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了第一篇感触颇多，没想到这么多人都能够关注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发了私信，说明荣昌这个地方我不是一个个例，甚至听到和看到了许多共鸣，接下来我将继续前面的故事。
2016年公司成立后，注册资本金全部到位。公司也本着扎根当地、服务当地的宗旨，全力支持和配合荣昌当地陶文化产业的发展，也算是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2017年12月，兴昌公司赞助荣昌区安陶小镇开街（50万元）。
2018年5月，兴昌公司代表重庆市及荣昌区参加第五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展，被评选为最具发挥在那潜力服务示范案例，行程相关费用由兴昌公司提供。
2018年11月，兴昌公司赞助并承办第十届“重庆台湾周”荣昌分会场活动。随后四年内兴昌公司多次邀请台湾工艺美术大师来荣与当地非遗传承人交流并引进台湾陶艺大师驻点合作交流，开展渝台两地交流活动近20场（所有费用均由兴昌公司承担花费近200万元）。
而后随着项目的不断开展和知名度的提升，先后获批“重庆市研学旅行示范基地”、“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学旅行示范基地” 重庆市对台交流基地、重庆市科普基地等一系列荣誉。
2019年开业到2021年12月，接待来自全国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成都、内江、自贡甚至国外留学生等大中小幼学校超160所，服务全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超120家，接待总人数超20万人次；同时圆满完成2019重庆“一带一路”国际陶瓷论坛、2020重庆网络安全宣传周暨重庆网民文化季系列活动、第四届中国四大名陶（4+N）荣昌展、重庆市全市社区党组织书记任职培训示范班、渝西片区水上救援专业集训、荣昌区新兵、预备役、民兵训练等多个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任务。最终将一个毫无人气，毫无知名度刚刚建成的基地发展成为重庆市知名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综合实训基地，区外大量的渠道和学校找到我们希望能够到我们基地来学习体验，包括重庆最好的几所中小学，几乎都是我们曾经服务的对象。
但是当时有个数据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在意，在后来的复盘中发现，在所有的人次数据中，2019年荣昌区内中小学生来基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比重仅为不到30%，这一年是基地开门营业的第一年，按理来说区内新建的国家级综合实践基地，原本就应该是服务于当地，拓展于区外。学生应该大规模出行，至少和区外学生数量持平。但是诡异的就是区内远远低于区外，当然，我们也算真正做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哈哈！直到2020年的某一天，我们终于知道了原因，这个我们后续再聊。
在这看似繁华的背后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公司的组织架构中，董事长是我，也就是民营企业这边委派，董事会任命。总经理是由国有股东推荐，所以基本上前后三任总经理均是由重庆市万灵山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陶都公司总经理担任，但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均由总经理负责，而并非董事长。
但是自从兴昌公司开始经营后，很诡异的几乎没有看到过总经理，也从来没有一个项目或者一次活动是由总经理带来，甚至从来没有参与过基地的任何管理，而和总经理相关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任务”就是代表业主陶都公司来收租金，是不是很奇怪？好像总经理的职能职责变成了“收租”或者代表万灵山公司来传达集团公司各类决定的。而董事长却在被迫无奈之下为基地的发展和日常经营行使着总经理和董事长的双重职能！
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长和总经理职能职责描述
基地的建设和申报因为有公益彩票基金的资金进入，所以综合实践基地性质决定在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方面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盈利，看似收费在当地相对偏高，可是外界不清楚的是场地费用、人工成本也是在当地相对偏高，而我们的定价是在当地发改委进行了备案的，完全合理合规。再加上我们实际并没有享受到荣昌区政府任何关于招商引资能够给予的税收、政策、资金的支持。
所以当时团队想尽一切办法，在最初只做针对中小学生社会实践的业务，之后尽可能的拓展、最大化的利用场地。尽可能的在当地中小学生的活动在能够维持基本运营成本的基础上，通过成人培训、拓展、会议等内容填补利润的空白。
但100亩大小的一个基地，运行费用支出是庞大的，意味着只要开门营业，就会产生成本，而维持这样一个基地每年的开支至少都是在500万上下，其中房租一年接近200多万元（这个房租也成为后面很多事情的导火索）。
虽然2019年有些波折，但还是能基本正常经营，作为项目元年经过不断的探索，实验，总结，团队磨合，全年还是完成近700万流水，但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项目没有办法像大部分行业一样边经营边补充设施设备，所有的物资物料必须在开业前一次性准备到位。再加上长达三年的被迫筹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开业第一年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所剩无几以及实际利润亏损的原因。可就在团队经过一年的洗礼，斗志正盛，准备在2020年大展拳脚，弥补前几年的损失时，天不遂人愿，2020年起天灾人祸开始降临兴昌公司，最终导致整个项目败走荣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