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

一场全国性的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或召开专题报告会，或开现场会，办学习班，或组织大家到大寨参观……运用多种形式学习大寨经验。中央有的部级单位还提出要把本单位建成大寨式的单位。学大寨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国内的舆论工具予以积极配合宣传，许多记者为此常驻大寨。人们打开广播，歌颂大寨的歌曲随时可以听到,《大寨红花遍地开》成了广播节目的开始曲。

“农业兴，百业兴；农家旺，国家旺”。党中央、国务院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上的一面红旗，这面红旗的旗手就是爷爷自己。要想保持这面红旗鲜红，就得解决“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大寨学全国的先进单位，大寨学人民解放军。大寨要找差距，要用更大的干劲创造更大的成绩。”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继续进行着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开始防旱防涝，向改造大自然的深度进军。

这时，“文革”开始了。大寨本身就是一面红旗，没有什么值得炮打的“司令部”，也无所谓“造反”与“保守”两派，因此大寨比较平静。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共同语言和行为”——早请示、晚汇报及忠字舞等没有在大寨流行过。他们也不是“宝书不离手，语录不离口”。因为安排紧凑的劳动搭不起时间，读报和学习只能在劳动之余进行。在这个时期，大寨与全国相比，有三个特点：全国运动，大寨生产；学生上街，农民下地；参观火热，生产繁忙。可以说，“文革”10年，是大寨人实实在在地大干的10年。

有位记者来大寨，看到大寨的革命运动太平静了，就建议让社员下地劳动时扛上红旗和语录牌，说这样的场面拍下来发表，才能显示出大寨浓厚的政治气氛。爷爷听了说：“我们山区地块零碎，一个人一天要换好几块地，干好几种活，下地要拿几种工具。你说，社员下地是扛工具还是扛红旗、扛语录牌？再说，除了农田基本建设，一般的农活我们都是分散干的。如果几个人下地扛上一面红旗，游行不像游行，劳动不像劳动，这是干什么？”

这位记者没有回答。爷爷继续说：“政治空气是不是浓厚，不在形式，而在实际。如果一味追求形式，弄虚作假，影响了生产，那么，这种政治空气再浓，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

大寨人一心搞生产，分秒必争，不管什么事，占用一点劳动时间都不情愿。他们利用整时间劳动，零时间办公。安排农活，是端着饭碗时议定的；学习读报，是在地边休息时进行的。他们的劳动很紧张，占用他们劳动时间的采访者难免会碰钉子。

一位省报社的摄影记者到大寨采访，同行告诉他：“你要摄影，最好不要占用他们的白天时间。因为大寨干部有‘五不准’：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从地里叫走社员去谈话；不准干部在劳动时间借口检查生产东游西转；上级来下乡的干部不准从地里叫走正在劳动的干部。”记者紧皱着眉头说：“晚上怎能看到播种？”“陈永贵最怕别人白天占用他的时间，侵犯了他，可不给你留情面。”

摄影记者只好把时间安排到早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