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有了三重压力，劳资关系也会变得紧张。
今年经济上最大的压力是就业，因为就业直接关系到民生；经济好，工薪在增长，矛盾也少一些；经济不好，一方面是招工难，不是真难，是工资太低，低得难以养家糊口，所以难：另一方面是就业难，老板们日子也不好过，大多数企业在裁员降薪；这两头一挤，劳资关系自然会紧张，而劳资关系的紧张又集中体现在《劳动法》的执行上。
所以，最近关于《劳动法》的文章很多。
一种观点认为是《劳动法》执行的问题
这种观点认为：《劳动法》没问题，问题也不在企业，企业就如同小摊点，你不去管它，当然满大街泛滥。
那问题在哪？
在执行部门，意思是说执行部门要登门执行，去抓不执行《劳动法》的企业，去罚，这感觉像是城管抓摆地摊的节奏。
我们抓环保力度很大，企业不敢违反，因为违反的成本太高了。这就要问了，为什么对劳动法的执行，劳动局表现的相对温和？实际情况是人的要素管理也太庞大了，不可能让劳动局为企业做人力资源，只能是你投诉，我仲裁。
而打工族与企业是一种两厢情愿的约定。
或者你接受了996，说明你需要这份工，自己已经选择了一种妥协的姿态，并没有哪个企业强迫你来接受９９６，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当然也犯不上去劳动局折腾了，也只能是在网上骂一下血淋淋的资本；或者不接受996，前提是你就是那个一工难求的好员工，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如此看来，还真不是执法不力，是劳资双方自己就跨越了《劳动法》。
《劳动法》自身的问题多多，需要修订了
企业的困惑又是什么？
从逐利的本性上说，谁办企业都会有追逐最大利润的冲动，但是，也没有谁铁了心会以身试法；小老板的困扰是什么？放弃996不是问题，问题是拿着工薪不出力、毁企业的员工，企业也一筹莫展，老板切身感受到劳动法的漏洞，从而努力规避劳动法。
比如：员工不遵守约定的员工守则，可以辞工吗？可以，但是《劳动法》要求补发两个月的工资，如满一年工，也要补发一个月，这显然不合理。这应该属于社会保障体系去承担，不然你凭什么收五金一险，收那么高的企业税？既然不合理，企业的对策是一年一签，天天给你穿小鞋，从结果上看，劳动者与企业主双方的权益都得不到有效保证，反而加剧了不必要的彼此的成本损耗，是双败的结果
把社会保障都推给企业，财政在做什么？
说是《劳动法》执行的问题，其实《劳动法》也是一种体制成本，它在分配关系中，挤占了劳动者与企业双方的利益。
体制成本的挤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劳动者与企业的双重失败。
劳动者收入太低，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对就业与收入缺少预期；而企业大批破产，不要说发展了，生存都是问题，很多老板在短短的五、六年中，从富翁变成了负翁，成为世界上最穷的人，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十足的弱势群体，又让他们如何提高劳动者的第一次分配收入，改善劳动环境，去搞什么创新？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说，员工孕妇当然要保护，《劳动法》规定六个月内工资照发，从员工的角度看是好规则，从企业用工的本质来讲当然难以接受，你不上班，就要有人顶，这谁还敢用未婚待孕的女员工？结果是招工排斥女性，这结果并不好。如果交给社会保障，则劳资双方无争，皆大欢喜。所以，冲突的本质并不是人性大冲撞，而是劳资双方同时受到了挤压。
企业需要一个平衡的生态环境
也有人会说，企业就应该多担当，不然你凭什么赚钱？
这就不是在谈经济了，经济是一个生态圈，不是政治正确，喊两句正义的口号，就共同富裕了。企业当然要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担了多沉重的社会责任？有谁真诚地关心过他们的命运？有谁真心地支持过那些破产的生不如死的小老板们？也就是骂一句活该吧？
中国的民营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世界第一。
我们是高税率的国家，而企业效率实际还很低下，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除了沉重的企业税，再加上五金一险，各种项目过程中体制性费用，实在是亚力山大，真不知道管理者怎么想的，以为财政收得越多，税基真的会扩大吗？税基不扩大，税率再高又能如何？现在不还是税收追赶不上财政支出的增加吗？企业无利可图，谁还投资？当然对《劳动法》十分抵触。
《劳动法》中的很多保护员工的规则不是不应该有，太应该有了。而且不够，问题是很多保护应该归入社会保障系统，从而减轻企业负担和心理的恐惧，让企业更愿意去遵守《劳动法》，于员工，于企业才是双赢。否则，《劳动法》就会成为压在企业身上的一座大山。
我们说了，别把经济当口号玩，它是一种生态，要平衡，就算是一匹快马，也会被累趴下。
民营企业不好，谁也好不了，包括国企。在这个前提下，是不是可以弱弱地问一下骑在马背上的“体制成本”，能减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