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石
出生于山西汾阳，1926年起先后就读于河汾中学、铬义中学（今山西省汾阳中学）、北平中国大学附中、北平师范学校及山西教育学院中文系。
1936年12月参加革命，翌年赴延安；
1938年入党；
1940年在“鲁艺”文学系学习。
历任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主任、晋绥七月剧社社长、晋绥文化服务团团长，晋绥文联文学部副部长，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科长、成都市军管会新闻处处长，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成都市副市长。领导组建省、市、广播电台及成都晚报。曾被错划右派，复出后任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省剧协主席、省作协副主席、省作协分党组书记。
1983年离休，任省文联第四届全委会顾问，省作协第五届全委会顾问。
1998年5月3日逝世。
著有大型历史剧《孙膑》、长篇历史小说《刘邦与吕后》、电影文学剧本《浣沙女》、历史传奇小说《红绣花鞋》、另有大量散文诗词、文学评论，散见于各种报刊。《孙膑》获四川省优秀作品二等奖，《刘邦与吕后》获全国长篇通俗文艺作品贡献奖，1988年度四川郭沫若文学奖，第二届四川省文学奖荣誉奖。
任洪凌
1949年3月15日出生于山西兴县。
1950年随母南下，定居成都。
曾就读于成都实验小学、成都四中（现石室中学），当过知青，大专毕业。
担任过成都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兼《大众健康》报常务副总编；《成都晚报》责任编辑等；2004年退休，职称主任编辑。
1949年4月24日，爸爸兴奋地读到了《晋绥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二十一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
爸爸咀嚼着这一条新闻：“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英勇善战”，“锐不可挡”，字句短促而极具爆炸力，通篇文章有一股横扫六合的气势，凭着他多年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敏感，他猜测：这“新华社”的22日电，作者肯定是毛主席。后来，各方面的消息，证实了他的猜测。
渡江之战，进行得如此顺利，接着是胜利拿下了南京。我爸爸每天翻阅《晋绥日报》，天天都是“特大喜讯”。整个晋绥解放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南京，解放了，蒋家王朝完蛋了！天天必读的《晋绥日报》，5月1日突然停刊了。
细想也在预料之中。因为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第一野战军第七军、中原军区第十九军和陕南军区的部队，由陕甘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主力和四野一部，实施南北夹击，将胡宗南集团消灭在四川境内，完成解放大西南的基本布局。
那个年头，一首诞生于1939年的延安的《八路军进行曲》，变成了《解放军进行曲》。
那熟悉的歌词：“我们是善战的前卫，我们是民族的武装。从无畏惧，决不屈服，永远抵抗，直到把日寇驱逐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改成了：“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决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从兴县到临汾，一路上，只要有部队驻扎，早操、晚点名、集合，就能听到这首歌：“向前，向前，向前！”
翻看妈妈档案里的“干部履历表”，填写着：“1949.3.——1949.6，生第四个孩子（就是我啦），及行军”
“1949.6——1950.4，在临汾人民医院任院长。”
由此可知，妈妈在生完我三个月后，便随军南下到达临汾了。而爸爸，则回到老家汾阳，接上我的奶奶，我的又存哥哥，还有爸爸的弟弟我的叔叔任颖，带着我大伯的女儿任洪年，一家老小在临汾集结，全家人准备着南下。
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古老的临汾城锣鼓喧天，唢呐齐鸣，两万多人的庆祝活动，盛况空前。
黄尘滚滚，卷过了大街小巷；彩旗飘飘，遮蔽了蓝天白云。农民的秧歌队扭过来了，部队的秧歌队又扭过去，南下机关团体的秧歌队扭过来了，当地学校的秧歌队又扭过去。你舞得翻江倒海，我舞得龙腾虎跃；你唱得粗犷悦耳，我唱得婉转动情。
从早到晚，人们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
我爸爸也情不自禁卷入秧歌队的洪流。他说：“汗水从额头流下来，人人都成了大花脸，相顾大笑不已。直扭得胳膊腿都抬不起来了，直唱得嗓子哑了，真是从未过的放肆！”
七十一年后，我在南下干部林捷家中采访，他说：“那时候，我在《晋绥日报》新闻训练班，驻扎在高家村。《晋绥日报》奉命停刊后，全部人马南下。从高家村到临汾，走了十几天。十月一号，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广播，我们欢呼雀跃，立即上街扭秧歌了。”
扭罢了秧歌，南下的行军随即开始。
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中共晋绥分局、晋南行署和晋绥军区等领导机关即行撤销，所有准备南下入川人员分为五个梯队，总人数为16204人，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简称“工作团”），统一接受贺龙、李井泉等人的指挥。
第一梯队：司令员谷志标，政委王定一，由原晋绥军区司、政、后机关及其所属单位的人员组成。
第二梯队：司令员李文清，政委张韶方，由原行署机关、公安、司法、银行、贸易、行政干部、财贸干校单位的人员及西北军大艺术学院部分同志组成。
第三梯队：司令员朱玉庭，政委宋应（先）、苗逢澍（后），由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晋绥日报》社、新华分社等新闻出版单位及工、青、妇、文联等群众团体、西北艺校、晋绥青干校等单位的人员组成。显然，我的父亲在第三梯队里。
第四梯队由朱友德、杜心源带领原晋绥党校一、二、三、四等部的人员。
第五梯队黄新义、郭实夫带领原西北军大和西北青干校等单位人员。
我的妈妈则在临汾医院担任了院长，继续在新的岗位发挥她的一技之长。家属们都安排在留守处。
留守处有四个妇女干部学校、一个育才小学和一个育才保育院，将大部分有孩子的妇女和妇女干部以及体弱有病的同志及家属子女4000多人，暂留临汾，待四川解放和新区秩序安定后再南下分配工作或适当安排。
南下的队伍出发了。
回望一眼晋绥山水，爸爸精神抖擞，和大家一起唱起了军歌：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