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 建设大寨县
昔阳县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号召学大寨。六十年代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以后，昔阳县委因为换了领导，情况却出现了变化，除了少数先进大队学大寨以外，多数大队学不起来，而邻近县有的大队学得还不错，大寨成了“墙里开花墙外看”。比如盂县就是通过大寨精神来改天换地的，昔阳县委还专门组织人到盂县参观。
对此，昔阳一些干部气愤地说：“大寨在昔阳，昔阳学不开，跑到盂县学大寨。”
陈永贵清楚地知道，大寨的经验在昔阳推不开，并不是昔阳的群众不愿意学，主要是县社两级的思想路线不端正，一天起来只在口头上喊呀喊，实际上谁也不实干。这样公社看县里，大队看公社，你不干我也不干，你哄我，我也哄你。老实的群众感觉到干也是活受罪，打不下多少粮食；捣蛋鬼则每天起来跟干部生闲气，有本事、有关系的人就出外干买卖。
陈永贵掌权后，调整完县级干部，又开始调整大队干部，全县408个基层支部书记，从1967年开始，三年内换掉不想学大寨和不能学大寨的支部书记127人，占总数的31%。
大队的领导班子经过调整后，全县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新换上去的支部书记就不用说了，那些没有被换掉的281位支部书记亲眼看到了学大寨学得好的大队地修得好，粮打得多，房盖得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自己如果不领导群众向这些先进大队看齐，就有被淘汰的危险。他们从被换下去的人物身上看到，过去那种不满意就用撂担子不干来威胁上级的办法不能用了。你不干，现在有能力想干的人有的是。所以只有横下一条心，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走学大寨的一条路。
县、大队两级的班子调整好了，公社一级就被夹在中间，你不干，工作上不去就交印。陈永贵已经下了这种决心，对那些后进社先是采取办学习班的办法进行整风，看你干不干。你干就下决心，立军令状；你不干我就换马。当时昔阳最难弄的是离县城远的几个边缘公社，到那里去的党委书记都没有长期打算，上任后不好好干，只是熬时间。
当时在昔阳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运气好，去大寨；倒了霉，下王寨；运气不顺上西寨。”陈永贵虽然出身农民，但他却深知用人之道，他一反过去从外面派人去各公社当书记的办法，选择本公社的“脱产干部”担任公社党委书记。这些干部人熟地熟，对当地有感情，上任后，各公社面貌很快得到改变。
昔阳县、社、生产大队的干部经过这样的调整，不到两年时间，各级领导班子都成为很有战斗力的班子。随后，经过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农村中上串下跳，只捣乱不干活的人基本上被压了下去。特别是1967年，全县获得了大丰收，人缺粮，畜缺草的状况初步改变。陈永贵觉得像大寨三战狼窝掌那样治理昔阳山河，改变全县面貌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准备带动全县干部群众大干一番，并提出要把昔阳建成“大寨县”。
一、治理五道大川
1967年、1968年两年中，陈永贵利用春夏农闲时间，跑遍了昔阳的山山水水，特别是对昔阳的五道大川进行了重点考察，脑子里有了治理五道大川的宏图计划。
1968年立秋以后，陈永贵带着昔阳县核心小组和县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对五道大川又一条一条地进行了系统勘察，确定了哪些工程由县里来搞，哪些工程应该由公社一级来搞，哪些应该由几个社联合来搞，哪些应该是一个大队来搞。他们每到一处，都同当地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一块商量。这样经过上下酝酿，全县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有了治理昔阳山河的思想准备。
陈永贵在治理山河、改变自然面貌方面经验丰富，出手不凡，他一反大寨先小后大、先易后难的习惯做法，在“想新的、干大的”的思想指导下，首战界都河。
界都河河道宽700米，只要建一条高8米，长2700米的拦河石坝，把河床裁直并压窄到150米，腾出来的河滩就能垫成3000亩好平地。这样的地能机耕、能水浇，投资少，收益大。
陈永贵想：“这一仗如果能打胜，就能把全县都调动起来。五道大川里几十亩、几百亩的河滩有的是，这样算下来，全县就可增加几万亩好地。农民是现实主义者，看着这样大片大片的河滩变成良田，真正实现多年来‘树上山，地下滩’的梦想，何乐而不为？”
