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 天大旱，人大干
人类历史上有“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可是旧社会的农业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一遇到大旱，“人定胜天”只能是挂在口头上的东西，甚至说也没人说，想也没人想。相反，那时倒有另外两个说法，其一，“天大旱，人不干。”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亲眼见过，天大旱了，干也是白搭，不如在家休息。其二，“天大旱，胡乱蹿。”是说那些好游荡的人或是青壮年劳力逃到不旱的地方去谋生。过去在昔阳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天旱往南走，雨涝往北游。天旱雨涝齐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
集体化以后，人们依靠集体的力量，有了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寨人提出了“天大旱，人大干”这个亘古以来从没有人提过的豪言壮语。大寨人不仅这么说，在实践中也是实实在在地这样干过来的，从而取得了前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辉煌成就。
1972年，大寨和昔阳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从种到收就没有落过透雨。据气象部门记载，大寨平常年份的降雨量为五、六百毫米，这年的降雨量只有100毫米，而且还是分作十几次零零星星降下的。当地有句农谚，“五月十三磨刀雨，六月十三发大水（指农历）。”意思是说，干旱最严重的年份，五月中旬照例有场小雨，六月中旬也总要发大水。可是在这一年，六月十三早过了，农民连一场毛毛雨都没盼来，等来的只是一场接一场的热风。
在如此严重的干旱面前，是靠天等雨，还是靠人大干；是人定胜天，还是听天由命。这不仅是一场人与大自然的较量，也是集体化与单干究竟谁优谁劣新旧制度的交锋。陈永贵和大寨的广大党员干部从实践中得出一条真理，只要依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依靠集体化的力量，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如今在大旱面前，只要牢记这一条经验，也不会束手无策，而且可以大显神通。
早在1965年5月21日周总理第一次视察大寨时就指出，“遇到大旱怎么办？”在昔阳县的历史上，连续两三年大旱的事经常发生。因此，当周总理提出这个问题后，大寨人民在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时，就遵照总理的指示，开始向山区机械化、水利化进军。
1964年，大寨就在泉水洼打过一眼深井。后来，他们又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在虎头山上打了11眼旱井，这是虎头山兴修水利的开端。1967年，在解放军支农队的帮助下，大寨人修起了14华里长的“军民渠”和蓄水三万四千担的“支农池”，把郭庄水库的水引上了虎头山，为实现水利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水利工程修成后，好几年没有发挥作用，原因是田间没有渠道网，耕地没有园田化。那么大寨人为啥不赶快把渠道修好呢？从客观上看，是地块太碎，夹沟过梁，修渠、灌溉非常困难；从主观上说，是传统保守思想在作怪。昔阳这个地方虽然十年九旱，但在过去却“见水不亲，有水不用”，几千年来都是“靠天吃饭”。大寨人也受到这种旧习惯的束缚，以致有些能浇水的地也不去浇，害怕浇水会造成土壤板结，地温降低，庄稼不发苗。这种“迷信”思想在试验一茬变两茬，为“过江”以后翻一番闯新路的实践中逐渐被打破了。
大寨从1970年反骄破满以后，灌溉面积有所扩大，但是真正把水利当作农业的命脉来抓，是从1972年大旱才开始的。那一年，陈永贵面对从没见过的大旱，豪迈地对大寨人说：“结束靠天吃饭的历史要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于是，虎头山上立刻出现了全村动员修渠抗旱的动人景象。
