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第八届（中国） 晋商年会将于12月25日在北京市山西大厦隆重召开。
本届晋商年会由中国晋商俱乐部主办，山西知名企业田森集团协办，参会请联系15300248390。
近日，晋商年会组委会、中国晋商俱乐部秘书处正式发布消息，第八届（中国）晋商年会将邀请中国五台山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五台山研究会副秘书长、五台山东台望海寺住持释觉一大师莅临大会。
中国晋商俱乐部副秘书长、媒体工作委员会主席、中华网地方站执行官赵锐表示，五台山位列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佛教文化是山西省最为知名的历史文化遗产，晋商在历史上创造了丰功伟绩，作为打造晋商生态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晋商俱乐部一定要最大力度的融合山西的文化、旅游产业，全方位支持山西省文旅产业的发展，此次我们荣幸的邀请觉一法师莅临第八届晋商年会，正是要尝试探索如何深度将山西文旅产业与晋商生态对接。
觉一法师
望海寺简介：
望海寺是山西省五台山东台顶上的寺庙。东台顶亦名望海峰，海拔两千九百九十六米。《清凉山志》载∶“蒸云寝壑，爽气澄秋，东望明霞，若陂若境，即大海也。亦见沧瀛诸州，因以为名。”这就是东台望海峰之名的由来。据《山西通志》记载：”隋开皇元年诏五顶胥建寺，塑文殊像，岁度僧三人。“元代，望海寺被重建，明代嘉靖年间又由秋月禅师予以重修。
望海寺正殿有五方文殊菩萨之一，东西配殿各为三间石窑洞，内供石雕文殊像。1998年，东台顶又新增铜铸聪明文殊像一尊，铜像通高两米，金碧辉煌，令人敬仰。近年，望海寺又建莲花殿一座，以全新的寺容喜迎八方来客。
东台顶原建望海楼一座，高十六米，三层五间，四面有露明柱十六根。此楼是专为游客和信众们观日出而建的，后被毁。1985年，在政府的支援下，望海寺住持本如法师于原址重建望海楼。此楼巍然壮丽，极为壮观。登上望海楼，极目远望，近可及河北省阜平，远能望见山东省渤海，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登上东台顶，极目到海瀛。
东台日出是五台山的一大自然景观，历来吸引着无数的僧俗登山朝日。每当旭日初升，霞光万道，静谧的望海寺完全浸沈在一片云山雾海之中，配上浑厚的晨钟声，愈发显得庄严肃穆。
延伸阅读
江苏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徐州佛教协会秘书长蒋守丰：佛教与商人的关系
佛家是出世的，以了脱生死为第一要义；商人是入世的，以追逐利益目的。可是，自佛教产生以来，佛教与商家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佛教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他们依附、互动，甚至相互融合。本文沿着佛教的历史脉络，就佛教与商人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一、原始佛教时期——佛教与商人
佛教初创时期，史称“早期佛教时代”。在这一时期，商人与佛教关系非常密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商人首先支持了佛教的发展，另外，佛教在为商人争取社会地位方面，也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佛祖开悟成佛后，首先向他敬献食物的就是商人。释祖在菩提树下成佛，首先向他奉献食物的是两个商人。据《释迦牟尼佛传》载：佛成道后，在第一个七天，他面对菩提树自言自语：“我在这里破除了一切烦恼，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又过了七天，佛便决定前往世间说法。他站起来，正巧有五百商人从山下经过，牛车和牛因山高路陡而滞留在山道。他们看到路边有一棵大树，于是前往树神求福。树神用神通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位佛陀，你们应当供养他，将来必获大福。”商人们听到佛的名号，十分欢喜，当即将蜜涂在面包上，委派两个商人前往佛陀所在的菩提树下，恭恭敬敬地献上。这两个人一个叫提谓，一个叫波利，他们是北天竺的商主。释迦牟尼成佛后，有缘结识的第一批人是商人。
2、佛祖度化的第一个世俗人，也是一位商人。《释迦牟尼佛传》载：耶舍是波罗奈国的一位大商人。在家男仆女佣，前呼后拥，生活极是堂皇富贵。一天半夜，灵光忽现，耶舍离开家园，向着鹿野苑的方向奔去。耶舍走到恒河边上，河水宽阔，没法过去。此时空中传来佛陀的声音：“耶舍，你就过来吧，我这里有脱离苦海的办法。”耶舍听到声音，不顾一切地渡过河去，并循着佛光的指引来到佛的住处。当他看到佛有三十二种相，八十种好，且庄严威武。当下五体投地，顶礼佛足，请求将他度离苦海。佛随机说法：“耶舍，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的、痛苦的、空的、无我的……”为了使耶舍更加坚定信仰，佛又为他宣讲了四谛法门。耶舍当下烦恼顿解，将身上穿的珍贵华丽的衣服脱下，说：“只希望世尊，让我出家。”佛说：“好，你就是比丘了。”话音刚落，耶舍的须发自然而然地落了下来，袈裟也随即披在身上，于是便成了一位真正的比丘。这是佛祖开悟后，度化的第一个世俗人，他是一位商人。