说起来，陈永贵的这个设想是很好的。可是万事开头难。这么大的工程，由县里组织实施，钱从哪里来？劳力从哪里调？想到这里，陈永贵又犯了难。他想：“如果向各生产大队调，不是又刮开了58年的‘共产风’、‘平调风’吗？58年公社向大寨调猪，我把他顶了回去，让公社党委书记碰了一鼻子灰。现在我掌了权，向各公社、大队调劳力，人家又该怎么看我呢？”
陈永贵思前想后，最后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这个办法叫“调而不平”，即县里挤出了十几万元资金，搞工程需要的工具、水泥、炸药全由县里负担。工程需要的劳力由直接受益的界都公社出三分之一，地修成后分给界都一半。其余劳力全县从一个大队调一个，不能算多。调来的劳力每个劳动日按大队的分红折半付给大队。比如大队分一元，县里给五角。58年搞的是平调，这叫“调而不平”，道理上还是能说得过去的。
办法想出来后，陈永贵为了统一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就在大寨办了县、社、大队三级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了建设大寨县、治理昔阳山河、改变自然面貌的宏图伟业，讲了大寨多年来一心为公劳动，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及大寨人治理山河的经验等。
昔阳干部这时对大寨的经验已经心悦诚服，他们确信只要这样苦干上几年，昔阳的面貌一定会改变，人缺粮、畜缺草的愁帽也可以永远摘掉，这对广大干部来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因此，经过几天的学习，到会的干部都一致同意陈永贵的设想。
在治理山河的工程开工前，为了鼓舞士气，县里在县城贴出了大幅标语，标语上写：“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的报告，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为在三至五年内把我县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寨县而奋斗。”
1968年9月23日，在大寨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不久，陈永贵主持在县城召开了首战界都河的誓师大会。会后，陈永贵率领全县职工和400多名从全县调来的劳力组成的治河大军，奔向30里外的界都河。53岁的领头人陈永贵兴致勃勃、意气风发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治河大军来到工地上，只见这里已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陈永贵举起镢头，刨开了昔阳县改天换地的第一镐。
首战界都河的战斗打响后，不仅震动了昔阳全县，而且也在派仗打得热火朝天、生产一片混乱的三晋大地上传为美谈。人们说：“看人家昔阳，全县不仅没有分成两派，没有武斗，而且还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抓革命，促生产’上。”
像治理界都河这样大的工程，在陈永贵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周围县的干部没有搞过工程，这时就非常羡慕。不少人说：“看看昔阳，再看看咱。真没法跟人家比。”后来，晋中流传着这样两句顺口溜，“平定搞武斗，昔阳弄养种。”“和顺唱戏，昔阳修地。（指和顺有的地方因为打派仗，一个村分成两派，一派在村里唱一台戏，另一派也主持唱一台。）”
界都河工程打响后，新闻记者纷纷来这里采访，拍照。过去全国各地到大寨来参观的人只是到大寨大队看看，界都河工程打响后，参观的人也都要到界都河工地上来看看。
治山治水、改变面貌是广大农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一家一户的时候，因为人单力薄，提起治山人们只能是望洋兴叹。集体化以后，大寨做出了样板，群众认识到这样干下去确实是一条致富的根本途径。由此看来，治山治水从根本上来说是跟每一个社员的切身利益相一致的。
在界都河工程的示范作用下，当年的秋收还没有完全结束，凤居、赵壁、界都、安坪、巴州等8个公社先后都有工程上马，绝大部分的生产大队也都搞起了工程，治山治水的工程在全县遍地开花，昔阳大地上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炮声隆隆、热火朝天的战斗场面。
在治山治水的工地上，不仅有壮年小伙子，还有铁姑娘战斗队，县直机关干部也定期轮流到工地劳动，整个昔阳大地沸腾起来了。
各地刚开始搞工程时，一些人怕工程顶不住河水冲击，持有怀疑态度。可是当这些工程搞起来后，不少工程因质量好，大坝坚固，促使这些人的思想起了变化，人们说：“这样的工程别说是龙王爷，就是原子弹来了也扯淡。”