赶马车的、做粉条的、烧砖瓦的社员拿起了镢头，拉上小平车参加抗旱来了。
铁匠、木匠、石匠也一个紧跟一个投入抗旱斗争。
老英雄贾进才这时也走出常年不离的石窝，扛着铁锹奔向抗旱的战场。
年轻的党支部委员贾长锁带着青年突击队担负了开渠浇田的重任，他们从早干到黑，又点上马灯干到天亮，一连干了10个通宵。
党支部副书记郭凤莲带着“铁姑娘”们挑着水桶满山走，专浇高坡上的地。他们有时一天干十七、八个钟头，弄得浑身湿、满身泥。可是挑水的队伍里却总是洋溢着欢声笑语和不落的歌声。
大干出大变，这一年，大寨的粮食亩产仍然达到947斤，而且抗旱抗出了水利化，虎头山上开始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渠道网，水浇地面积扩大到400多亩，占到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
尽管当时地块零碎，夹沟过梁，给修渠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人们的思想通了，渠道也就通了。他们齐心协力、千方百计地用竹管、铁管、猪食槽等把水牵到梁上，引过沟去。
思想通，渠道才能通。反过来说，渠道通了，人们看到了抓水的效果，才能更深刻地懂得毛主席提出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也才能认识到“土是基础”和“水是命脉”二者之间的关系。
解放前，大寨村有6眼井，供不上全村200口人的吃水。稍遇天旱，就要发生水荒，差不多每年春天都要跑上几里山路到武家坪去挑水，更甭说用水浇地了。现在，村里的人口比过去增加了一倍，每天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前来参观，遇到这样百年不遇的大旱年，村里不仅吃水不缺，还用井水浇了一部分地。井还是原来的井，为什么水多了呢？原因是山上有了覆盖，耕地成了海绵田，小雨出不了田，中雨出不了沟，水往地里渗得多了。所以，大寨田有了很强的抗旱能力。特别是最能蓄水保墒的狼窝掌沟地，在大旱的1972年没有浇过一滴水，玉米平均亩产仍达到1200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充分证明——
抓住了“土”，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就是抓住了“水”。
但是，1972年抓水抗旱的实践又证明，抓“土”毕竟代替不了抓“水”。
这一年如果不是大打了一场抓水抗旱的人民战争，旱魔就不会轻易低头。这在他们专门做的小麦试验田里看得最为明显。浇过11次水的麦田亩产达到627斤；浇过6次水的，亩产只有162斤。同样的土地，施肥和管理都一样，浇水和不浇水的结果却如此悬殊。这一事实也让人们认识到：要在同干旱的斗争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就必须抓“水”。
1972年，大寨人在大旱面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正当人们满怀信心，继续抓“水”的时候，旱象却越来越严重了。大旱从1972年一直延续到1973年的6月初，整整17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和饱雪。当1973年4月春耕播种开始后，大寨的海绵田也干到一尺多深。
那时，来大寨参观的人在地里刨坑察看墒情时，看到这种情景，人们都担心地说：“干了这么深，怎么下种呀？”
很显然，这是比1972年更为严峻的考验，寸草不长、颗粒不收的威胁摆在大寨、昔阳人面前。
1972年播种时，地里的底墒还好，虽然没有下过透雨，但不论是玉米还是谷子，都保了全苗。昔阳农民有一条经验，沟洼地、土坡地是“见苗三分收”。现在连大寨的海绵田都干了一尺多深，全县的情况便可想而知。
陈永贵面对这样严重的旱情，心里非常着急。他经常坐车在全县各处察看墒情，彻夜不眠想问题是常有的事情。首先他考虑的是怎么样闯过捉苗关。
大寨这几年来不仅抓了土，也抓了水利，大部分地可以引郭庄水库的水浇一遍，一部分不能浇水，担水浇地也不远。可是全县就大不相同了，能浇的地占不到耕地面积的10%。虽说这几年来大抓了“土”，保墒情况比以往好得多，但绝大部分地还达不到大寨海绵田的标准，不浇水是根本出不了苗的。
