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古英雄惜英雄
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领导1975年整顿的，是邓小平。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作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打倒。邓小平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重新出来工作，并站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决定邓小平的命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匹千里马，也得要有赏识他的伯乐。发现他的伯乐，也是重新让这匹千里马扬蹄驰骋的伯乐，首先要数毛泽东，同时还有周恩来和叶剑英。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正是林彪的垮台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条件，“四人帮”的失势为邓小平主持整顿创造了前提。
1．毛泽东说话：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文革”开始时，毛要邓同林搞好关系，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去。邓小平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同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评、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心中有数，多次说，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1967年7月16日在武汉，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毛即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邓小平对于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心中也是有数的。“文革”中毛批刘也批邓，但批判的矛头，始终主要对着刘。邓小平曾说：“谁不听他（指毛）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刘、邓是“内部问题”。
10月9日，毛泽东把陈伯达、江青选编的《刘少奇言论》《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就这样，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1974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与邓小平亲切握手（资料图）
2．林彪的覆灭和邓小平的复出
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对被打下去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复出的机遇。
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南巡途中，在杭州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到了邓小平。毛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话不是表露了伟大领袖当此危急时刻的某种考虑吗？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他在信中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信中还请求主席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毛泽东读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因是临时决定，匆匆赶去，毛泽东花白的长髯来不及修剪，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陈毅亲属谈话中，毛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评价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即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作自我检讨，并再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信写了以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具体的安排就要看周恩来的政治艺术了。
周恩来在毛泽东写下批语的第二天，就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会后，即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地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对解放邓小平的问题却不见下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时党内高层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搅在里面，受到打击。不过，周恩来仍然关注着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件大事。他在等待适当的机会。
12月17日晚，毛泽东当面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第二天，周恩来致函纪登奎、汪东兴，在信中传达了“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又乘此机会特意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提上日程。12月27日，纪、汪回信，提出建议：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邓小平（资料图）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西郊马神庙附近的花园村，一个新盖的大院东边最后一栋灰色两层楼房里。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3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即于当天发出。
此后，周恩来在玉泉山3号楼做全面检查治疗两周，病情趋于稳定后，即于3月28日同李先念等一起同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29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开会，同毛见面。根据毛的意见，对邓的工作安排，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日，周恩来即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随后，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3号楼同邓小平、卓琳会面长谈，共进晚餐。接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
4月12日晚7点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诚然，这只是一件事情的开始。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向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 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在1973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又因势利导，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毛泽东与邓小平（资料图）
只手擎天铸伟业
对于邓小平，目前又是批评声渐起，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人把今天的很多社会乱象归咎于这位改革之父。还抖出邓当年给毛泽东写的检讨，给华国锋写的效忠信证其前恭后倨。我觉得这十分好笑。古往今来，哪个帝王级人物在作为储君或人臣的时候，没说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评价的关键，是要看他执政之后的表现。搞这些陈谷子烂芝麻贬低邓大人，实在太小儿科了。
又有人言之凿凿称，邓在毛时代是很多极左政策的主事人，邓搞了很多过激的事情，毛给他擦屁股承担了责任。毛对邓错这种论调，是要消解邓后来扭转局势的正当性，也是无稽之谈。邓即便原来有错，但后来当政知过而改，更显出难能可贵。一个75岁的老人，颤巍巍地站出来改革，将百废待兴、万马齐喑的国家带进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感恩呢？
毛实现了民族自立，邓实现了民族自强，都是世界罕见的传奇英雄，毛邓有不同，但并没有有人故意夸大的矛盾，他们都是毕其一生为国为民，与极尽哀荣的李光耀比，二人创造的独立富强勋业何止李的百倍？我们转动地球找一找，除了中国，还有没有一个国家，对为民族复兴毕生奋斗的历史伟人如此不恭不敬？那些拼命诋毁毛邓的人，为这个国家民族做的事情，不及二人之万万一。
