在山西搞支一派压一派。”
王谦几次在大会上讲话都被红联站的人把麦克风抢走。陈永贵无奈地说：“这个会议我主持不了，我回中央交帐去。”
谢振华和曹中南见陈永贵闹着要回中央交帐不干，这下着了急，拉着陈永贵不让走，说：“老陈，你主持，我们检讨，共同解决山西问题。”
陈永贵看他们这样，嘴上没说，心里却想：“哼！你们在背后捣我的蛋，看我这个大老粗的好看，我干不了就交帐，我也不想掌这个权。”想到这里，陈永贵不理睬谢振华和曹中南，自己买了一张普通卧铺票就跑回了北京，见了周总理。
总理批评他说：“你怎么不请示就回来了？你这样随便跑，出了问题怎么得了？”
陈永贵说：“好总理呀！我实在管不了山西这个问题。”
总理说：“解决不了再回北京来。”
就这样，到了七月份，山西的全体常委又进了北京。
山西的问题几经反复，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中央很担心，怕山西再乱起来，就在会上询问两派又贴大字报为的什么，并把闹得最凶的太钢党委书记卜虹云叫到北京，询问太原又出现动乱苗头的原因。卜虹云如实反映了太钢和山西的情况，中央认为他说了公道话，最后给谢振华的错误定了性，并把他留在北京，不再回山西。山西的工作暂由王谦主持。表面上看，山西大局已定，可是谢、曹把持山西大权将近四年的时间，山西一派掌权的形势已经形成，掌权的人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地攻击王谦，给王谦起了个绰号叫“王寨主”。
1974年冬，山西省人大在晋祠宾馆开会，选举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当时中央已经确定王谦为代表，一些人为了给王谦难看，制造了王谦落选事件。阴谋得逞后，这些人认为这一下可是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可是这恰恰又给谢、曹帮了倒忙。从此，中央认定山西现在是一派掌权，很快确定王谦为山西省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