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是勾肩搭前还是背对背，这可能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常常是一个灰度实时变化的灰色地带，转型期则尤其如此。企业家精神和政治参与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又是什么关系？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该往何处去？
这是中国企业家眼前不能不深入思考的课题。一方面，“企业家精神”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激励人们创业创新创富，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另一方面，执政者对于政商关系持严肃态度，强调“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在此形势下，应该怎样理解和倡导企业家精神？在3月16日于江苏南通举办的“张謇大生论坛”上，众多来自政商学等领域的嘉宾给出了他们的答案，那就是：实业兴国。
“是非越多，财富越少”
江苏南通人张謇（1853-1926），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张謇1895年在南通通海地区创办了大生纱厂。在倡导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30年的身体力行中，成功地创造了包括轻纺、重工业、垦牧、运输、金融等企业体系。被誉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
他一生与时俱进，所开创的“南通模式”是中国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有益尝试，他所主张的“棉铁主义”曾被视为实业救国的良方，在历史上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在论坛上提出，“张謇精神”留给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是这三点启示：一是，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冲破技术和资本壁垒，夯实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二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须依靠实体经济，企业家应当自觉推动中国制造的科技创新转型升级，不能醉心于玩空手道、制造泡沫，成为操纵市场的金融寡头；三是，塑造中国特色商业文明，既遵循现代工商业逻辑又秉持传统义利原则；既追求企业经济效益，又讲求社会责任担当。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张謇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在大变局中积极参加，我们今天叫社会责任，实业报国，把生命、企业、和国家、社会的前途捆在一起，非常好，令人尊敬。另外一点也有遗憾，就是个人的财富看不见。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张謇也好，那个时代的企业家，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启示，让我们去琢磨这个事情。是非利害，怎么去权衡？你要更多地财富积累，那么要少介入是非。这是一个规律。但是财富积累很多，是非介入很少，但社会评价又很低，你的历史地位又难以达到张謇、卢作孚的地位，所以功名和利益是非怎么去权衡。仍然是需要完成的作业，而不是已经有答案的问题。
冯仑认为，管是非和个人的利益需要平衡，在早期近代史上，像张謇这一类企业家基本上是牺牲掉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法治环境越来越完善的时代，民营企业家应该更多地专注企业治理、业务发展上，使自己少陷入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是非。“我们有一些企业家也陷在是非里，这几年的反腐斗争当中，也有少数企业家在政商关系中有模糊，有错误判断，也有不当行为，导致了自己不断地‘配合司法工作’，有的至今还在休息当中。这种纠结，也就是说为了个人利益陷入是非里。”“是非越多，财富越少”，冯仑说，“这两件事情的平衡，变成民营企业在今天不能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实业兴国：张謇的启示
冯仑的看法仅仅只是代表了一种声音，在论坛上，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倪建达专门对此作出回应：“我认为冯仑说的只是有形的财富。张謇还有很多无形的财富。今天我们之所以会聚在张謇故里南通，就是要讨论张謇的精神传承，这不仅仅是南通人的财富，更是中国企业家的财富。”
倪建达认为，张謇还有超越于物质之上的其他财富，比如“那个时候就探索股份制，当时还没有公司法，这是需要何等超前的眼光。我们作为现代的企业家，更多地要从当时的实业救国去感受到他的格局。能够传承下来的不是有形的财富，而是无形的精神。当代企业家应该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精神。”
倪建达十分忧虑当前的经济结构，“现在虚拟经济正在越来越成为经济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金融的部分超过了第一产业。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在经济运行中越来越着眼于顶层的结构调整。所以实业从日常生活中、在媒体频率中都被淡化和弱化。这将给我们民族未来的发展，带来深刻的伤害。所有的人都知道，虚拟经济并不产生GDP。中国的企业家，能不能坚持当时我们的初心，为实业发展的配套服务和支撑？我们需要张謇的探索精神和不忘初心的执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养分。”
时代需要张謇精神，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认为，张謇不只是商人、企业家，不只是企业家的精神，他是个实业家，有别于资本家，实业家是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张謇做工农商学，真正实实在在的做实业，为国为民为一方，默默的成长。
再辩“在商言商”：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是非越多，财富越少”，这可以视为柳传志“在商言商”论的延伸。
2013年，中国“企业家教父”柳传志，因为一个小范围的谈话被卷到舆论的尖锋。导火索是被媒体广泛转引的“在商言商”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这一言论因此被一些人士视为企业界的犬儒主义，经受严厉批评，柳传志本人遂因此饱受责难。
在“张謇大生论坛”上，冯仑用自己的方式来注释“商言商论”：“有一些企业家说要‘在商言商’，有他的道理，那就是做好企业家的本分，去营商，积累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创造个人的财富。
尽管如此，冯仑还是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对我们来说是长期的事情”，“张謇身上开放、创新、变革的精神、社会责任的精神，是我们特别愿意吸取的。”
冯仑说：“我们要像总书记讲得那样，处理好政商关系，两个字，第一是“亲”，亲密，亲切，第二是“清”，干净，要清爽，干干净净，但是要清切自然。只有把握好这个政商关系的尺度，民营企业才能走向未来。只有当民营企业解决好未来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发展出超越当年包括张謇企业家事业家的新的事业，才能不辜负老一辈企业家在100年前所做出的努力，无愧于后人，而且保持这个时代更大的活力和进步。”
众多观察可能只能聚焦张謇的一面，张謇一生均在思考国家富强和统一之道，以实业为母，以教育为父，采用经济和教育及社会改良的办法，其产业收益全都用于当地的社会福利建设、教育建设、基本建设，系统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相比于企业界对是非的避让与实业的强调，学界的看法似乎更为自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指出，张謇精神不只是企业家的精神，张謇还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政治家。
政商关系是勾肩搭前还是背对背，这可能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常常是一个灰度实时变化的灰色地带，转型期则尤其如此。企业家精神和政治参与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又是什么关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干青松认为：“我们现在把张謇看成是一个实业家或是一个革命家，其实都是以我们现代人的方式来衡量的，其实那时候的人并不是有那么明确的区分我就是一个实业家，这些人都会真正地参与到政治中来。我个人觉得企业家应该关心国家利益和适度的参与到中国的建构中去，尤其是中国近代农工商社会，企业家作为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集体，应该更多的参与到政治的建设里面。”
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怎么看政商关系？冯仑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讲了一个比喻：“这非常简单，大夏天你衣服穿得很暴露就有色狼骚扰你。你走道走得正确就好了，那坏人就不来找你了。你非要在夜总会门口穿的很暴露，抹个口红，挺个胸脯，那坏人还不找你？关键看自己，而不是怪别人，你永远不要埋怨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