3、佛陀传教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从佛教传播的途径来看，佛陀游化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长阿含·游行经》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佛陀成道前由北向南所走的路，以及入灭前由南向北走的路，这两条路便是当时的商道。佛祖第一次说法是在鹿野苑，就处在四通八达的商路上，首先驻足听法的也都是往来的商贾。佛祖来此首转法轮，就是想把菩提树下悟得的大道说给商人听。僧侣外出传道，沿商道行走，且有商人为伴的事例，在佛经中随处可见。《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3载：苾刍与苾刍尼共商旅期行，有恐怖难处，同商旅共行，若无商旅，不能得去。《摩诃僧祗律》卷3载：如果比丘同商人行走到旷野得了病，同伴的比丘不许丢开他，应该代提衣钵，亲近扶接，不应远离。如果不能走路，应该向商人借车和牛马。《十涌律》卷61载：舍婆提国有贾客主，欲至他国，占卦在沸星日出发。有比丘想同行。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商道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商人，一类是僧侣。
4、佛教初创时期，捐赠僧舍与说法道场的，也都是商人。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商人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僧众的衣食多由他们供养，而且办道修行所居住的房舍，也多由商人提供的。如著名的道场——给孤独园、等，都是商人捐赠的。给孤独园是当时拥有巨大个人财富的给孤独长者购置后捐给佛陀的；竹林精舍是大商人迦兰陀长者出资建造的。佛陀经常说法的舍卫城祗园精舍也是由富商须达多布施的。可以这样说，佛教初传阶段，能得到不断扩散，完全得益于商人的布施与支持。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21载：“北方五百商人听说有佛出世，来到室罗伐城，看比丘的住处床褥破旧，便将五百妙叠奉施众僧”。这是有史记载向佛教寺院的第一次捐赠，捐赠者是商人。卷37又载：“佛从王舍城到桥萨罗去，路上所需四件东西，都由商人供养”。在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商人对佛教的贡献是巨大的。
5、佛教“众生平等”思想，是因为商人而提出的。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非常发达。此时印度的社会财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掌握在从事工商业生产活动的“吠舍”手中。然而，由于严格的种性制度，他们的地位依旧很低。军政大权掌握在婆罗门和刹帝利手里，他们的地位最高。商人虽拥有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佛教出于对商人的同情，对婆罗门种姓“出自梵天”的谬论给予了激烈抨击，提出“众生平等”的口号。这一口号，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佛教汉化时期——佛教与商人
佛教是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的，佛教无论是在传入过程中，还是传入之后，都与中国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1、佛教是沿着商道传入中国的。对佛教的传入，历来都有两个版本，一是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陆路传入中国；一是沿海路经印度洋、太平洋从东南沿海传入中国。不论是沿哪条路，都可以说，佛教是沿着商道传入中国的。因为这两条路都是商贸之路，都是由商人开辟出来的。丝绸之路由西安，经张掖、酒泉、敦煌、玉门、阳关、鄯善，逾葱岭至安息、天竺，直达罗马。这条路是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人走出来的。海上贸易之路，由广东→印度支那半岛→马六甲海峡→马来半岛→印度南部→斯里兰卡。这条路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利用六月末至九月的东南季节风开辟出来的，从汉武帝时就开通了。通过这两条路，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西方的、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运往中国。在贸易过程中，僧侣随商人来到中国。可以这样说，没有商人，也就没有佛教的传入。总之，是商人打通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之路。
2、中国赴西天取经的僧人，也是沿商道进入印度的。中国第一位去印度取经的人是东晋高僧法显。隆安三年春（公元399年），法显偕同慧景、道整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经西秦、北凉、高昌、哈密、鄯善、焉耆、于阗等西域诸国，历尽艰辛，耗时六年，最后翻越葱岭，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到达佛教的发祥地——天竺（印度），在那里游学八年，遍访佛教胜迹，抄写经律，收集经典，得《萨婆多部钞律》七千偈、《杂阿毗昙心论》六千偈、《经》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经》五千偈，以及《摩诃僧只阿毗昙论》一部。义熙七年（411年），法显搭乘载有二百余人的商船从斯里兰卡泛海东行归国，于公元412年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他去的时候，走的陆路商路，来的时候，走的海上商道。另处，家喻户晓的唐僧——玄奘，也是沿商道进入印度取经的，他于公元645年，从印度带回经书657部，从而把中国佛教推向鼎盛时期。