在界都河工程上马前，陈永贵原来设想第一仗是在东关的南河滩。因为这里靠近县城，干起来影响大。这个工程只要打上一条顺水坝，就可以造出2000亩好地。但是这个工程要毁掉翟家湾的130多亩好地，而这些地都是旱涝保收的千斤田。过去东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金扑篮，银扑篮，不如老娘翟家湾。”可见这里的地有多好。为此，陈永贵提出要在南河滩造地的计划后，东关群众思想犹豫，怕舍了孩子套不住狼，把好地毁了，河也没有扎住。
于是村支部书记孔庆喜对陈永贵说，“治理南河可不那么容易。张书记在时治理过两次都失败了。”意思是不同意治。后来，孔庆喜看到界都河的干河滩被30亩一堰、50亩一堰的好地连成了片，拦河的水泥大坝也非常坚固，上面还修了水库，河水来了根本不会把地冲跑。孔庆喜被事实说服了，便主动找陈永贵，要求治理南河。南河工程一上马，那些思想犹豫、动摇的公社干部认输了，社社队队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多。
动手比较晚的要数洪水公社，他们的工程比全县的先进队迟了整整三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看了一年，算了一年，等了一年”。第一年他们看人家的工程没有被大河冲走，便请了一个专家帮助算，算包工、投资。算来算去，打一条长20里的大坝，造地3000亩，工程大得吓人，公社一没人，二没东西，干不起。于是这一年又没干。陈永贵坐着吉普车检查全县的造地工程，看到洪水还没有动静，就找公社书记问为什么还不动。书记把三年来的情况向陈永贵作了汇报。
陈永贵听了说：“你真是一个算帐派。你忘了大寨的经验是‘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敢干’，群众的力量估不透。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一心一意地干，一人能顶两人。孔庆喜还被事实说服了，你这个算帐派还在这儿等，再过两年你倒是不怕没饭吃，可不知群众过的啥光景。”
洪水公社书记在陈永贵的劝说和训斥下，立即开会动员，上马动工。结果原计划三年的工程，两年就完成了，仅此一个工程就在河滩造出了3000亩平展展的好地。
瓦邱公社和丁峪公社是两个工程上得最慢的公社，陈永贵把这两个公社的主要干部叫到大寨办学习班，在会上把他们批了个狗血淋头。他说：“你们一天吃上人民，喝上人民，不为人民办好事，占着茅房不拉屎。现在没有多话讲，只是干还是不干。干就订计划，不干就下马。”
瓦邱公社党委书记立了军令状，表示一定要干好。回到公社后，借用陈永贵的办法，对大队书记说，一句话，干还是不干？大家感到情况紧张，没有回旋的余地，都一致表示要大干。结果很快在瓦邱公社的干河滩上修起了小平原，一下造出五六百亩好地，建成了瓦邱公社的大粮仓，至今仍在受益。群众高兴地说：“这都是学大寨的成果。”
丁峪公社党委书记在大寨答应要干，回去还是干不起来，陈永贵决定立即换马。新官上任后，看到了前任的下场，立即动手大干起来，两年在丁峪大队修下五百亩水地。丁峪大队是我的家乡，过去有200多户人家，一千多口人，1200亩地，一人平均只有一亩。抗日战争前，全村丰收年打下的粮食够吃有余，平年刚够吃，欠年就糊不住肚皮了。经过8年抗战，几次发大水，河水冲走了村里的400亩地，留下800亩，一人平均只有8分。解放后，丁峪村成了年年缺粮的村。如今学大寨，两年修了500亩水地，全村土地总亩数超过了战前，达到1300亩。光是水地这时就有800多亩，人均8分。自此，村里的生活一下好了起来。1980年我回到家乡，问群众的生活怎么样？大家都说这8分好水地每年能打四五百斤小麦，一天三顿白面，满够吃。秋天还能打八九百斤玉米，叫耕一余一。至于咱村的生活，旧社会你知道，糠菜半年粮。现在是白面挂帅，四季鲜菜。过去王争（丁峪的地主）也吃不上这“食水”。这都是学大寨带来的好处。
从1968年到1970年，昔阳搞农田基本建设工程1225处，造地3万亩，每个劳力平均投工110个。
1971年1月，我从河北回昔阳过春节，陈永贵陪我用三天时间走遍了昔阳的五道大川。我看到昔阳的山河基本得到了治理，很多原来的烂河滩成了好良田。看到这些，我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昔阳在清朝康熙年间，人口只有5000多，耕地主要是在五道大川。后来人口增多，不断开垦荒山，造成植被破坏，山洪连年爆发，川地被冲，特别是和昔阳交界的和顺县来的山洪对昔阳的危害更大。这主要是因为昔阳与和顺的交界线是一座菜岭山，这座山在昔阳的上端，以前和顺人为了防洪，在菜岭山上挖开一道沟，把洪水引到昔阳的南河，对河道两边的村庄形成很大威胁。
过去昔阳民间流传着这样两句民谣；“挖开菜岭一座山，漂走昔阳米粮川。” 1953年我在昔阳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曾把一个过去在衙门里管粮的官吏翟老汉找来，了解过去昔阳的土地情况。他说：“从清朝末年到民国25年，昔阳全县在粮帐上减掉的粮地是5万亩”。可见山洪对昔阳的威胁之大。
