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把这部分人留下就是新的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表示。
蔡昉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其主要表现为“未富先老”，即人均GDP水平与人口老龄化水平并不相称，更直接的反映则是劳动力的短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连续5年净减少。这种短缺使得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速，提升了单位劳动成本，中国因此正在快速丧失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蔡昉指出，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投资回报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下行等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挖掘城市化的潜力，继续通过城市化提高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资本回报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
2016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7.35%，但户籍城镇化率为41.2%。蔡昉认为，这种差别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农民工进城后，并未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这使得其劳动力供给不稳定，40岁以后的农民工多选择返乡。这意味着他们从生产率高的城市部门退回到生产率低的乡村部门，结果是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不利。
要解决怎么把农民工留下的问题，关键点是户籍制度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表示，新型城镇化应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增加人民的福祉，他透露，最近中央层面正在准备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一个被特别关注的统筹理念。
在蔡昉看来，虽然各界对户籍制度改革已有共识，但推进仍不够快。目前已达到的41.2%的户籍城镇化率，部分是因为地方政府改变了行政区划导致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落户，也并非是以提高生产率为导向、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改革的难点在于，将农民工变为市民需付出较高成本，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需要财政支出。蔡昉认为，应该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条件，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合理地分担改革成本，进而形成合理分享户籍改革红利的预期，使得地方和城市政府得到改革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