3、中国最大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寞高窟，也因商人而成就。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中国敦煌东南的鸣沙山崖壁上。它所处的位置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可以这样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莫高窟。自公元366年，僧人乐尊第一个在这儿开凿洞窟，寞高窟的开凿活动一直延续到元末明初，直至着丝绸之路的废弃。丝绸之路繁荣了1100余年，寞高窟的开凿也延续了1100余年。莫高窟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文化艺术宝库，内容涉及古代社会的艺术、历史、经济、文化、宗教、教学等领域，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可以这样说，没有商道——丝绸之路，就是没有寞高窟。
4、中国内地大量的佛教寺院，也多由商人暗暗地捐资兴建。古代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商人的地位一直处于未位。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皇室贵族、各级官僚、平民百姓。平民又分为四个阶级：士、农、工、商。在这四个阶级中，商人的地位最低；自两汉至明未清初（鸦片战斗前），各朝政府皆歧视商人，在经济上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汉代车舆制度曾明确规定：“商人不得乘马车，不得穿丝质的衣服，也不得在政府部门充任公职。他们的生活几乎被史学家所忽略。翻开中国的史书及各地的《府志》、《县志》，你会发现，除了有关商人“倾轧欺诈、无信无义、唯利是图、锱铢必较”等充满贬抑意味的记载，几乎找不到他们真正的生活记录。然而，从中国各寺院残存的碑刻看，在“功德芳名”中，“建寺塑像、供养僧尼”捐资最多的基本上都是本地的富商；设“千僧斋”，启建“水陆法会”的也往往是富甲一方的商人。如宋代《萍洲可谈》卷二中载：“商人重番僧……至广州饭僧设供，谓之罗汉斋。”
5、中国居士林的诞生，就得益于商人佛教信徒的崛起。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商业一直被“贬之曰末务”，商人也被“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直至晚清，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才逐渐有所改变。清末民初（1918年），随着重商思潮的兴起，以上海工商界人士为骨干的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此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建立了类似的佛学居士团体。其中著名的有：1929年成立于北平的华北居士林；湖南长沙居士林（1932年）；特重密宗复兴的天津居士林（1933年）。此外，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泰县等地亦先后成立居士林。各居士林的主持者基本上是工商业人士，比较著名的有王一亭、狄楚青、丁福保等，他们刻印经书、铸造佛像、礼请法师讲法。这是中国佛教在商人的推动下的一次大复兴，目前影响力依旧很大。
三、当代佛教城市化时期——佛教与商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经济与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佛教也由原来静态的、苦修的、封闭的山林佛教走向人间，成为生活的、活跃的、开拓的、国际的佛教。佛教与商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与多元。
1、在商人的推动下，中国佛教开始城市化。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扩张，小城市在向大城市靠近，大城市在向国际大都市发展。据统计，1984年，全国 295个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面积的7．6％，到1996年，就增加到18％。大中城市的扩充更是迅速，近30年来，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武汉、南京、广州等特大城市周围的若干县区，均已建设成为城市新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城市自身大规模扩张，并向周围地区产生强大辐射。原来处于郊区的寺院，被迫进入了城市。“姑苏城外寒山寺”在这种进程中，跑进了姑苏城内。中国佛教也由原来的“山林佛教”占大比例，一跃变成“城市佛教”超出“山林佛教”。从本质上讲中国佛教属于山林佛教，这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独有特色，或者说，最大特色。上殿过堂，坐禅念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些都是传统佛教的精髓。佛教在商业化浪潮地推动下，确切地说是在商人的推动下，寺院都市气息日渐浓厚了。
