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第七届）晋商年会将于2015年12月份在北京隆重召开，据悉本届晋商年会将邀请著名经济学家、晋商研究大师梁小民现场分享“晋商与现代经济”。
梁小民，1943年出生于山西霍州市，成长于山西省太谷县，求学于北大。
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商学院。现任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译有《经济学原理》（曼昆著）、《经济学》（迈克尔·帕金著）等专著、译著教科书50余种，著有《经济学是什么》、《小民读书》、《小民谈市场》、《小民说话》、《我说》、《我谈》、《我看》、《黑板上的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宏观经济学纵横谈》、《书生议事》、《游山西 话晋商》等，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河南教学中心授课讲师，主要讲授《管理决策经济学》等。
认识梁小民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
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经济这个话题，给人的感觉往往沉重而严肃。然而，经济学毕竟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只有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为普通人所熟识，才能真正为现实生活服务。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经济学大师总是视普及经济学知识为己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加里·贝克等都曾为《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等报刊撰写时评专栏，加里·贝克还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在中国，目前也有一批经济学家，正活跃在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上，充当着这一角色。这其中，梁小民是佼佼者，也是少数几位能游刃有余地将经济学原理融入生活的经济学家之一。
梁小民是经济学家，但常常被业界人士和喜爱他的读者在前面加上两个字——大众。说他是个大众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为大家讲解的经济学通俗易懂，常有曲径通幽之妙。
他在《望·东方周刊》开设的专栏《寓言中的经济学》，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精妙寓言来讲述经济学的道理，诠释经济学的现象。在他看来，寓言和经济学其实是相通的，它们的差异只是在于表述方式的不同。寓言讲的是动物或人，反映的是人性以及做人的道理。经济学用的是逻辑推理或数学工具，分析的是人类无论在寓言还是经济学中，人性是共同的，做人或做事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寓言用原始质朴的方式表现了当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深奥道理，经济学用现代精致的方式再现了寓言中的许多简单道理。它们都来自现实生活，寓言可以生动有趣，经济学也可以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
一直以来，梁小民都希望经济学可以变成一种好玩的东西，经济学知识能够成为闲话。他把这些思想也带进了写书当中，和他的经济学专业融在了一起。他不愿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而用名词的解释去堆砌他的著作，而是把它当做科普读物来写，力求让更多的朋友读懂，让经济学在中国得到普及和推广，比如他出的《经济学是什么》一书，就可以让只有小学文化的普通百姓和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能看懂。
时下，仅从经济类图书在书店里摆放的位置和规模就可以看出来，经济学已成为显学。不过，要在汗牛充栋之中挑出又好看又实用的书，也不容易。买了看不下去，或者看了却不能指导生活变得更“经济”，都让“经济学书”成了夹脚的高跟鞋，看起来诱惑人，穿（读）起来折磨人。要是得一位良师指点，讲解内容丰富，语言活泼，还能“理论联系实际”就太好了。
梁小民正是指导解读经济学再合适不过的老师。没有什么模棱两可，道貌岸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故弄玄虚，有的也只是通俗易懂、平和朴实、亲切生动、形象而富有趣意。从他早年的《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宏观经济学纵横谈》、《经济学的开放》、《小民读书》，到后来的《我说》、《我看》、《话经济学人》，以及最近的《读经济学书》、《寓言中的经济学》，这些大众经济学读物无不贯彻着梁小民先生一如既往“一介小民”的平民意识和大众化情结。由他为我们将经济学娓娓道来，就好比送给我们一双排轮溜冰鞋，可以帮助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又快又省力地前进。
小民观点摘选
观点一：从商与做人
乔家大院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战争和动乱，到今天保存得相当完好。究其原因，还在于乔家为富而仁、宽厚、善良。
光绪年间，曾有土匪想抢劫乔家，欲在乔家大院内或乔家堡村里，找一个“内应”。但乔家善待家中的佣人、长工，对他们从不打骂，尊重人格，帮他们解决各种困难，每年除吃、住、用之外，尚有50-100两银子的工钱。佣人、长工感恩于乔家，当然不肯当土匪的内应。乔家也善待乔家堡的乡亲，平常乔家大院外都拴几匹马或几头牛，供乡亲们无偿使用，过年过节时就把肉、面送给困难的乡亲，乡亲们有什么困难，都能得到乔家的帮助。乡亲们自然也不肯当土匪的内应。土匪看到这种情况，只好打消了抢劫乔家的念头，乔家躲过一劫。
1900年，山西的义和团也相当活跃，他们到处追杀洋人和教民。一座意大利教堂的七个修女被义和团追杀，乔家救下了她们，并用柴车把她们送到山西与河北交界的安全地带。意大利大使馆感恩于乔家，并赠一面意大利国旗。1937年，日本人侵犯山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见是盟国的院落，就没有进入，乔家又躲过一劫。
抗日战争期间，乔家人都逃往天津、北京，但乔家的佣人、长工仍然保护了乔家大院，使乔家大院在战争中免遭破坏。
解放后，乔家被分给贫下中农，但当地群众感恩于乔家，不肯入住，于是乔家大院被祁县政府使用，以后又成为晋中地区党校所在地，没有受到破坏。“文革”中，红卫兵也企图进入乔家大院，但守大院的原成瑞老人把大门关上，一个人驻守这座空城，面对十几米高的院墙，红卫兵也无可奈何。