1955年昔阳实现高级合作化以后，我看到农村中劳力剩余，就动员全县普遍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拦河造地运动也普遍展开。那时，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五道大川中的大中小工程处处可见。可是，当时因为没有水泥，打起的坝不结实，第二年夏天一场洪水过后，把修起的工程冲了个净光，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一年，我骑马检查灾情，看到五道大川白光光的都是河滩，心里一直想，河滩治不住，川地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将来人们吃什么？县里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大家认为失败的原因一是没有综合治理，没有在上游建水库；二是石坝没有水泥，经不起洪水冲击。后来县里改变方针，放弃在河滩打坝，集中力量修南河。各大队主要任务是治理小流域，植树造林。
现在我看到五道大川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基本得到了治理，深有感触地说：“老陈呀！我多年来的愁帽，昔阳人民的向往，你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解决了，昔阳的干部群众怎么能不拥护你！”
陈永贵一方面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方面抓当年生产，是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有机结合。到1969年，全县的粮食产量由1966年的8千万斤增加到一亿六千万斤，整整翻了一番。粮食多了，卖给国家的余粮就多了，给社员留的口粮也多了，人们对粮食就不那么斤斤计较了。于是，陈永贵在1968年的一次县委工作会议上，提议免掉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全县的困难户向大队借的2000多万斤集体储备粮。当时昔阳县有四万农户，每年春夏两季有两万余户口粮短缺，靠向集体借粮度日。到秋收分配时，农民在分口粮前首先要扣除春天的借粮。因此从帐面上看，农民每年每人可分粮360斤左右，但是有半数以上农户在扣除借粮后，实分口粮不足300斤，造成口粮连年短缺，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陈永贵出身于基层干部，很清楚农村的底子。因此提出要免掉农民的借粮，保障口粮兑现。县委个别干部认为陈永贵的这个提法欠妥当，就在会上说，社员借集体的粮有借有还算不得大问题。
陈永贵听了火冒三丈，他拍着桌子说：“这是大问题。不是社员欠集体，是集体欠农民的帐。农民辛苦一年连肚子还吃不饱，集体的优越性哪里去了？这个集体还有啥可爱之处？”于是他果断提出，全县的借粮一次性全部免掉。
当时有人怕犯右倾错误，提出地主富农的借粮不可全免。陈永贵反驳说：“地主富农也是人，不吃粮能活？”就这样，昔阳县在1968年秋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全部免掉借粮的决定。到会人员听后，全体鼓掌三分钟，有的当场欢呼：“陈永贵真是咱的贴心人哪！”这一措施在全县执行后，极大地调动了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看到地修得多，粮打得多，生活逐步提高，改天换地的自觉性也越来越高，全县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
贫农王柱成，当年40岁，是皋落公社皋落大队的赶车把式。他赶车拉石头时，遇到车翻马亡的险情。本来他自己完全可以从车上跳下来逃命，但为了保住集体的四头骡马，他奋不顾身地来了个急刹车，结果把自己从车上摔下来，一条腿被车轮压成三截，当场昏死过去。群众把他抬到医院，他苏醒过来后，睁开眼后的第一句话就问“骡马受伤了没有？”
王秦宫大队共产党员王长锁，58岁，打石头建设大寨田时，石渣溅起打瞎了他一只眼。王长锁道：“我坏了眼还有腿，不能打石头还能担。”于是他上山割草熏肥。他干活太拼命，担的太重，再加上眼神又不好，一次担着草下山时，从圪塄上跌下去，又摔坏了一条腿。王长锁又说，“我比别人少了眼，少了腿，可是没有少手，还能干。”于是他又喂牲口，三年中兢兢业业，把队里的牲口喂得滚瓜溜圆。
陈永贵对我说，昔阳像这样的社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
二、大干社会主义与刮“共产风”
一些学大寨早的先进大队根据大寨“先治坡，后治窝”的经验，也提出“日战千斤粮，夜战新农村”的口号。社员们晚上收工回来吃罢晚饭，就在村里挖地基垒墙盖新房，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一些外地来参观的人看了不理解，说：“昔阳人哪来的这么一股干劲？”找干活的人一访问，一些年轻人说：“我们现在两三代人住着三间旧房，晚上加加班盖上三间新房，有啥不好？”