2、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出现了僧人“商人化”现象。对于中国佛教界而言，当今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说是最好的时代，是因为近些年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佛教重现了历史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说佛教处于最坏的时代，是因为佛教被“商业化”了，僧人被“商人化”了。三十年前，寺院从来不卖门票，即使有卖票的，也多是文管和园林部门。现在几乎所有的寺院都卖门票，并且有的门票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拜一次佛、烧一次香不花些“买路钱”，是进不了庙的。更有甚者，一些寺院把商业拍卖引入寺院内部。新年的钟声，佛前的第一炷香，都成为拍卖的对象。佛法本讲究众生平等，最反对阶级种姓。然而，这种烧香拜佛权的拍卖，以出钱的多少，将信众分出三六九等做法。已逐渐把佛教寺院的禅修功能与弘法功能，转化为商业营销与文化旅游功能。受市场化的冲击，当今佛教寺院的宗教功能淡化了，庙里的住持甚至变成了CEO。
3、商人开始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佛教寺院建设和寺院经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单从经济角度而言，经历了四个阶段：托钵化缘阶段、封建皇帝眷养阶段、自食其力的农禅并举阶段、商业化阶段。其实，寺院经济的商业化自古就有，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迅猛发展起来。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商人的参与上。目前中国的佛教寺院建设，投资动辄上千万，甚至几十个亿，这些钱已不再是靠僧人化缘而来，而是由投资商垫资或入股，或者由商人直接投资。海南省的南山寺、无锡的灵山、大理崇圣寺，都是商人参与佛教寺院建设最好的例证。目前，这种商人参与的投资模式，可以说，已经在全国铺开。从乡村寺庙，到大、中城市的寺庙，尤其是被当地政府部门纳入重点工程的寺庙，基本上都是由商人或者说开发商投资兴建，然后再用协议的形式规定或规范以后的一切，当然，主要是利益分配。
4、出现了一批以“佛教伦理”指导商务经营的“佛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儒商”这一词语开始在中国出现，九十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佛商”一说。这一说虽然不如“儒商”响亮，但一批信佛的商人确实高调涌现了。他们皈依于佛门，成为佛门中居士；他们的产业做得非常大，在公共场合不避讳和隐瞒自己的佛教信仰，最关键的是，他们还用佛家的智慧和道德观念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和企业管理。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峰、双星集团总裁汪海、旭日集团的董事长杨钊、中美合资芬妮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红玲、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勋。他们都是佛门居士，他们认为商业精神与佛门教义之间是相通的。在他们的理念中，“佛理通商情，商情达禅要”，他们还以佛家的慈悲思想来定位自己的幸福；以禅修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佛家的谦卑、隐忍来处理人际方面的问题。总之，佛教思想已成为他们的人生坐标，他们是一群拥有慈悲喜舍之心商人。
5、佛教与商业伦理——一种新兴的边缘性管理科学诞生。佛教作为一门宗教，以其悠久的历史渊源、众多的教理典籍、系统的伦理规范、宏大的哲理体系、深邃的般若智慧、博大的慈悲心怀，对人类文明及社会的发展产生着影响，但如何把佛教文化应用到商务管理中，还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事。当今的生意场上，大多数商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商业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环境方面的问题。比如：贿赂、胁迫、欺骗、失信、造假、歧视等等。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及高端管理者，一直在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他们发现要解决这些问题，单单从法律，甚至道德上是不能完全做到的，最后，他们在宗教领域找到了。佛家的核心理念是：缘起，平等，慈悲，因果，智慧，中道。这些理念正与真正的商业伦理相符合。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一些真对商人、企业家的主题佛学讲座在各大学开讲，且名目繁多，如：佛学高级游学讲习班；CEO静心禅修大本营；禅宗与企业管理；禅学智慧生活研修班；禅宗智慧与人文修养；禅说管理等等。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佛教文化中，适合商业企业管理的部分被挖掘、整理、总结、提炼出来，形成一门新兴的边缘性管理科学，即佛教商业伦理学。现在，这门学问已被大多数商人所接受。
总之，从佛教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佛教与商业、僧团与商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认真发掘和研究其中的宝贵资料，重新认识商人在佛教的传播，维护佛教和谐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对于充分认识佛教、规范佛教、发展佛教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