诋毁领袖就是自毁庙堂，这件事确实有人在操纵怂恿和推波助澜。中国人，有死者为大的文化习俗，为贤者、尊者、死者讳，要尽量少说坏话，说坏话也要分什么场合。在学术研究范围内，是可以客观分析任何伟人的缺点、缺陷和错误和罪责的。但是，在公众论坛、公开场合、大学课堂、大众媒体肆意诋毁，搞非理性的人身攻击和谩骂，是绝对不可接受、绝对应该限制的。
对邓小平，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改革开放的很多举措、政策、概念，邓并非首创，都是别人先提出来后邓据为己有。这又是妇人之见。邓在那个最高岗位，采信什么、肯定什么、推动什么，具有巨大的政治导向作用。他是改革开放思想、理论、政策、实践的集大成者、总设计师，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梳理一下，看看邓大人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都干了些什么？
第一件事情：五千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呼吁解放思想，为开启民智打开魔瓶。邓小平鉴于本本主义盛行和条条框框束缚，对政治精英集团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号召，惊天动地，振聋发聩，对全民族具有巨大示范效应，这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转折。全民动脑思潮汹涌，尽管泥沙俱下，但中国五千年第一次全面开启民智，不再施行事实上的愚民政治，小平推动此事的意义，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第二件事情：外交思想重大调整，从意识形态第一变成国家利益第一。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美中韩建交、与西方国家交好、中日友好、中越开打、不输出革命、外援减少等，展现了融入主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姿态。大规模公派留学生来去自由、大规模引起资金技术、安抚华侨、两岸破冰、港澳回归的政策设计和底线坚持，都体现了这种新思维。国家利益成为决策依凭，中国从意识形态高热的国家，走向正常国家，从边缘国家，走向世界政治中心。
第三件事情：党内生活从残酷的政治斗争，变成了温和的家长制管理。邓大规模平反了冤假错案，主导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理清了混乱的思想。他事实上成为党内各派的总协调者，废除终身制、干部年轻化、制度化交接权力、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不搞残酷迫害、不搞路线斗争等。跟毛比，他更像一个温和而威严的家长。党内生活趋于正常化。这种气氛也扩大到社会上，人们可以自由议论国家政治和领导人，而不再担心被人打成反革命了。他开了一个伟大的先例，他逝世的时候，国家政治没有任何波动。不让国家命运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他说到也做到了。
第四件事情：明确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猫论和先富论是他最受争议的理论，但恰恰是市场手段和物质刺激，促成了中国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疯狂发展。他的政治勇气由此物化为巨大财富，不谈姓资姓社解放了生产力。承认私有、允许民营让无数草根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奇迹。富这个带有贬义的政治概念，成为一个完全正面和积极的词汇。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承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和随时抄家，要求人人皆为清教徒的时代，进步不可以道里计。
第五件事情：坚持基本政治原则，关键时候避免国家陷入长期动荡。他没有犯苏联领导人的错误，在温和宽容的政治生态中，底线非常清楚，那就是反对非毛非党运动、反对自由化全盘西化，在关键时刻他没有退让，他没有书生气地认为在政治原则上可以妥协。他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坚持认为没有人愿意到闹哄哄的国家投资。他没有戈尔巴乔夫的骑墙态度、亚纳耶夫的懦弱、亚佐夫的拘泥。小平，只有小平这样的大政治家，才能将个人千秋功罪置之度外，避免了国家的一次灭顶之灾。在共产党的国家管理还极其幼稚，人民思想对立和混乱的时候，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果断和坚决采取威权主义，国家和人民就会陷入持久的动荡和混乱中。这不是我的而是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有邓小平才避免了苏联解体式的悲剧。大家都以为戈尔巴乔夫希望苏联解体，这是天大的误会。原因是，他的软弱退让，推到了政治的多米诺骨牌。
第六件事情：废除国民分为三六九等的血统论，为法治铺平了道路。邓小平顺势应天废除了血统论，给毛为了政权巩固进行的阶级斗争画上句号，也为建立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全体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在法律上的人人平等。抽调这个前提，不可能实现法治。他推动公检法恢复正常运转，治安上全国严打安民，国家法律的制定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产时期，中国现代法治思想和法律体系的建立是在这个时期完成奠基的。
第七件事情：文艺政策造就繁荣景象，文化艺术逐渐趋于人性化。大批文艺人士和文艺作品重见天日；很多文学作品全民讨论，盛况空前，电影也在世界屡屡获奖。音乐、舞蹈、书法、美术、歌唱、戏曲等领域成果迭出，繁盛程度自古未有。外国学术思想著作大规模编译出版，大规模涌进国门和大学校园，中国知识分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今天很多骂邓公的人，就得益于他这种宽松的意识形态政策。只不过，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全盘西化。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邓小平从来没有否定民主和普世价值，他只是认为实现这些，需要时间和过程。中国不能在没解决温饱、没有实现共同富裕、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情况下，达成富强民主的目标。
第八件事情：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扭转了科教工作颓势。恢复高考、取消政审、老三届参考，改变了一大批青年人的命运，也解了国家青黄不接的人才之渴。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强音。教师重新变成被人敬重的职业。臭老九变成香饽饽，交白卷光荣代之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火炬计划与853计划重新启动了在高科技领域对列强的赶超。他到日本新干线参观、到美国西方国家访问取经等等，很多华裔大科学家评价他，对科学技术具有浓厚的兴趣，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如此谦虚好学，令人动容和难忘。
第九件事情：社会更趋多元，意识形态的极度僵化彻底改变。烫染头发、喇叭裤、超短裙、街头接吻、卡拉OK、流行歌曲、时装表演、模特绘画、性知识传播等原来不可思议的事物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谈爱色变、面无表情、针尖大的事情就和政治挂钩、灰压压一片的中国人，迎来了多姿多彩的生活。我们如果不健忘，就会记起，那是一个每天都有观念更新的时代，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狂飙突进的时代。多少父母曾经追着孩子要剪他的长发和奇装异服，今天都变成了笑谈。中国人，第一次在食物之外、在政治之外、在体制之外，有了更多的经济、文化、工作、私生活的自由。
总结：邓小平先生站在毛泽东的肩膀上，思考了此前国家和周边世界的管理得失，果断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之路。他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是中华五千年未有之盛世，创造了有地球以来最宏大的国家建设运动和有动物以来最惊人的创富工程。邓无愧于前人和来者。他从青年时期就投身国家民族复兴运动，他是幸福的，他适得其所，他梦想成真。
实事求是说，他启动了创富运动，但如何普惠于人民他没解决；他倡导思想解放，但如何树立人民的主导信仰他没解决；他承认私利，但如何限制为富不仁他没解决；他推动法治，但如何形成公平正义社会他没解决；他鼓励市场经济，但如何限制它的负面作用他没解决；他推动了国家领导人制度化交接班，但如何形成自己的民主模式他没解决；他体恤那些在文革中无辜受父辈连累而吃苦的红二代的孩子们，但有些孩子会利用这种温情主义大肆敛财他没想到等等。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做得已经是太多太多了。他为我们这个民族打开了智慧和思想之门，他给这个民族注入了无限活力，他激发了我们空前的创造力，他不是神仙，我们怎能苛求于他，我们为什么不苛求一下自己？他年事已高，时间精力都已经到风烛残年，他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他解决了所有问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解决他身后的问题，要求他预见到他的政策的一切负面作用。今天很多问题，是后邓小平时代掌舵的人偏离了他的理想，无能的后人怎么能因此指责他？他做了他能作的一切。这就够了。历史将证明，他是中华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