有的说：“我们马上就要结婚，却和父母住着一个屋。依靠集体力量今年给你盖，明年给我盖，这比两代人住在一个屋里好得多。”
听了这些话，参观的人理解了，说：“昔阳人的干劲不是训出来、骂出来、压出来的，他们每干一件事情都跟社员的切身利益一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这就是他们有使不完的劲的源泉。”
随着全县干部群众的干劲不断增大，陈永贵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工程也越搞越多，越搞越大。这时，他便感到国家原来针对农村制定的《六十条》规定中的“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条款，有点不适应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形式，于是他提出要改变现在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形式，实行大队核算。
昔阳县的合作化基础好，1961年县里根据《六十条》的规定下放核算单位时，大寨仍然保持着大队核算的形式。事实证明这种形式对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有着很大的优越性。因此，当陈永贵提出这个建议后，得到了县社及多数大队干部的支持，于是昔阳从1969年开始，全县逐步实行了大队核算。县里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向社队调的劳力也由6%增到10%。
陈永贵改变核算单位，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向大队平调劳力的做法，在山西引起了一场议论，有人说陈永贵又犯了1958年刮“共产风”的错误，随意改变《六十条》，向大队平调劳力。陈永贵在1958年尝到过“共产风”的苦，也反对过“共产风”，现在听到别人说他又在刮“共产风”，思想上像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也弄不准是对还是不对。
恰在这时，中央农业部部长沙风来昔阳考察，看到昔阳改天换地的惊人创举，这位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部长惊呆了。他说：“这才真像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
陈永贵说：“有人说我们是在刮‘共产风’。”
沙风说：“这不是什么‘共产风’，这是经验！改天换地，大干社会主义有什么罪了？”
王恩茂同志来大寨住了半个月，进行了调查研究，最后说：“昔阳的大队核算是生产关系适合了生产力，不是什么错。”
陈永贵得到这两位高级领导同志的支持，心中的疑虑解除了，他欣慰地说：“有人说我刮‘共产风’。放屁！他们不想干也不让别人干。像这样的‘共产风’他们想刮还刮不起来哩！”
陈永贵说的这句话确实击中了事物的要害。后来，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也让一些大队像昔阳这样干，结果因为条件不成熟，走向了反面。
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看到自己的汗没有白流，工没有白误，单干时想干的事情干不成，依靠集体化干成了，干劲自然更大了。静阳大队两个冬春修下3000亩好水地，原来的地也有1000亩采用高灌变成了水浇地，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汉高兴地说：“老汉活了七十三，没有见过水上山。”
当然，昔阳在改天换地中的做法也不是尽善尽美，有的地方也干了一些劳民伤财的蠢事。像朱后铺大队由于干部不认真，群众发动不起来，不少人忙于干小本买卖，动员不到工地上去。干部为了应付差事，雇了河北的民工修了一条坝。春天修起，夏天一场洪河冲了个净光。群众讽刺说：“自己干买卖，雇上别人学大寨。钱没挣下，地没修成，真是扑篮打水一场空。”
另一个大队由于盲目开工修了一道水渠，结果是地高水低，成了参观工程。
像这两个大队所干的蠢事在全县这样大规模的治山治水中，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也无可厚非。
昔阳在陈永贵领导下，从1967年开始到1978年12年中，投工9815万个，修地6万亩，动用土石方一亿二千万方，粮食由1966年的8千万斤增加到二亿七千万斤，相当于原来的三倍多，确实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说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