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要求？如何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财经》杂志就这一话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黄群慧教授。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财经》：“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来之后，学界解读不一。您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黄群慧：现代化从通用的特征看，既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现象看，现代化被广义的看作是一场由西方社会发端，后传递至全球范围内的至今仍在进行的人类文明转型发展的变化，涉及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思维等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发展过程看，现代化被看作是国家通过工业化进程而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前沿的过程，尤其是特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落后国家通过科技和产业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首要在于充分认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我们搞经济研究的更多强调它是一个发展过程。工业化过程本身是一个从传统的经济结构，比如农业主导，逐渐演变为工业主导，进一步演变为以服务业主导的结构演进，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演进过程，人均GDP逐渐增长。学术界把工业化理解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的突破性变化，这是经济学家张培刚老先生最初提出来的。
张培刚先生提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函数或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从低级向高级突破性变化或者变革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由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或者说通过技术推动生产函数来突破变化的过程。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后发国家追上发达国家的过程。
《财经》：我们谈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往往是谈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从低级向高级突破性变革的过程。
黄群慧：原来是机械化替代手工作业，后来电气化替代机械化，到现在的信息化、数字化，随着一次一次的技术革命推进工业进程，虽然现在是以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为主导，但它仍然可以归结到工业化进程，因为它是一系列生产函数从低级到高级突破性变化的过程。
回到现代化角度，它就是一个以工业化为动力的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状况发展到世界前沿水平的过程。一个大国的现代化，一般绕不开工业化，通过工业化的推进，一个国家实现从经济不发达到经济发达的跨越。比如我们说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有一个明确的量的标准，那就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圈定的发达经济体大概36个，我们测算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该是人均GDP达到2.9万美元左右的水平。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它是有共同的特征和标准的。但是每个国家走过这个历程，路径差异非常大，在区分现代化类型的时候，有先发的演进型国家，像英国最早从工业革命开始逐渐演进。还有一些是后发的赶超型国家，像“四小龙”，包括中国都是后发赶超的，各种类型不一样。即使是同样类型的现代化路径也会因为国情差异而走不同的道路。
曾经流行的所谓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的理论，是片面的，是错误的，实际上每个国家道路不一样，完全可以在前面加一个什么式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将中国式现代化概括为五大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方面特色，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这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财经》：从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看，中国需要补足哪些短板？
黄群慧：中国从数量增长、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凸显。这些年我们是一个赶超型国家，发展过程中有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
从“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工业化进展是比较快的。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到2020年中国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了，这也恰恰是十六大、十七大甚至十八大都提出来的目标，我们的研究做了定量评价，构造了一套指标体系，评价的结果是工业化综合水平达到了92分（100是满分），但是和对应的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标相较，仍然有短板。比如城镇化程度，现在统计的户籍人口比统计的城镇人口少十几个百分点。相比国际上通常的现代化来说，城镇化进程缓慢。另外，信息化、数字和智能水平相对于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也是相对滞后，也是短板。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大力推进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并且成立国家数据局，因为到现在来说，有待将制造业和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实现工业化结构转型升级。另外，我们有庞大的农业人口，农业现代化水平也是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工业化还没有全面带动农业现代化，这也是短板。
《财经》：纵观全球，一些国家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曾陷入各式发展陷阱。中国的现代化如何避免发展陷阱？
黄群慧：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提得最多的陷阱。如果从世行提出的静态标准看，我们在“十四五”期间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因为我们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1.2万多美元，按世行标准，2020年的标准是1.26万多美元，我们“十四五”期间应该能实现这个静态标准。
学术界研究还有动态标准，不超过美国人均GDP的40%就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按这个标准我们离得还很遥远。因为我们测算大概到2050年才能够实现，如果没有发生任何外部环境变化的话，美国以正常的2%左右的速度增长，我们以赶超的速度大概到2050年前后应该能达到美国人均GDP的50%-60%的样子，那时候才可以真正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实际上我觉得陷阱各种各样，对中国现在来看，可能最大的就是还没有通过技术创新使经济增长从原有的数量增长型转向质量增长型。这么多年我们反复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增长方式转变本质上还是一个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创新处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创新能力不能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财经》：未来有哪些可能阻滞中国实现现代化征途的风险？
