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商会组织得以迅猛发展。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各级工商联所属商会已有4万多家。
发展如火如荼的商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转型升级的新时代背景下，它又将如何更好地服务企业？
本刊特邀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王理宗，以及中国晋商俱乐部秘书长刘文斌和泰山管理学院院长、山东省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主任马方，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
商会是一只“美丽的手”
《支点》：商会在我国发展已有多年，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它起到了哪些作用？
王理宗：这有必要先说一下商会的定义，商会是由商人组成的具有合法性、自愿性、非营利性和互益性的自发性社会组织。商会的类别很多，有基于产业和行业而组成的行业协会，有基于地缘、血缘而组成的地方性商会。
这些商会，在中国的信用网络没有完全建立，信用体系不完善，信用理念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对推动企业之间、商人之间的交易发挥了巨大作用。商会本身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更多权力，但依靠商会的口碑、形象、信用和对内外开放性，可以整合很多企业资源、企业家资源，通过搭建各种公共平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比如，现在国内知名的大型展览基本上都是商会举办的，它给企业提供了信息交流和商业交易的机会，并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马方：商会因为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为行业争取政策，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举个例子，低速电动汽车在我国一直没有推广起来，山东省生产低速电动汽车的企业又很多，那怎么办？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就做了很多工作，通过制定行业标准等，先是推动山东省各县城允许低速电动汽车进入，后又推动低速电动汽车在各大城市逐步放开。
刘文斌：从政府行政管理上来说，商会也为他们减轻了负担。各行各业的企业那么多，政府根本无法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一是管不过来，二是管不好，三是也不应该管。如果要管那么多事，管理成本会非常高，效率也不高。商会本身是个自治组织，能够自发对各行各业进行分类和分开管理引导，所谓专业人做专业事就是这个道理。
王理宗：补充讲个例子。我们有两个会员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产生了1000多万元的经济纠纷，大家各不相让。后来找到商会，我详细了解情况后，对他们讲了处理问题的三个指导思想：第一讲感情，第二讲胸怀，第三讲未来。我说，如果你们认同，我来调解；如果不认同，你们法院见。
结果，我们只用一下午就解决了这件事。但如果要诉诸法律，官司可能两年都打不完，而且对双方的企业形象和持续发展都会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这个例子说明，在行业管理、社区管理、社群管理上，自治的成本很低，但效果非常好。
市场是“无形之手”，政府是“有形之手”。总体来说，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同样是一只重要的手，而且是一只“美丽的手”。这只“美丽的手”，既可以弥补“市场之手”的失灵，也可以弥补“政府之手”的失效。
“春秋战国”时期即将来临
《支点》：目前，国家在大力推行“一业多会”和“行政脱钩”，这对商会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
刘文斌：这意味着商会登记门槛在不断降低，商会在不断回归。只要符合手续，注册登记之后就能办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商会将会大量出现，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王理宗：我想引用《双城记》的开头语，来总结商会所面临的环境：“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
商会已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这个大发展在短期内将处于一种相对无序、混沌的发展状态。各个商会的管理水平、经营能力、创新能力、战略思维都参差不齐，甚至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但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商会面临的竞争环境将会更加严峻，会有很多商会在三五年内灰飞烟灭，生老病死将成为新常态。
马方：在没有这些政策之前，商会真正做得好的不多，很多商会都是半死不活，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就拿山东省的很多商会来说，一般是第一年风风火火，第二年冷冷清清，第三年就悄无声息了。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大家都面临如何把商会办好的挑战。
《支点》：这些商会没有做好的原因有哪些？
马方：有些人做商会的目的就不单纯，出发点就只是占个位置，好为自己的企业做事。或者说许多商会只给某些人提供了服务，而大多数人没有得到服务。比如，有的企业利用商会弄到一块地，然后收入就到了自己囊中。还有一部分商会，则是收取会费之后，有时间就开闲会，然后吃吃喝喝，没有为企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服务，做商会要本着共同发展的目标。
王理宗：毋庸讳言，大部分商会服务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今天组织招商会、座谈会，明天组织高尔夫球会、品酒会，这些并没有错，都是为了联络感情。但如果只做这些，很难让会员对商会满意。要达到忠诚度困难就更大了，因为入会自由，退会也自由，我能忠诚于你三年，但是我很难忠诚于你十年。为什么？因为企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或者哪怕在兴趣协会，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修养、社会地位、社会身份都在发生变化。对商会而言，定位一定要清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要做出特色。