乔家做人极为低调、谦和，即使在成为巨富且又有深厚的官方背景之后，也未改这一家风。乔家在新建西北院正院时，那里有一家张姓人家的房子。乔家愿出高价，但那家人不答应，乔家就把工程拖了下来。几个月后，张家出了人命官司，急需钱打点，找乔家帮忙，乔家仍按高价把地买下。第二次扩建要拆一王家的社庙，乔家取得了王家人的同意，又修一座王官庙，比原来的社庙造价高好几倍。乔家从未为什么事情与邻里乡亲发生矛盾。
在晋商中，不仅乔家如此，而且几乎所有成功的晋商富户都是如此。不仅晋商如此，中国十大商帮，几乎每个商帮中的成功商人都是如此。那个时代的富商远非今天开着宝马撞人的富人所能比。究其根源，就是他们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讲究从商先要学会做人，成功的商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经商中，他们以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为宗旨，成功后以传统文化的做人标准要求自己。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确立了一套如何做好人的标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有“修身”，才有其他。“修身”指个人的道德修养，首先得把自己修炼成有道德修养的人，才能做成其他事业。“修身”的标准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最低标准是“独善其身”，自己做一个好人，最高标准则是要“兼济天下”，承担“社会责任”。各商帮的商人无论是否读过儒家的书，都按这一标准要求自己，并努力实践。
按照这条做人标准，各商帮的商人都奉行“义、信、利”的原则，即把“义”放在第一位，有时往往取“义”而舍“利”。20世纪30年代，山西流行“晋币”，晋币与法币比价为1：1，客户存入有晋币，也有法币。以后蒋冯闫大战中，阎锡山失败。晋币与法币的比价下跌为25：1，但乔家的大德通票号，宁可自己破产也要向客户一律支付法币。这就是儒家主张的“舍生取义”。其他商帮商人中类似的取义舍利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我们过去的宣传总是说“为富不仁”。富而不仁者的确有之，但“穷”而不仁者也并不鲜见。不能根据贫富来划分人的道德。应该说，社会道德的沦丧是传统文化被破坏的结果。在明清两代，传统文化还在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商帮中商人的为人还是传统文化在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即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有物质文明，又要有精神文明。各商帮的商人通过 “商”已经实现了物质文明，他们成功后更着重精神文明。这些商人家族能几代，甚至十几代不衰，其诀窍正在于这种文化传承。
这种文化传承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注重个人的文化道德修养，包括处处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和家人，还包括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生活。各商帮中都有不少商人是文化人，以藏书、读书为乐；二是重视教育。商帮中有些商人重视教育是为了 “学而优则仕”改换门庭，徽商中这一特色尤其明显。但更多的商人并没有入仕的想法，重视教育，让子女读书，还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其实在各商帮中，经商与个人文化道德修养也是相辅相成的。
“修身、齐家”仍属于个人的事情，即“独善其身”。作为成功的商人，仅仅有“独善”是不够的，还必须“兼济天下”，即为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或者说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各商帮中的商人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封建时代，人们把政府、皇帝作为国家的代表，关心国家利益就体现为“忠君”思想，爱国与忠君是一致的。对于皇帝所决定的事、政府所做的事给予支持就是他们的爱国行为。这种支持有些是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来进行的。清初在康熙皇帝出兵讨伐噶尔丹的叛军时，晋商范家承担起运送军粮的任务。他们的这种商业行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所以，政府运粮每石需120两银子，而范家承运，每石仅收40两银子。仅这一项军费就为政府节省600余万两。以后在清政府的多次用兵中，都有晋商为其提供后勤保障服务。这尽管也属于商业活动，但晋商在参与这种活动时，更多考虑的还是国家的需要。通过商业活动为国服务是中国商人的传统。
更为直接的爱国是国难当头时，商人所作的贡献。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官员已预料到英国的入侵，决定加固广州海防，但当时政府资金困难。于是，粤商以伍秉鉴为首的十三行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加固防御工程，使英军进攻广州的计划失败。鸦片战争开始后，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仍旧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造大炮。《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要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 （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粤商又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赔款，其中伍家100万银元，行商会所134万银元。其他行商66万银元，共计300万银元。尽管这些钱并没有救下中国，但还是暂时救下了清政府。用金钱换取一时之安也是无奈之举，商人为清政府的错误政策“买单”，起码在当时条件下也应该算是一种爱国行为。
“兼济天下”当然不仅仅是爱国，还包括关注社会，关心公众利益。这也是中国商人早已形成的传统。他们平日把扶贫、办学、修路、建庙、慈善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不遗余力，出资、出力。各个有商帮的地方，教育与公益事业都较为发达，这与商人重视这些事业相关。各地的地方志中都有商帮从事公益事业的大量记载。