对此，陈永贵和县委一班人一块商量怎么办。当时人们提出两个方案：一、动员一切力量投入抗旱，担水点种；二、等雨。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种，准备晚秋作物。如果按后一种方案，即使雨来了，也只能收三四成。最后陈永贵拍板——不靠天等雨，担水点种。
在如此严重的干旱面前，昔阳人没有向干旱低头，大寨人更不会向困难低头，早在1972年秋收以后，大寨人就开始为迎接更大的旱情提前作充分的准备。当时党支部向社员提出：“老辈人常说，‘不怕歉年，就怕连年。’要是第二年、第三年连着大旱怎么办呢？”
广大社员的回答是：“胜利面前不停步，水利建设再加油。有灾无灾，要做有灾的准备；大灾小灾，要做大灾的准备；连年旱隔年旱，要做连年旱的准备。”
从那时起，大寨人又提出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一年旱，要大干；二年旱，拼命干；三年旱，夺高产！”
为了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大寨人建设人造平原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大了。与此同时，他们派出最精壮的劳力，同兄弟社、队一道奋战杨家坡水库，把虎头山的水利化与全县的水利化通盘考虑。
1973年春昔阳全县抗旱播种的战斗打响时，本来大寨有渠道，大部分地可以引水浇。抗旱播种前，郭庄水库负责人考虑到大寨这个典型的重要意义，也决定首先要保障大寨的灌溉用水。可是陈永贵跟大寨党员干部在商量这件事时，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这样做。因为经过1972年的大旱，昔阳的五条大河干流多数干涸无水，全县人民正在担水点种，有些兄弟大队担水也得走远路。大旱当头，真是有水就有粮，滴水贵如油啊！如果一个大队敞开用水，兄弟大队无水可用，这不符合大寨人的个性,也不合乎大寨精神。为此，大寨党支部决定：把水库的水让给兄弟大队，大寨的地全部从村里担水点种。这样一来，郭庄水库的水顺着大寨的“军民渠”哗哗地流进“支农池”，可是这水却没有浇大寨的地，水泵“突突”一响，“支农池”里的水全部钻进铁管，越过虎头山，流向邻近的金石坡大队、井沟大队，也流进了全县20万人民的心坎里。
大面积担水点种，大寨过去没搞过，也没听说过。按照有些人的想法，旱到这般天地，凑合着种下去就不错了，还讲什么质量？大寨却不是这样。他们说，越是旱情严重，越要讲究点种质量。在全村“诸葛亮”会上，老贫农们为担水点种定了八道工序：
一，按照要求设置株距行距和坑的大小深浅；
二，坑内浇水；
三，水渗下去后，再把坑里的土刨虚翻活；
四，种籽要点到坑中央，不能偏；
五，种籽旁施农家肥；
六，离种子稍远一点施用化肥；
七，磨耢覆盖；
八，人工整地。
大寨人说：“我们在大旱之年不但要保收成，还要夺丰收，这才是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气魄！”
这样的播种工序制定出来后，播种的用工量超过往年的的五倍。这么大的用工，劳力从哪里来呢？大寨人说，“从革命化中来，从机械化中来。”
春播时，陈永贵正好外出开会，大队长贾承让担任了抗旱播种总指挥。贾承让身体有病，每天带着药片下地。可是谁要劝他看病，准会碰钉子。
出工时，贾承让一声令下，拖拉机出动了，车马出动了，雄赳赳、气昂昂的担水大军也出动了。挑水的人们每人一条扁担两只桶，爬起山来一长串，到了地里一大片。虎头山上人欢马叫，好一派抗旱播种的壮丽场面！
经过40天的艰苦奋战，这些创造历史的英雄们硬是用“千里百担一亩苗”的革命豪情，刨了近百万个坑，担了12万担水，高标准地种下了整整500亩玉米，实现了“人定胜天，气死老天”、“宁掉一身膘，不缺一株苗”的豪迈誓言。
在大旱面前，大寨人是这样，昔阳人民也是这样，为了动员全县人民战胜严重的旱灾，昔阳县委在4月中旬向全县人民发出了第一号动员令，号召全县对摆在眼前的旱情要有足够的认识，克服麻痹、侥幸、靠天等雨的思想，要以大寨为榜样，树立人定胜天、战胜干旱，夺取丰收的信心。号召发出后，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响应，全县20万人，投入抗旱担水点种的男女全半劳力达到14万人之多，凡是能出动的可以说都出动了。“一天两送饭，黑夜加班干”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更为可贵的是在水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全县没有发生过争水、抢水的现象，互敬互让的事迹比比皆是。
