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 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
“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这个问题早已提出，北方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昔阳能建成大寨县，其他地方难道不行吗？”
这个问题提出后，山西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都知道这个问题的份量。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更是特别敏感。当时，谢振华总揽着山西的党政军大权。特别是“七•二三”布告后，实现了名义上的大联合。谢振华当然知道，如果生产跟不上去，是无法向中央交帐的。
谢振华在指挥打仗方面有经验、有闯劲，在领导生产上当然也不甘心落伍。他很想在生产建设方面也像打仗一样，施展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是，北方农业会议结束后，他立即布置下去，省、地、县干部一呼百应，干了起来。可是，在学大寨问题上，上上下下有一股干劲固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顾及生产条件，不注意农村政策，不讲究方式方法，也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昔阳之所以能用三年时间初步建成大寨县，是有一定的客观条件的：一，昔阳是老解放区，土改搞得很彻底，党支部的领导权都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二，抗日战争时期，昔阳搞过互助组，出现过像张老太这样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合作化以后又出现了大寨这样的先进典型。经过十余年的合作化，出现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集体生产超过单干的典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先进典型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三，从办初级社起，昔阳县委就注重稳定基层干部，培养基层干部，尤为重要的是从1958年以后，县里提出了四级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口号，干部参加劳动，密切了党群关系，很好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就为全县培养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基层干部。四，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陈永贵掌权之后，昔阳在文革中没有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各派群众组织迅速实现了大联合。“十月事件”期间，昔阳虽然分成了两派，但他们的对立情绪并不严重，即使在当时分成两派时，拥护大寨的干部仍然占到了80%以上，拥护大寨的群众则在90%以上。这就是昔阳的生产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绩的原因。
山西全省在推广大寨经验时，前三个条件在大部分县是具备或基本具备的，而后一个条件，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山西的大部分地方并不具备。虽然山西在谢振华上台一年多时间里基本实现了大联合，但那是以武力压下去的，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掌权派中的多数人想把工作搞上去，也可以说是心急如火地想搞好工作，用事实来证明自己正确，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被压下去的另一派则不然，他们不仅不想把生产搞好，还希望搞不上去，以说明现在掌权的人不行，自己好东山再起。
谢振华在推广昔阳学大寨经验时，由于长期在部队工作，缺少对这些情况的掌握，没有考虑到或没有很好考虑到这些因素，虽然做了很大努力，也是事倍功半，还闹出了不少笑话。其实，这个条件省、地、县领导如果能正视，各级领导的思想路线也能端正的话，并不是很难解决。1973年我被任命为寿阳县委书记后，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两派的气都顺了，思想也统一到生产建设上来了。可见要具备这个条件并不是很难。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文中作详细介绍。可是，当时的各级领导偏偏没有很好地重视这个问题，更没有下功夫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会事倍功半，笑话百出。
如晋东南地区的领导人首先是希望李顺达领导的西沟村能搞上去。李顺达是全国最早的劳动模范，毛主席给他敬过酒。可是后来西沟村的粮食产量与大寨相比差了一大截，李顺达和陈永贵相比便逊色不少。晋东南地区的红联站希望西沟上去，一来给谢振华长脸，二来也可与大寨平起平坐，为他们争一份光。可是找李顺达商量，让他想办法多增一点产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顺达毕竟是正宗劳模，他生得身高马大，敦敦实实，一看就是个实干家。让这个实实在在的庄稼汉说假话很不容易。怎么办？红联站的谋士们想了个主意。他们知道，庄稼人爱地，于是他们就告诉李顺达在几十公里外的屯留县有大片荒废地，让他派人去种。
“废地？”李顺达起初不相信。可是人家却说的有根有据。说是国家体委在屯留的一个基地撤走了，好几千亩地都废了，正荒着呢。李顺达一听地荒了，真心疼，便动了心。于是李顺达便组织了一个西沟新队，西去几十公里到屯留种了两年地，打下粮食算西沟的。
这样，西沟平白添了500亩好地，粮食产量一下就上去了。这一来似乎也可以和大寨比比了。《山西日报》一些派性大的人也觉得西沟有了资本，便在报上登一篇大寨的文章，必登一篇西沟的文章相抗衡。陈永贵知道老底，但并不吭声。因为他和李顺达的关系一直很好，50年代他尊李顺达为师，60年代李顺达到大寨参观，学习大寨经验。陈永贵认为没有必要相互拆台。省里一些支持过李顺达的领导却为李顺达捏一把汗。他们深知，这样下去不仅不会抬高李顺达的声誉，反而给他摸了一脸黑。
李顺达是个实在人，不会说假话，可是当领导的自然不会都像李顺达这么老实。山西有的县委书记工作搞得不好，怕对上面交不了帐，就干脆说假话，虚报产量；有的把棉花、蔬菜全砍掉，专一种粮食；有的把棉花、油料的产量也报到粮田里。这样从数字上看是多少多少个县达纲过河，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
汾阳县的群众对这种虚报产量的现象不满意，就给县委书记刘国耀编了两句顺口溜，让说书的瞎子到处说唱。顺口溜中说：
“刘国耀，瞎胡闹，
二三百斤达纲要，
菜菜蔬蔬都不要，
棉花油料都忘掉。”
县委书记刘国耀听到后，大骂这是反革命宣传，让公安局把这个瞎子抓起来。
公安局的人说：“他是一个讨吃的瞎子，抓起来恐怕就放不出来了。他如今正没饭吃哩。你把他关在牢里，他有了饭吃就不愿再走街串巷了。”
刘国耀听了下令道：“那就把他赶出汾阳县界。”
瞎子被赶出汾阳，却在汾阳周围的县照唱不误，影响反而更大了。刘国耀觉得弄巧成拙，闹出了笑话，就又叫公安局派人把瞎子弄回汾阳，限制在几个村里活动。
1971年，昔阳取得了大丰收，仅余粮就卖给国家8千万斤，这一下又震动了山西。卖粮是实实在在、硬硬梆梆的东西，在全省若拿一个村来说，西沟村还勉强能和大寨村比一比，可是一个县卖8千万斤余粮，这在山西可是独一无二的。
山西的运城地区是全省最大的粮食产区，地区领导为了树立一个卖粮典型，和昔阳抗衡，就动员有40万人口、160万亩土地的临猗县县委书记阎广洪多卖粮。
临猗县的人口是昔阳县的两倍，土地却是昔阳的4倍，按说应该比昔阳卖粮多。于是，临猗县在1972年一下卖了8千万斤小麦，昔阳卖的主要是玉米，这一下可把昔阳比下去了。
可是让省地县领导没想到的是临猗县的粮食卖得多了，社员的口粮留得少了，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些社员没饭吃，就到周围县去讨饭。人们问他们是何方人士，他们说是“光哄（广洪）县人”。阎广洪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运城地委个别人对他有意见，就拿这个例子到处宣传，气得阎广洪是有苦难言。
其实当时运城地区讨饭吃的不止是临猗一个县，全国有名的蒲州古城永济县原是山西最富裕的一个县，在清朝时，永济一个县向国家交的钱粮等于雁北13个县。然而，文革以来，由于县里忙于打派仗，闹得群众没饭吃已属平常之事。
后来批大寨时，有人说大寨经验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其实这话很不公道。客观地说，不是大寨经验不好，而是学大寨的人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掌握了大寨经验的关键所在，而是削足适履，才造成工作上的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