刘文斌：也有很多商会确确实实想做出成绩，但在组织结构上存在一些问题。现在很多商会的秘书长由一些部门的退休领导来担任，对商会的具体运营情况并不了解，要做好就很难，还是需要引进专业化人才。
另外，商会在管理上也比较松散，每个人负责的工作并没有明确责任制，导致大家态度都很散漫。商会应该借鉴公司治理制度，会长是董事长，秘书长是总裁，理事会是董事会，重大事项召开会议解决，下达的任务如果完不成该怎么办，都应该有明确规定。责任制情况下，大家就能各司其职，也能有利于商会发展。
商会要超越平台价值
《支点》：激烈竞争之下，什么样的商会才能获得青睐？
马方：商会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会员企业，而大部分企业加入商会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交流学习，从其他会员那里学习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因此，商会要想长久发展，必须时时刻刻关注会员的需求，比如政策、融资、市场等。
刘文斌：在我看来，要满足会员的这些需求，商会需要做好平台功能。一方面，是将会员和外部资源连接起来，比如帮助会员对接市场信息、政策、融资等；另一方面，是让会员之间互相联动，从而促进他们达成资源合作。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却需要踏踏实实地去做，否则就会流于形式。
王理宗：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商会定位为桥梁纽带，桥梁纽带价值有没有？有！但这个定位束缚了商会的积极性和发展思路，不能准确地反映商会的主体作用及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就好像说一个孩子，如果你天天说孩子笨、孩子蠢，说多了他就真的不愿意动脑筋了。
我们要重新定义商会功能，也就是实现四种价值：平台价值、模式价值、方案价值和引领价值。平台价值很好理解，就是我们为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模式价值旨在解决资源的高效配置；方案价值就是通过个性化方案的设计，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增加企业商品和服务的商业价值；引领价值即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支点》：为何会有这个判断？具体该怎么做？
王理宗：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商会，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初创期的商会主要提供最简单的服务——平台服务，即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可以进行信息交流、经验交流、项目交流等。我们商会最初也是这样，但在发展后期，发现光有平台价值很难满足企业家的需求。
当一个商会发展5-10年，处于稳定期时，便开始各具特色。或表现为特色型，比如建立交易平台、金融平台、研发平台；或表现为资源型和合作型，即推动会员与会员之间及会员与非会员之间的合作，包括智力合作、项目合作、技术合作、股权合作。在这之中，我觉得大力推动基金模式、互相参股、联合上市等股权合作，能够深化其他合作，因为股权的合作必然带来资源的合作、生产要素的合作，以及企业之间资源的全面融合。
发展10年以上的商会处于成熟期，主要表现在对企业进行战略引导和价值引领。引领主要是战略引领、方向引领、路径引领和目标引领，这是商会最高层次的服务，也是我们最终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告诉企业，在转型升级时，应该往哪里转？加工企业如何向品牌转变，外贸型企业如何向内销转变？房地产不行往哪个行业转变？
企业的高层次诉求在于商业模式的设计、产业升级战略的设计，这是超越于平台价值之上的诉求。所以我们需要把握大的趋势，对行业进行调研，了解会员的共性化需求，同时对企业进行个性化分析，制定个性化方案。
“以商养会”的困境
《支点》：生存问题也困扰着很多商会，“以商养会”是否是一种出路？
刘文斌：目前，收取会费是大部分商会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商会的服务做得足够好，我认为收取会费商会就能正常运转，因为缴纳会费本身就是对商会的一种认可。对很多商会来说，原本的基础工作就没做好，如果再去“以商养会”并不现实，难度也很大，还是先把自己的基本功能做好再说。
马方：现在很多人都支持“以商养会”，但我对此持保留意见。“以商养会”的目的很好，却很容易出现问题。一来很少有商会能做好，二来即便做好了，有可能会与会员形成竞争关系，而且在分配利益时，很容易产生内部矛盾。一旦产生矛盾，做得再好的商会也会分崩离析。
王理宗：我估计，我国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组织，有一定活力的占30％，苟且偷生型和僵尸型各占30％，这就说明经营能力有待突破。目前的环境下，可能基于一种好奇、情感和面子交了会费，但是随着对商会价值的发现、对商会期望值的降低，缴费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只有可以提供特色服务、购买服务、公共服务的商会，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商会比较合理的收入结构，我认为应该是30%的政府购买服务收入及企业购买服务收入，30%的创新收入和20%-30%的会费收入，10%-20%的其他收入。如果仅仅靠会费生存，这个组织将难以为继。
做起来确实很难，你想都不敢想，你能做到吗？这其实和前面说到的商会转变定位密切相关。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为会员提供增值服务，才有自我生存能力和造血能力。比如，我们累计设立了6 只基金，投资了几十家企业，推动了多家企业在海内外上市。在给会员提供资本运作服务的同时，自己也搭上这班车。但是，我们不应与会员构成竞争关系，而是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把我们的资产做大。
当然，社会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它的利他性，它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一定要盈利。不营利是指赚了钱不能按股东分配，而是投入到更完善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去，这是与企业最大的区别。
《支点》2016年12月 本刊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