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概是去年，教育界的论调，还是“相对于贫困阶层和工人阶层，中产父母有财富、地位、学历、资源和价值观方面的种种优势，而贫困家庭造成的压力、糟糕环境，和底层父母不正确的教育方式，往往会从根本上伤害孩子的认知发展，让这些阶层的孩子，从人生的起跑点就落后于中产和上层的孩子”。
这些被我们用数据和研究论证的事实，总能让中产家长们，在无边无际的焦虑中，暗暗舒上一口气。
似乎再怎么样，都有工人阶层和贫困阶层的人垫底，而且中产父母，被证明可以为孩子建造一个“玻璃屏障”，让底层的竞争者无法上来。
不过，也好像是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社会上舆论的口风又悄悄变了。
“中产”，似乎又成了一个备受挪揄和讽刺的角色。
他们焦虑自己的职业天花板，担心后代无法在一线城市立足，仰望着上层哀叹自己的不上不下。
如今，又在越来越夸张的房价，和没有上限的教育军备竞赛面前，中产们拥有的那一点学识、收入和品味，脆弱得如同白纸一般。
从这样的舆论转变中，我们都见证了，昔日在教育理论上尚还占据优势地位的中产家长，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变成了财富缩水、地位不保、后代堪忧的尴尬阶层。
“中产陨落”的现象，让我猛然开始意识到，阶层固化话题的热炒背后，实则就是社会不平等扩张背后的人生百态。
过去说起社会不平等，我们可能只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同情不平等的受害者——穷人，也就是那些吃不饱、穿不暖，日夜勤劳工作却依旧朝不保夕，且没有一技之长和一纸文凭，未来看不见任何发财可能性的人。
而且，我们可能还会鄙夷地认为，穷是原罪，一个人穷，要么因为他懒惰不上进，要么源于他笨拙不聪明。
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社会不平等与自己甚远，这只是穷人应该关心的事。
可我们似乎很少想过，也许正是因为一个社会整体凸显的不平等，才让一些人被迫失去良好的教育机会和上升通道。
所以，有些贫穷，已经不再应该是一个人的错，这明显是他们自身无法扭转的时代弊病。
在嘲笑穷人的穷时，我们是否该开始警惕，时代的弊病，会不会在我们自己身上撒下诅咒？
事实也证明，社会不平等，其实已经波及到了昔日地位稳定的中产。
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有房有车，生了二孩或一场大病，就瞬间返贫”和“手握五百万，还是无法在北京安家”的人们了。
那些曾经认为“社会不平等不关我事”的人们，都可能成为不平等的受害者。
事不关己的态度，已经渐渐过时。
除了社会不平等已经逐渐伤害到社会中层，还有一个原因，让我们有理由、有责任去关心社会底层和穷人。
因为前期的研究显示，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之前就在认知能力上出现落后，且即使考入大学，也会因为家庭背景不佳，而在整个职业生涯收入、职场上升空间和个人能力方面，不能够匹敌背景好、能力强的孩子。
那么在教育实现逆袭这一环，这些孩子的路，就从儿童期到青年期，几乎被完全堵死。
虽然我并非贫困阶层其中一员，但大学时期在贫困地区支教的经历，让我非常想弄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条件既然教育的提升作用日渐微弱，还有什么途径，可以让这样的孩子，拥有更多让生活变美好的机会。
这种困惑，算作关心也好，社会责任感也好，亦或是他人眼中的“圣母情结”也好，都一度让我有些偏执地寻找答案。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也找到了些许途径。比如有了高质量的早期教育干预，或者系统性的家长培训，很多贫困孩子的人生，其实是可以得到改变的。
然而同时，我身边也有一个老友好心提醒，“我们和底层毫无瓜葛，你为什么要总是执着于研究穷人呢？好好享受我们的生活，就已经很好了啊”。
他说得没错，但正如那个“来自北大的既得利益者”的自述，我对于现在拥有的一切，既感到心有惭愧，也因为中产的愈发脆弱，而焦虑丛生。
底层人群的今天，都有可能成为你我的明天。
所以，在惭愧、自危、同情和社会责任感驱使下，我做了一些研究，想试图探查，无论我们自身是否会成为社会不平等的受害者，一个人去关心与自身毫无瓜葛的底层阶级，去积极了解社会不平等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害，而不是事不关己地享受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相对虚荣感，到底是否有必要。
我找到的资料都说明，虽然作为一个小小公民，尚且无法影响国家经济趋势和贫富差距，但哪怕是发自内心的关心，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接下来，就先与大家做些许分享。
不过，依然需要事先声明，我只是几年前出身于经济学专业的本科小弱，读资料、想问题尚可，但“社会不平等”这个宏大高深的话题，我连皮毛都不算懂，所以只能从每个人的生活出发，做些浅薄分析。如有失误，请大家积极指出。