黄群慧：中国现代化新征程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实现现代化的强烈发展意愿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还面临着经济增速变缓、人口增长率下降、“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加重等全局性问题的挑战。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情况下，各种“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随时可以发生。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阻滞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做到未雨绸缪。
第一，经济全球化受阻带来的创新乏力风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这将可能导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脱钩”，这进而可能导致我国原创技术进步能力不足，形成我国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阻碍。要应对这种风险，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创新置于现代化的核心地位，形成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所在。
第二，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带来经济衰退风险。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每次重大公共事件会成为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对这类重大风险，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治理能力与治理现代化能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升应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能力，避免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因重大公共事件引发重大的、持续性的经济衰退。
第三，重大国际政治军事冲突和全球危机带来的极端环境风险。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至关重要。当前，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连续性很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巨大变化冲击而中断或者倒退，最终不能实现现代化。
《财经》：实现现代化关键是制度改革，通过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才能释放跃迁的新动能。实现现代化目标，在体制和机制上还要进行哪些改革？
黄群慧：我们说创新有两个方面：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实制度创新往往就是我们提到的改革。从企业角度看，还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三者之间紧密相关。没有好的制度，技术创新受到约束，技术创新到一定程度也会促进制度变革。从这个角度来说，由于创新不够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我认为这是关键。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关键是怎么能够推进创新的问题，推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当然涉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的方方面面，涉及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等许多内容。
《财经》：您怎么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
黄群慧：现代化一定是一个开放的现代化，我们反复强调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而新发展格局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一个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快速赶超，核心是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成功实施出口导向的低成本的工业化战略，靠两头在外的“三来一补”加工创汇，完成最原始的资本积累。那时候，不仅仅是劳动力低成本，技术源也低成本，因为主要是模仿式创新。在与外资合作中，通过技术外溢，慢慢我们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当时的环境污染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即具有低成本的环境要素，这几个低成本使我们实现了经济赶超。
但是当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制造业增加值世界第一，当前到了现代化的最后冲刺阶段，还想利用低成本优势作为战略基点的话，本身不太具备了，也不太可行了，国际上也不允许给你关键技术，尤其是低成本模仿别人的技术，我叫做“反求工程”。什么叫反求工程？把人家的产品拿过来拆了，重新组装一遍，看看零部件的工艺，慢慢去琢磨创新。到了现在，你拆了也学不来最关键的核心技术了，比如芯片，根本不可能通过“反求工程”得到它。而国际上已经开始“卡脖子”，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需寻找新优势，寻找自主的技术创新路径，寻找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的比较优势。
我们有14亿人，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以上，有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我国已经具备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另外从供给角度来说，我们总体的制造能力也有了很好的基础，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基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基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说不对外开放了，不走国际化了，而是国内大循环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比较优势，现在要把这个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通过国内大市场来吸引全球的高端要素，促进中国创新能力创新水平的提升。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国际国内双循环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两个之间不能偏废，有的人喜欢只提双循环，忽略了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优势，但是，光强调自我优势，关起门来搞，就丢掉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所以这句话一定不可偏废，要全面理解。
正确理解新型举国体制
《财经》：现在谈技术创新，一些学者颇担心举国体制，通过各种行政手段、政策法规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情感纽带，集中力量办大事，会不会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让失败的创新故事重演。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
黄群慧：为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它和以前关起门来搞“两弹一艇一星”不一样了。这个“新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开放的国际环境下的举国体制，是开放的举国体制。
“新型”新在哪里？就新在是市场经济条件和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下，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其特征是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的各种手段。这一体制能够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更好激发创新活力。当前，科技创新已经从单点创新转向系统能力提升的新阶段，需要推进跨学科、跨产业的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这就要求更加重视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构建有效的科技创新组织模式，促进各类主体协同创新，提高创新链的整体效能。
