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马佳佳来杭州，我们在静逸别墅的大樟树下喝茶，我问她，你买了北京的房子吗？
她微微地笑，不做答。
2014年2月，马同学去万科总部演讲，说，我们90后不买房。
她做演讲的那会儿，北京房屋均价3.54万元/平，与2012年相比，上涨整整一倍。此后经历调控，微有震荡，接着连续18个月环比上涨，到三年后的2017年2月，均价达到6.07万元/平，仅在过去的五个月间，涨幅就达15.6%。昨天（3月22日），北京市宣布，首套房贷利率优惠收窄至95折，这意味着房贷政策进一步严控。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里尔克写下这句诗歌的时候，心里应该没有想到北京的房价，但在今天读来，却好像是一个很恶作剧的玩笑。
还是回到2012年。
那年，全国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为3048元。如果你碰巧进入了一家非常慷慨的大公司，税后月薪达到1.6万元，不吃不喝，只靠呼吸PM2.5值很高的空气活着，可以买得起一平米的北京房子。
到2017年，你必须要找到一位肯付你6.07万元月薪的雇主。当然，这似乎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前几天，咪蒙同学的助理月薪达到5万元，就已经溅起一片惊艳般的欢呼。
我再继续算账。
如果你购买一套价值1000万元的房子，向银行做七成、三十年按揭，月均还款37150元。如果做五成、三十年按揭，月均还款26536元。
首付的700万元或500万元，足以压垮全国90%的父母。
而在未来的三十年里，背负月均还款3.7万元到2.6万元，对于90%的90后而言，都恐怕是一个了无生活质量及乐趣的人生。
所以到今天，不是你拒绝买房，而是你不应该再买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房子了。
这是我第一次建议同学们不要买房。
超级大都市的房子，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无关。
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景象。
看过《穿Prada的女魔头》，你应该还记得海瑟薇扮演的那位刚刚毕业的女助理安迪，她不但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忍受女魔头的种种刁难，还要厚着脸皮向父母借钱付房租。如果你有她的电话可以去问一下，她应该也买不起纽约的房子。
可是她死活也要留在纽约。
几年前，《纽约时报》做过一个“你愿意生活在城市、市郊还是乡村”的问卷， 84%的人表示对纽约满意或非常满意。也就是说，像纽约这样充满大城市弊病的城市，人们却依旧欣然向往。
同样是纽约移民的雅各布斯出过一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书中充满了对现代大都市的批判和不满，不过她也承认，人口稠密会加速知识的产生，她由此提出了“知识溢出”这个新名词。
美国专利问题专家亚当·贾布的研究表明，一个发明者常常受到同区域其他发明者的启发，对同一城市专利的引用次数是其他城市的十倍。他还计算出一个公式：城市人口密度每增加50%，人均生产力就可以增加4%。
所以，不买京沪深的房子，不意味着逃离京沪深。那里仍然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是梦想野蛮生长的伟大而邪恶的容器。
还记得《应谐录》里的那个故事吗——一个盲人过桥，失足，抱住桥柱大喊救命，路过的和尚说，桥下并没有水，“放下是实地”。
京沪深的房子就是那根“桥柱”，它不决定你的价值、未来和生死，人生无比辽阔，放下即是实地。
90后不买京沪深的房子，并不是说，高企的居住成本就是合理的，它当然是一个应该被不断诅咒的现象。
每一位城市管理者都清醒地知道，一座城市的活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年轻的人、热钱和新技术，而年轻人是其中权重最大的。如何降低他们的居住成本，是城市管理者的职业道德所在——如果他们的血管里还流着“道德的血液”的话。
柏林是当今欧洲的“创业之都”，2015年，欧洲创业投资共118亿欧元，其中，柏林就吸引到21亿欧元，远多于伦敦、巴黎和斯德哥尔摩。
可是柏林的居住成本却不高，年轻人花费工资的五分之一大概就可以租到满意的房子，在2016年，柏林公寓每平米租金的平均价格只有9欧元，要知道德国的人均年薪约为4万多欧元。
柏林的办法有三个。
其一，提供大量“社会住房”——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廉租房，由柏林市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建造，供低收入者使用。目前柏林约有22.5万套“社会住房”。凡是个人年收入低于1.7万欧元，两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5万欧元的就可以向所在区政府申请“居住资格证”。
其二，提供住房金补贴，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居民就有权享受“住房金”，其能够享受多少则取决于收入、房租、生活负担以及家庭成员人数等多种因素。柏林现有27万多户家庭享受这一补贴。
其三，在租房契约中，政策性偏向租房者，政府明文规定，租房合同一旦签订，合同内不得涨房租。
我曾经问过一些政府官员：效法柏林的这三个政策，对我们大帝都、大魔都和大深圳政府而言，有多大的难度？
在2016年，北京市的地方财政收入5081亿元，上海市6406亿元，深圳市7901亿元，都算得上富可敌国了。如果房价实在降不下来，可否在廉租房、住房金补贴及对租户的政策保护上有所作为？
被我询问的官员们都像马佳佳同学一样，微微地笑，不做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