另外，推荐一本书《不平等的代价》，作者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对于这个问题分析很透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
社会不平等，仅仅是穷人的事吗？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则Ted演讲，叫做《经济不平等，如何危害社会》。演讲者是Richard G.Wilkinson，他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荣誉教授。
在演讲中，他利用统计研究和直观数据，列出一系列事实，告诉人们，当一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它会在各个系统、各个方面表现得更差。
在他的研究中，国家之间的平等程度，通过“最富的20%比最穷的20%富多少”来排序的（下图）。
其中，美国和新加坡的不平等程度最低，而日本、芬兰、挪威、瑞士、丹麦等国家相对更平等。
Wilkinson教授的研究发现，每个国家国民的平均寿命，与一国的GDP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去了解社会内部，就会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很大的健康状况差异，富人就要比穷人更健康、更长寿。
而除了健康状况和人均寿命，在儿童的数学&阅读成绩、婴儿死亡率、谋杀案发生率、犯罪率、青少年早孕率、人之间信任程度、肥胖率、精神疾病发生率、毒品&酒精依赖等问题上，人们表现的好与坏，依然与GDP毫无关联，反而与不平等程度高度相关。（下图，收入越不平等，社会问题越多）
这就说明，社会的平均福利，再也不取决于国内收入和经济增长，而是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除了社会不平等与人均寿命的关系，Wilkinson教授团队的研究还得出：
越不平等的国家，孩子的阅读和数学表现就越差
越不平等的社会，人们越不愿意信任他人。
在不平等社会，15% 人表现相信他人，而较为平等的国家，这个比例是60-65%。相应的，社会参与度也是相同的趋势，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人们更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愿意参与社会活动，而更平等的国家，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更强，社会参与度更高；
越不平等的社会，人们的心理疾病比例更多，比如平等程度较高的日本就是8%，而不平等明显的美国，就是25%；
越不平等的国家，犯罪率越高、罪犯越多，审判也越严格，越倾向于保留死刑；
越不平等的社会，儿童的高中辍学率越高；
越不平等的社会，婴儿死亡率在阶层间差异越大，底层的婴儿死亡率最高；
越不平等的社会，社会流动性越差，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就会在孩子的未来中越发起到决定作用，穷爸爸的儿子，就更可能继续做个穷人。
总之，社会不平等，已经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更是表现在健康、寿命、教育、诚信、犯罪等，衡量社会和经济的每一项标准上。
一个不平等化严重的国家，人们上升的机会渺茫、信任缺失、凝聚力低、人情冷漠，社会动荡、犯罪高发，这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吗？
哪怕富人与穷人，住在完全不同的社区、孩子读着完全分隔的学校，从事着天壤之别的工作，但有些上层的财富，是通过攫取底层、中层基本收入来实现的。
那么就势必引发下部阶层的不满与不公，于是社会动荡加剧、犯罪活动高发，富人还能安享高高在上的生活吗？
即使是安心待在父母营造的“玻璃屏障”中的孩子，只要还不属于社会顶层1%的人群，谁又能确保，这个玻璃屏障永远不被愤怒的底层，和陨落的中产打破呢？
就好比，男女不平等，并非女性（弱势方）一方的事，它也与男性的福利息息相关。
比如，大量数据表明，那些男女地位更平等的国家，人们幸福度就越高。
一个性别平等的公司，员工满意度越高、离职率更低、忠诚度更高，生产率也就自然提高，因此运营成本越少、运转更高效。
而一个性别平等的家庭，更是一场双赢博弈。
因为婚姻关系越平等，夫妻幸福度就越高。当丈夫分担育儿和家务时，孩子的成绩会提高、缺勤率减少、在校表现更好，患上ADHD和精神疾病的几率更低，免疫力也会更强。而且，性别平等还可以让夫妻双方身心更健康。
所以，当我们谈论平等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和性别平等一样，社会各方面的不平等，不只是穷人和底层的事，这是一个社会的事。
减少两方之间的不平等，只会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不仅仅是增加弱势方的福利。
如果人人都觉得贫富差距和社会底层与己无关，那么等到不平等日益严重，中产与底层的分界线越来越高，自己都成为了社会不平等的炮灰，我们还会有其他办法吗？
不平等的社会，人们会付出什么代价？
冲动性消费多了
前段日子对北京房价的讨论中，买不起房的依然买不起，买得起房的，很多都已经坐拥数套房产。
