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这句话在商业世界里的理解就是，商界人士也会党同伐异，各自创造势力，谋求超越财富的权力和影响力、知名度。
而文化，其价值在于传承，作为经济、社会、组织的内因，不同的地域文化决定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有四大商帮之说，这就是晋商、徽商、潮商、甬商。简言之就是山西人、安徽人、广东潮汕人、浙江宁波人。商帮，并不是一可以轻言之事，虽然在商言商，但帮有帮规。并不是每个地方的商人都有这种文化。因此其他一些地方虽然也有老乡联谊会，但是距离商帮这种文化，相去甚远。举例而言，就是乐视遇到资金问题，真正出手相助帮兄弟一把的只可能是山西人。其他地方的商人不仅不会出手相助，反而可能落井下石。中国古代四大商帮就是有这种内部文化，按照一般商业规则，可能面临较大风险时，商帮有一种机制，可能会帮助成员渡过难关。
所以能不能成为强势的商帮，主要看是否有成员互信与互助机制。故此，商帮，二字，重点在一个“帮”字。
而从现代中国商业帝国的格局看，中国的新一代商帮正在逐渐成型。
首先，以山西人为核心的新晋商正在金融、互联网、房地产、能源、文化产业等领域架构势力。其中公众所知晓的代表人物为李彦宏、贾跃亭、孙宏斌等人。像郭台铭祖籍山西的这样的成功企业家，其实也可以归入新晋商的范畴。新晋商的影响力和范围主要包括京津内蒙等地。
晋商之所以在过去被成为四大商帮之首，其中内因在于从事的行业为金融，正所谓“山西票号甲天下”，连落难的慈禧太后也要靠山西晋商救济才度过了八国联军那一关。其次，山西人精明于内，厚道于外，观念保守正直，以信为本，这些美德对于现代人而言可能就是扯淡，但是在长期的商业实践活动之中，长期以一以贯之，才可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其次，徽商系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其中一位历史名人是胡雪岩。但是徽商势力在近代融入了江淮文化，而上海的崛起，安徽人在其中扮演了比较微妙的角色。但是安徽有一个其他商帮籍贯难以媲美的特点就是，江淮集团出相爷，比较知名的如李鸿章等。与江淮集团文化传承密切的不仅有上海，还有天津、江苏等地。而安徽又是明王朝崛起的地方。
目前，比较知名的安徽籍企业家，如张近东、史玉柱、王传福、尹同耀等人。主要势力在于汽车制造、高科技、商业批发零售、金融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新中国商业文化影响很大的仰融也是安徽人。但是当代安徽企业家，以低调著称，但是却在中国广大国有经济之中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近期狙击潮汕大佬宝能姚振华的王石，其真实籍贯也是安徽。还有那个50倍杠杆鲸吞上市公司的小燕子赵薇，也是刚刚步入资本市场的新徽商。
第三，再来看看潮汕商帮。代表人物为活跃在南粤大地的；李嘉诚、马化腾等等可为代表。新一代粤商较之其他商帮有个巨大的特点就是不断的吸收人才，进入到这个圈子之中。比如马明哲。因为香港的缘故，新粤商起步早，根基深，规则成熟，但是在政治上距离决策层较远，这使得大部分粤商都是被“专政”的对象。
以姚振华为例，他在万科大战之中，最终未能如愿，其中内因在于缺乏与监管层的早期沟通，又未充分重视潜在的政策风险。其实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任何地方，规则都是相对固定的，法律也是，秩序也是，市场就是市场，就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活动圈，对于收购上市公司这样的大项目而言，你怎么可以一意孤行的就相信钱？而不考虑轻重缓急呢？
第四，过去的甬商，正在被浙江商帮所取代，以阿里巴巴马云和复星系郭广昌、宗庆后、鲁冠球等人为首，目前最被看好的华为任正非祖籍也是浙江。所以通讯设备制造、互联网、现代物流、制造业、房地产、制药、金融等等，都是浙江人的领域。主要势力在上海、浙江等地。目前新浙商风头正劲，这与马云个人的性格与价值有关。成功浙商太过庞大，但至于什么东方犹太人之说，还是不太合适。
如果让时间作证，相对而言浙商可能是组织最为松散的。因为它比较缺少自我牺牲精神，更关注成败得失，故此被排在四大商帮之末。从根子上讲，比如支付宝前不久出的“校园、白领两大日记”事件来看，亡羊补牢这事背后太过缺乏先见之明了，为什么会这样？内因不言而喻。
中国的商界，历史上就是由诸如“商帮”这样的组织代代相传着规则与文化。帮，来自于文化，也在文化之中发展变化，可以说它是中国商业文化的一部分精髓。
但是有一句话特重要，那就是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切勿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忘天下之重任。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以王夫之为楷模，时刻记得顾炎武那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是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更要看有没有风骨。
此外，小圈子如果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绊马索，那么一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轧的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