安阳岭的一个妇女从抗旱到结束，40天没有下战场。担水一个月后，她的两腿发肿。人们劝她休息，她说：“在解放战争中，有的战士带了彩还不下火线。我不过是两腿有点肿，怎么能休息？”
就这样，在“千里百担一亩苗”的口号声中，全县人民经过40天的大干苦干，种下了20万亩玉米，并且都保住了全苗。夏至之前，老天终于下了一场透雨。全县人民自豪地说：“要不是靠集体的力量保住全苗，就是现在下了雨，到秋天再不发生任何灾害，那也是个大灾年。”
到了8月伏天，全县的庄稼长得严严实实，非常茂盛。新华社派记者来昔阳采访，报道了昔阳县抗旱保全苗夺丰收的感天动地的事迹，中共中央办公厅也向全国通报表扬了昔阳县大旱之年保全苗、夺丰收的情况。
陈永贵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回昔阳考察全县的庄稼长势，看过后感到异常兴奋地说：“在这样连续两年大干旱的情况下，全县的土地能做到根苗不短，长势又这么好，今年一定是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到秋天一定是个没有见过的大丰收。”
一些记者听了陈永贵的谈话，很快就在报上通了出去，说昔阳今年是“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没有见过的大丰收，预计产量可达两亿四千万斤左右。”
陈永贵就此也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今年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丰年。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到玉米正在灌浆的时候，天不遂人愿，一下来了个秋雨连绵，玉米缺乏光照，籽粒上得不饱满。往年一麻袋200斤，这年一麻袋只有180斤。全县试打下来，产量是二亿斤左右，即最多二亿一，最少是一亿九，达不到二亿四。陈永贵对这个数字有点不满意，说：“按大寨的情况，不会有这么大差距。”
大寨因为干劲大，播种期拉得时间短，秋天阴雨连绵时，大部分玉米已经灌满浆，这年确实是“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没有见过的大丰收”，平均亩产达到了1221斤。
秋收后，各公社的确切产量迟迟报不上来，这其中有个缘故。由于连续两年干旱，各公社在72年就动了储备粮。今年干部怕多卖粮，报的数字靠不住，只有在统购后才能落实。最后全县经过核算，总产量是一亿九千多万斤。这个数字是根据各公社统购的时候报的数字计算出来的，应该是比较可靠的。陈永贵找到山西省粮食厅厅长栗茂林，把产量下到二亿一。回来后，陈永贵主动在公社书记大会上做了检讨，不过当时没有把这一情况见报。
在这样春天大旱、秋天大涝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能达到一亿九千万斤，比文革开始的1966年的8千万斤还增了一倍多，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能不说是农业集体化无比优越的证明，也不能不说这不是“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的结果。后来虽然没有公开见报纠正估产的失误，也可以算是一个缺点。可是，这样的缺点相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而言，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一些人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还鸡蛋里挑骨头，虽不能说是多此一举，也可说是过于刻苛。
可是在批大寨的时候，晋中个别领导人为了证明自己是彻底检讨，而置陈永贵已经找粮食厅降低产量的事实于不顾，又把虚报产量扩大，说是虚报了9千万斤，这正是一个真报告变成了两个假报告。
1979年陈永贵同志向邓小平谈起此事时说：“我们的产量比报纸上登的下了三千万斤，已经基本如实。”
邓小平说：“你下了帐，没有公开见报，还是接受不了教训。”
最后，一些记者又把昔阳县历年估产和实产值相减，说昔阳县历年虚报产量是二亿五千万斤，不知是何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