而巨大的财富差距，很有可能会激发人的虚荣购物欲。原因在于，人作为社会动物，时刻都处于与他人的暗暗比较中。
失落感来自于比较，愤愤然也是来自于不平等。
当富者更富，我们可能会更愿意购买奢侈品，好让自己跟上更高阶层的脚步、拉开与更low人群的距离，增加自己的社会价值感和自尊感。
有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Frank，曾就做过一番调查，当人们被询问，是愿意在6000平方英尺的房子旁边，有个4000平方英尺的房子，还是愿意在2000平方英尺的房子旁边，拥有一座3000平方英尺的房子时，很多人选择后者。
虽然4000平方英尺实际面积大，但是相比于6000平方英尺的邻居，依然输了。而3000平方英尺纵然面积小，却能比邻居的房屋面积更大，从心理上获得的满足感和虚荣心，似乎就能把1000平方英尺的差额给补齐了。
所以，社会不平等的加重，实际也催生了更多冲动性、炫耀性消费。如果暂时买不起几百万的房子，买买几万块的包和表，也足以填补被他人碾压的挫败感了。
下一代上升空间小了
我们知道，上层人群有大把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让下一代的地位更加稳固。
而不平等的社会，只会让流动性更差，不仅底层难逆袭，中产也更加难保地位，倘若没有一夜暴富的机会，进入上层更是难上加难。
这个结论，可以用“盖茨比曲线”来呈现（下图）。
所谓“盖茨比曲线”（The Gatsby Curve），是由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提出的，它是一根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用以说明，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社会流动性。
也就是说，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地位决定，子女依旧与父母同一阶层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图像的横轴是以各国基尼系数表示的社会不公平程度，其中基尼系数越大，表示社会越不公平（中国2016年基尼系数为0.465）。
纵轴为“代际收入弹性”，即父辈的收入水平对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响，该数值越大，表示收入的代际流动性越低，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
图中可知，北欧各国依然处于左下角，社会流动性更高，更加平等，而美国与中国，则处于中部偏右。
两者虽然基尼系数相似，而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更高，也就是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更低。（关于这个图，学术界争论较大，因此不作更深解读，有异议欢迎讨论）
还是那句话，也许你现在是小富，但如果背景不像王思聪那么硬，你敢保证，自己和下一代，未来就一定不会受到社会固化的影响吗？
心理压力更大了
这里的心理压力，不仅仅是因为房价越来越贵而导致的，还有在日复一日的社会地位比较中，人们承受了很多比较压力和不安全感。
Wilkinson教授的研究就发现，身份地位的竞争和比较，在促使消费经济的同时，更容易导致地位的不确保性。
我们会更加担心别人如何评价和看待我们，也更在意自己是否在他人面前有吸引力、足够聪明。因此，当人们的社会价值被财富、地位和学历等标签占满，每个人都会存在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曾经就有一个实验发现，当人们执行关于社会评价的任务，并且他人有权利对你进行负面评价时，仅仅是感受到自己的自尊和地位受到威胁，就可以提高人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
而我们已经在《体罚如何伤害孩子的大脑》一文中知道，长期的皮质醇，对人的身心健康并无好处，它会损害人的免疫力和心脑血管健康。
而根据对不同社会地位人群的皮质醇水平研究，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即使有工作、有福利、有收入，依然会比高地位的人，拥有更高水平的皮质醇，也就是更加焦虑。
除了皮质醇的增加，频繁的社会地位比较，还会让人们越来越敏感，尤其是感到自己被瞧不起的时候。因为皮质醇的分泌，本身就容易让人有这样一种认知，那就是感觉别人对自己做了负面消极的评价。
因此，这种敏感也有可能促发人们的暴力行为，小到影响人际关系和个人形象，大到诱发心理变态，本着自己的一时不得志，就做出报复社会的事情来。
高度不平等社会的犯罪频发，也是有这个原因的。
幸福感下降了
可见，社会不平等造成的以上种种影响，其实都会挫伤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在不断被他人刺激的过程中，人们对成就的钝感力就会增强，最终不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而是“想要别人得到了的”，永不满足、永远焦虑。
当我们越来越着眼于得不到的物质，就会忽视自己已有的东西，比如爱情、亲情和友情。