《财经》：我们到珠三角调研发现，小型企业有自己独创的技术，但是一方面自身融资能力弱，一方面政策支持不足，他们支撑三五年就撑不下去了。有部分上下游相关企业“抱团”采取创新联盟，由一家企业牵头，一家出一点钱，共同攻克科技难关。
黄群慧：创新模式、创新的组织方式需要不断变革。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相关产业政策鼓励培育中小企业成为单项冠军，另一方面，关键还是慢慢培育一个创新生态，让企业能通过自主的创新联盟，供应链金融等等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探索各类模式。尤其对于行业共性的基础技术发展而言，前些年科研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化改革，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因为一些研究院市场化后，热衷做短期项目，至于行业共性技术，投入后失败风险高，回报小，反而没有研究单位愿意投入。所以这就需要新型举国体制。
创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些确实需要国家引导，但是国家又不能包揽很多，如果包揽很多反而没有真正意义的颠覆性创新，所以，需要研究什么样的技术类型需要举国体制去做，哪些类型的技术应该交给市场，比方说，市场迭代比较快的，政府可以多加引导，但更多的是要市场来做，不能过多依靠举国投入。所以，我再次强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需要协调配合，尤其是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财经》：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很多工业基础不牢固。因此，“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如何理解“产业基础高级化”？
黄群慧：习总书记在不久前的省部级干部学习班上也强调，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它确确实实反映了我们是一个赶超的过程，我们的现代化是并联式的，跨越式的，但是这种过程也说明有些基础没有时间去打牢，加上我们是后发模仿学习，说明我们的产业基础并不牢靠。什么是产业基础？有一个词叫“工业四基”，就是产业的基础核心零部件，关键的基础原材料，生产制造基础工艺，行业共性的基础技术，如果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把基础电子元器件从基础核心零部件拿出来可以说第“五基”。恰恰是我们这种产业的“五基”，基本都掌握在别的国家手里。报纸上报道说目前有36项卡脖子技术，但按制造强国的规划来看，我大概统计，十大先进制造业的“工业四础”有692项是卡脖子的。老百姓一般关注芯片，实际上不仅仅是芯片，而是整个产业基础，六百多项卡脖子意味着每个基础有一个链条，实际上整个产业基础是薄弱的。所以提出产业基础高级化，就想把这个产业基础的短板补齐。当然这有个渐进过程，比较艰巨。国家 “十四五”甚至提出了“产业基础再造”，我们知道再造有点革命性的意味，它恰恰说明这个基础相当薄弱，我们现在推进的就是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另外，就是产业链现代化，实际上很多人不太理解产业链的概念，产业链也罢，供应链也罢，从学理上来讲一定来自价值链，产业链是说一个产品从最初的研发设计一直到最后销售，附加值不断增加，每有一个附加值增加环节就是一个价值链的增加过程，产业链是基于这个价值链来的。价值链分布越来越细，一个企业可能只处于这个链条的一环，当把这些企业串起来就成了产业链。如果分工是全球分工，那就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往往是单纯的从产品或者是原材料或者是技术供给角度来讲的，尤其强调实体。当然我们经常把供应链、产业链放在一起来谈。现在来看，全球的竞争已经从以前的单纯的产品竞争拓展到产业链竞争了，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提产业链竞争。如果从产业安全来说，最担心的是卡链、断链，所以现在我们提的最多的是补链、强链工程。所谓产业链现代化，实际上是想通过补链、强链的做法来提高产业链整体现代化水平，让更多企业和产业站在价值链的高端。如果都处于价值链中低端，那现代化水平就低了。
《财经》：实际上产业基础再造，关键的是我们的基础研发投入不足？
黄群慧：是的，我们要高度重视产业基础，必须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我们的科研中基础研发的投入占比较低。应该说中国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逐年提升，2021年已经超过2.4%，总投入达到2.8万亿元。但是这里投入到基础研究的占比是低的，大概只有6%多一点，而真正世界前列的创新型国家高达百分之十几，所以产业基础缺乏支撑。还有企业里高技能的工人占比也很低。像德国、日本这种制造业强国，高技能工人占比较高，而这种高技能工人是工艺创新的主力，他们在长期的制造过程中慢慢探索出来技术工艺诀窍，这些东西不能申请专利，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技术积累。
《财经》：它属于默会知识。
黄群慧：对，这方面也相对欠缺。所以说要想真正突破产业基础，一方面技术研究大量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在企业层面培育高技能工人。近几年，我们一直建议借鉴日本“母工厂”制度。所谓“母工厂”是在本国建立的在制造体系中发挥开发试制、技术支持和维护本国技术先进性地位的企业载体和现代工厂，具有在生产制造层面不断优化技术、改进能力的功能，可以认为是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和工艺集成并能不断自我优化的现代核心工厂，一国境外的工厂一般是本国“母工厂”的技术和管理的应用复制。借鉴这种制度，鼓励企业在中国境内建造覆盖各个产业链和产业关键环节“母工厂”，使之成为一个提高工业基础能力的核心工厂。这种核心工厂，一方面有利于在生产制造层面围绕“工业四基”集成要素、优化流程、培育人才，从而在专业集成、久久为功下提高中国的工业基础能力，另一方面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雁阵”转移的大背景下，可以降低“制造业空心化”对产业安全的负面影响。即使发生产业转移，但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基础能力仍保留在核心工厂，我们的产业安全不会受到重大影响。
《财经》：中国近两年逐渐重视未来产业，全国多地纷纷布局未来产业发展，开辟全新产业发展空间。“十四五”规划纲要专门为未来产业包括的领域列了表格，比如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等。您认为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什么关系，两者如何支撑现代工业体系？
黄群慧：是这样的，未来产业是引领重大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及其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具有高成长性、战略性、先导性等特征。未来产业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同时，我们需要从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角度理解这些术语。未来产业还没有成型，但是我们预期它可能对未来供给、需求、社会变化带来重大影响。从产业的生命周期来看，未来产业往往处于孕育期阶段，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到了一个成长期，所谓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已经到了一个成熟期。
《财经》：两者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黄群慧：如果一个正常的产业生命周期应该从孕育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甚至到了一定阶段有新的技术迭代，从而进入衰退期，这是一般产业周期的四个阶段，未来产业往往处于孕育期阶段。也有的产业孕育最后夭折了，没能走到成长阶段，成为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当然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走了一段可能没有成熟，主导不了整个产业体系。如果我们从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来看，它应该有孕育期的产业，即未来产业，应该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主导产业，甚至还有一些所谓要走向成熟衰退的企业，这是产业组成的一个体系。
而未来产业不确定性很大，要超前布局，所以对未来产业实行的产业政策不一样。一般是鼓励多元化探索，设计一个比较宽松的创新性环境，不断试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