当社会上出现了自然灾害时，商人更是热心救助，出钱又出力。所谓“出钱”就是自己出钱，从事救灾工作，所谓“出力”就是组织社会救灾工作。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短期几个月内，据不完全统计，晋商共捐款12万两白银，而且还施粥救济难民，仅乔家所设的粥棚，粥锅就达一百口，且要求熬的粥 “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常家为了让灾民有尊严地接受救济，还以修戏台为名，为灾民提供就业机会。此外，晋商还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和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济工作。在当年社会救助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各个商帮都是救灾的主体。这类记载也出现在各地地方志和文人的笔记、日记中。
人们经常问，明清的商帮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之处？今天的商业和明清时代已经有了本质性差别，今天的企业经营也要比那时复杂得多，明清商帮那一套经营和企业管理之道，今天已很难学到，而且也不再适用，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永恒的。这就是他们的商业道德：为人处世之道，以及成功不忘国家和社会责任的精神。这也是商帮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观点二：房价很难下跌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而直到现在，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实际情况却是“量跌价挺”甚至“量跌价升”，迟迟看不到房价的真正下跌。对于急切期盼房价下跌的老百姓来说，梁小民的分析可能会让他们失望了。
梁小民认为，想要房价出现实质的下跌，可能性非常小。“像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稀缺，房屋数量非常有限，而实际需求量大，客观上很难实现房价的下跌。”梁小民认为，实际上，支撑着这些大城市楼市的是国内的富裕阶层。当前，世界富人的标准为可投资资产（不包括房产、汽车）100万美元，而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符合这一标准的“富人”达46.5万人。但是实际数量可能超过百万人。正是这批“富人”成了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购买主力。
梁小民用一个数据来解释这个问题：目前中国10%的富裕阶层拥有全国41.2%的财富，以中国14亿人口计算，这批富裕阶层大约可以折合为4000多万个家庭，以一个家庭买一套房计算，这些一线城市的住房供应量可能还达不到这个需求量。而二三线城市房价的下降空间同样有限。梁小民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30%左右，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人口进城，这些城市住房的需求量缺口将非常大，这也将推动未来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走好，使得这些城市的房产增值潜力巨大。因此，这些城市的房价不但不会下跌，反而会继续处于上升状态。梁小民说，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人们都意识到，在面对目前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下，房子成了最好的保值工具。为了使财产不贬值，所以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也难以减退。
此外，梁小民认为，中央调控政策在地方的落实不力也是房价不会真正下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房地产市场是拉动GDP增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它同时带动钢铁、建材、装饰、金融等多个相关行业，一旦房价下跌，将为地方的GDP数据蒙上一层阴影；而出让土地也是各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一个重要来源。这也是中央调控政策出台后不少地方的实施细则“难产”的原因。浙江民企要学会联合。“当前的危机，对我们浙江经济来说，实际上也是一个新的机遇。”梁小民认为，目前浙江经济存在的问题就在于企业的规模太小，如果浙江民企能够联合，形成合力便可以抓住机遇。比如说这一次南非世界杯的嗡嗡祖啦就是宁海一家塑料瓶企业设计开发的，他们最早开始生产的时候，一个能卖3元。但是以后由于许多小企业竞争，最后竞争结果是一个卖到两块钱。那么在南非市场卖多少钱呢？是27元到54元。“这就是因为企业规模小，你设计出嗡嗡祖啦之后没有能力申请专利，因此世界各地都可以仿冒，大家都仿冒了，相互竞争价格就下降了。第二个企业规模小，没有自己的销售网，你不能把它直接卖到人家非洲去，只能通过这儿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等南非人来采购，钱让人家给赚走了。”
梁小民有些无奈地说，嗡嗡祖啦我们没有赚到钱，原因就是我们企业规模太小。“如果企业规模大了，一切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梁小民认为，企业规模大就是有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
第二，企业规模大可以创品牌，也就是可以创造出名牌来，通过名牌来增加附加值；
第三，企业规模大，抗风险的能力就强。那么浙江民企如何做大呢？“凭借自身的努力肯定很难实现，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合。”
梁小民说，浙江人人都想当老板的观念，会造成谁也不愿意被谁兼并的局面。“那我们可以先做一点合作，比如说我们这20家企业现在马上合并成一个股份制公司，我们现在很难做到这一步，怎么办呢？现在20家企业可以集体在一些事情上进行联合，比如说每个企业规模都不大，做销售很难，也很难建立销售渠道。那么20家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销售公司，而我们的产品都由销售公司来销售，这时候我们在市场上就不用相互杀价。”嗡嗡祖啦是200个企业生产的，但是最后销售是一家公司销售，这一家公司是我们200个企业所组成的销售公司，那这个销售公司就可以和南非的商人谈判。“
如果不给我提价我就不卖你嗡嗡祖啦，你制造不出噪音，让你的足球赛没有意思，他就不得不提价。你现在200家公司分别竞争了，都降价，人家能不找到便宜吗。”梁小民说。
梁小民认为，企业除了销售可以联合，其他的像科研、品牌等很多方面都可以联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