在物质欲望的浸淫中，我们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更加努力工作，也更加努力花钱，在焦虑的恶性循环中，做着如同末日的狂欢。
公正感被消磨了
不平等严重的社会，人们便会越来越意识到，努力终究是徒劳，最大的蛋糕已经被上层瓜分殆尽，自己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中做着小蝼蚁。
昔日，人们秉承的信念，还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就可以实现梦想、获得提升”，这也是美国梦的核心理念。
现在，很多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美国梦可能只会成为一场梦，而倘若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步入美国后尘，我们的积极性会被消磨干净，公正感也会随之泯灭。
在这里举个例子。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当每个人都拿到1000块钱，那么每个人都会受益，没有人福利受损，这是一个happy ending。
而倘若一个人拿到两万块，其他人只拿到20-100块，虽然每个人都拿到了钱，单纯福利增加，但结果就会很不同。
不平等会让有人欢喜、有人愤怒，哪怕依然拿到了钱，那些拿了20块的人，不但不会感觉自己赚了，反而会认为自己亏了，从而让他们的公正感被侵犯。
所以，一个人的资源、收入，不仅仅是实在的钱和物，更是社会如何评价和衡量每个人的价值。
如果收入的差距过大，大多数人都会倍感挫败、上进心消退，认为自己价值低不说，还没有得到社会和他人尊重。
有了比较，才有了伤害。
只有两个毫无关联、没有互动的个体，才会毫不关注对方的价值和财富，也就没有了不平等。
然而，我们的社会并非真空，我们每个人都在和他人发生了联系，所以不平等，会实实在在影响每一个人的福利。
即使不影响实际财富，也会因为公正感被破坏，而挫伤人们的三观和积极性。
结语
一个完全平均的社会，自然缺乏激励与活力。
而适度的不平等，能够让人在收入差距的刺激之下，更加蓄力创新、努力进步，实现能者多得。而且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适当水平的不平等。
不过，只有将不平等，保持在一个限度内，它才是有效的。
那本在经济学界很火的书《为什么国家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就说，经济不平等，往往伴随着机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
而政治权力大的人，会利用权力优势攫取更大的经济优势，继而持续加剧经济不平等，恶性循环、生生不息。
经济繁荣依赖创新，而倘若因为阶层屏障和教育门槛，而让家庭背景不具优势的人失去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那么人们的创新能力就会被浪费，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伟大的企业来自何处。
抛却国家层面，从个人角度来说，在高度的不平等面前，中产和底层，其实是一样脆弱。
当然，缩小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让社会变得更公平，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政策。
但今天写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从个人层面上，收入不平等，直接导致各方面的不平等，还包括社会地位的悬殊。
每个人都会在与更高层次的比较中受伤，这就是一种福利的受损，所以不平等，肯定是会影响到每个人的。
如此，我们成年人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就不应做旁观不平等、享受不平等的冷眼者。
是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们在享受自己地位高于他人、财富碾压底层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愉悦感，但长远来看，不平等会伤害到每一个人，让整个社会失序、低效，且高成本运转。
兜兜转转，曾经享受不平等的人，也终究会因为不平等而付出成本。
所以，从我们个人做起的话，可以让自己和孩子，适度有些悲悯心和社会责任感，对底层、穷人和弱势群体，付出一些关注和关心，而不是在“与我无关”的态度中，做一个杀死社会公正感的帮凶。
毕竟，人人冷漠、底层绝望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安全，也不会是一个足够尊重才能的社会。
陷于贫困、囿于悲惨的人，值得有人为他说话。
最后分享一段话：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刻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被屠杀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