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共领域，2016年都让人沮丧。因为雾霾（写实和隐喻双重意义上的），我持续头痛、咳嗽与焦虑，这么多年，文学一直为我抚慰灵魂，走到今年，灵魂似乎产生了耐药性，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时间和现实意味着伤痛，文学则意味着伤痛永生。
年初和年底我的阅读都和伊斯坦布尔相关。年初是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年末则是查尔斯·金的《佩拉宫的午夜》，后者可以被视为前者的漫长注释，查尔斯·金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写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在《纯真博物馆》之后，帕慕克似乎专注于写这种大长篇，《纯真博物馆》是他最不成功的一部小说，和《雪》、《我的名字叫红》或者《新人生》比起来，《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也因为过于细致冗长，反而失去力量，但帕慕克的书我依然每本都读，因为他铸造了美轮美奂的明信片之外，另一个伊斯坦布尔，混杂这座城市的伟大、伤痛和呼愁，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热衷于称他为“卖国贼”，一套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语体系。
这本书触及土耳其（也可被认为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妇女地位问题，也被认为是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男女天生不平等”论的遥遥回应。埃尔多安这几年让土耳其大规模回归宗教保守，比如推广女性带头巾，帕慕克的《雪》正好开篇就写头巾问题，在激烈的世俗化过程中，土耳其学校强迫去除头巾，引发了几位年轻女子的自杀事件。阿特伍德后来为《雪》写书评，说是“她们的自杀就像小说里其他残忍事件：由无情的潜在力量驱动的突然爆发的暴力”。政治和宗教造就了暴力和悲剧，这是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之外，另外一条重要的写作脉络，他曾经说过，在为品特和阿瑟·米勒的伊斯坦布尔之行做向导之前，自己只是站在政治世界的边缘，从来不想介入其中，“但是现在，当我听到那些令人窒息的关于镇压、残酷和邪恶猖獗的故事时，负罪感让我介入了政治，正如同踏实感也是让我介入政治的另一个因素”。
年中时读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读这本是因为我很喜欢的英国作家巴恩斯去年出版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传记小说《时代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见证》是巴恩斯最重要的资料之一。这本书初版于1979年，据说是肖斯塔科维奇1971年至1972年的口述，整理者Solomon Volkov也是《布罗茨基谈话录》的作者，1976年他移民美国，肖斯塔科维奇则死于1975年。这本书一直有诸多争议，但巴恩斯认为书中的肖斯塔科维奇有很大的真实性，无论如何，它写出了极权政体之下天才艺术家的悲剧——曼德尔施塔姆是惨剧，肖斯塔科维奇则是悲剧。沃尔科夫在引言中说，“二十年代后期，真正的艺术家们与苏维埃政府间的蜜月过去了。权力终于使出了它一贯的、必然的行径：它要求屈从。要想得到青睐和任用，要想平静的生活，就必须套上国家的笼套听任驱策。”在诸多苏联知识分子还处于伦理昏迷时，肖斯塔科维奇早已作出了自己的预言，创作于1935年至1936年的《第四交响曲》被认为是他情感最激烈的作品，在首演前他自己决定取消演出，从此搁置了二十五年。1936年正是苏联通过新宪法，而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是“适宜”的年代，斯大林说生活将会变得更美好，肖斯塔科维奇却创作出了悲剧色彩浓厚的《第四交响曲》。
很多人说，肖斯塔科维奇后来对苏维埃政权的屈服让人费解，他无法为斯大林写颂歌，却确实为不少社会主义电影谱曲。沃尔科夫在和布罗茨基对话时，就说过他想不通为什么1973年肖斯塔科维奇要在《真理报》上签下反对萨哈罗夫的信件，因为这已经不是随随便便会丢脑袋的年代了，当局已经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损失，布罗茨基则说，我们讨论的这个悲剧就是如此，“房顶业也不复存在，炉子却仍然兀立着”。这在极权国家里似乎极为常见，制度可以轻易翻云覆雨，人心却不可以，习惯了活在恐惧之中的国民，会下意识低下头来，迎合权力，普通人如是，天才亦如是。
李静编剧的《大先生》是去年我看的唯一一场话剧，看完又读了剧本书。鲁迅写出百年来中国第一流的短篇小说，但现在自发自愿读他作品的人，大概远远少于读张爱玲，政治把他捧到最高处，却在事实上将他贬低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听说现在他一些作品也不能再选入教材，这没什么不好，恢复他异端的地位，才是真正恢复鲁迅的声誉。《大先生》就是如此，写身为异端，鲁迅的重重矛盾和悲剧，他反对旧式婚姻，却出于怜悯，始终未和朱安离婚；都说他左倾，他却看不上左联；他对革命的年轻人怀有欣赏同情，却对如此国民性之下，革命的过程和后效心怀疑虑（《药》，以及《二心集》“革命是要人活的,而不是要人死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就写过，北伐时鲁迅在广州，他对国民党军官、对唱国际歌的校工、对文学战士郭沫若，统统不以为然，“这里面正是有鲁迅的真价……中华民国一代人江山有思，岂可一身装满革命”。
在话剧中，鲁迅和许广平闲谈，鲁迅也谈及革命，“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他是那一代中国作家中唯一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遥相呼应的人，他自己就在为陀写的《<穷人>小引》中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鲁迅最大的悲剧在其死后，他死得太早，死前有过太复杂的表态与立场，导致被最终的胜利方剔筋去肉，横加利用。《大先生》中有一段是鲁迅和周作人对谈，周作人说：“无论你的初衷多么高尚，结果毕竟是——你站在了毁灭者的一边，你曾为毁灭者开辟道路”，鲁迅则无言以对。
奥尔加·格鲁辛的《排队》是我今年最喜欢的小说，一个俄裔美国作家。在《排队》最后的“史实记注”里她写了这个故事的来源。1962年，著名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接受苏联的邀请，回到祖国访问，他将在列宁格勒指挥一场音乐会，“音乐会门票在演出前一年开售，购票过程演变为一种复杂而独特的社会体系，人们相互协作，轮流排队……《排队》这部小说虽在整体上将苏维埃俄罗斯虚构化，但最基本的思路来自这个历史插曲。”
《排队》糅合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最终把它变成了一个既卡夫卡又现实主义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售货亭里卖些什么、什么时候开卖，但大家都在默默排队，渴望某种不确定的东西。到后来，演出的消息渐渐传开，排队成为所有人的执念，他们都以为这场音乐会能改变一点什么，让人在哪怕一瞬间挣脱这窒息的生活，“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对待时间，什么也不会改变，你理解吗？至少这里的一切不会改变”。
在故事之外，改变最终还是发生了，1989年，奥尔加·格鲁辛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去美国就读本科课程的苏联学生，在她留学期间，苏联解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格鲁辛说这让她坚定要投身于写作，因为“艺术超越政治”。在《排队》的最后，音乐会被取消，但排队再次开始，因为“据说”又有著名画家的画展要售票了，政治粉碎生活，艺术却提供希望，虚幻的也没有关系。
说到最后，就是这样，文学依然是雾霾重重的2016年提供的唯一慰藉，虚幻的也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