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2 引起陈永贵深思的两个问题
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大寨人为了实现机械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又干出了一件新生事物——“搬山填沟造平原”。
早在十年造地计划完成以后，人们都说：“这一下七沟八梁治了，农田基本建设差不多了，我们再不用受三战狼窝掌那样的苦了。”
陈永贵听了这样的话，却有点不满足。他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进就意味着倒退。
1970年秋对陈永贵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时期，也是他进入高层领导后心情最复杂的时期。他时而乐观，时而内疚，有两个问题常常在他的思想上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一是昔阳上来了，大寨怎么办？
陈永贵想，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昔阳县三年粮食产量翻一番，面貌初步得到了改观。自己在一个县全面推广大寨经验方面做出了榜样，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这是让他感到自豪和自慰的。可是陈永贵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而客观事实也不允许他有满足情绪，这正是他创造大寨经验的动力之一。如今昔阳上来了，陈永贵又想，过去常说这样一句话——“大寨在昔阳，昔阳怎么办？”现在的问题似乎是倒过来了，昔阳上来了，大寨怎么办？如果昔阳的大部分大队都和大寨一样了，大寨就会失去号召力，在全县人民的面前就会光彩大减。
秋收以来，陈永贵在大寨的七沟八梁上到处走，好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本来陈永贵把大寨的沟沟坎坎早已走遍记熟，闭着眼也走不错的。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走呢？人们都猜不着陈永贵的心思。其实这时的陈永贵心里想的是，“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真的没有搞头了吗？”
陈永贵一直在想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他最感到内疚的一个问题就是“庐山上当”。现在就让我们来谈一谈陈永贵在庐山是怎样上当的。
1970年盛夏8月，150位中央委员和100位中央候补委员上了庐山，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陈永贵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上庐山开中央全会，因此对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政治气候都感觉挺新鲜。
8月骄阳似火，在庐山上却感觉很凉快。全国的中央委员聚集在一块谈论国家大事，陈永贵感到颇有兴味。可是陈永贵毕竟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庄稼汉，在庐山开这个会也有许多不适应。不适应之一是讨论的问题生疏，之二是周围的南腔北调听起来很吃力，最大的不适应是他对中央上层复杂的利害关系一窍不通。
8月23日，毛泽东主席宣布开会，随后林彪讲话。
林彪在讲话中颂扬毛主席是天才，说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些话陈永贵听得很细心，他也听懂了。
8月24日下午，会议分组讨论。陈永贵在华北组，组长是他早就认识的李雪峰。
华北组正在讨论时，陈伯达操着一口福建话来到了华北组大发议论，说现在中央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反对他当国家主席。
陈伯达这么一说，到会的人都感到吃惊。有一位军队干部首先发言，说，“这样的人真是反革命，应当全党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当然要人人表态，陈永贵也跟着表示了基本相同的意思。
这天在华北组出的第二号简报中，记录了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也描述了与会同志的愤慨心情。
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了常委扩大会，收回了华北组的二号简报。过了几天，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至每位与会代表手中。人们这才知道反对“天才论”的正是毛主席本人。
后来，陈永贵几次对我说：“一收华北组的二号简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看到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当时真有点晕头转向。细细一想，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中央的斗争这样复杂。陈伯达错了。自己上当了。”
陈永贵是一个很善于回味总结经验教训的人。三战狼窝掌的两次失败，他有过几天几夜的深思。现在他开始回味从掌握昔阳党政大权，参政山西到当上中央委员这四年来的政治生涯，最后他明白了：“咳！我他妈的毕竟是一个庄稼汉，搞政治斗争还差着一大截哩！这四年来，我除了在昔阳干了一番事业，在省里是把我夹在中间活受罪。到庐山第一次开会就上了当。”
庐山上当后，陈永贵的内疚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正在他感到愧疚的时候，从太原偏偏又传出一股风，说：“陈永贵在庐山跟着陈伯达跑。陈永贵是大老粗，辨不清方向，搞政治根本不行。”
陈永贵听了这样的说法，火冒三丈，一时由内疚变成了反感。他想：“狗日的们又在捞稻草。我上当，华北组的人哪一个没上当？那些比我文化高、长期在上层工作的人不是比我喊得还凶吗？”
不过陈永贵毕竟是一个聪明人，在愤怒过后，他还是冷静下来，总结着这四年来参政的经验教训。这时，他想起50年代我当县委书记时在三干会上传达毛主席讲话时，毛主席评三国时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诸葛亮和周瑜这两个人的聪明是一样的，区别在于诸葛亮每做一件事，过后都要总结经验教训，可周瑜不，过去就算了，所以两个人的经验积累就有了差距。
陈永贵受到这段话的启发，心想：“我他妈的从68年起就不多参与山西的事，刘格平、张日清你愿意怎打就怎打，我还是在昔阳搞改天换地，看来我是闹对了。”
陈永贵想到这里，又得到了不少安慰和自豪。心想，“现在的山西我还是不能管，也管不了。我还是管好我的大寨和昔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