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云南省金融办主任刘光溪在泛亚金融论坛上表示，昆明目前的建设定位是“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并拟用20年的时间建成泛亚金融中心。至此，我国内地至少有30多个城市提出规划建设金融中心。其中，上海、北京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昆明、南宁和乌鲁木齐分别要建“泛亚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中亚区域金融中心”，其余20多个城市，也雄心勃勃提出所在区域的“金融中心”。(7月20日《人民日报》)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几十年前，胡适说当时中国的舆论界有大危险，空谈之风无助社会解决问题。面对至少有30多个城市提出规划建设金融中心的设想，用理想主义去评判也是一种不大不小的危险，可是，如果不用理想主义去评判，又能用什么样的视角去解读呢？

      按照现有的中国行政区域划分，几乎每个省份都可以分配到一个“金融中心”的名额了。金融中心是个香饽饽，拥有一个金融中心的愿望是一个闪耀着理想光辉的经济方略，只是对中国来说存在三十多个金融中心太拥挤了，也太过理想化了。

      有理想的经济方略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未必是趋同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金融中心也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就能够打造成功。美国华尔街从1653年开始用了近三百年的时间才打造成美国的金融中心，中国的30多个城市需用动用什么样的能量才能够真正实现成为金融中心的梦想不得而知，但现实中却不乏失败的案例。

      与北京毗邻的天津，在戴相龙主政期间一直有成为金融中心的理想，即便现在退缩到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范畴内，依然无法挣脱北京地位优势的覆盖。天津在港口、铁路、空港、仓储物流等等方面都比北京更具优势，当年戴相龙依托自己长期从事金融业管理的职业背景认为天津有条件吸引国际金融机构落户天津，信心满满地希望渐次打造天津金融中心的地位与北京分羹经济优势，结果是依然无法撼动北京的金融地位。在京津冀一体化的经济版图中以及泛黄渤海经济圈中，北京以及政治优势牢牢地吸引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忠诚度，失去了政治优势天津、石家庄以及东北各主要经济城市都没有成为金融中心的可能。

      中国传统金融中心的形成主要是靠天时、地利两个因素。清末，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雏形原发地是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的繁盛为山西赢得了当时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国内业务辐射到福建、安徽、、湖广，国外业务远到俄国、东欧，山西当时既不是什么区域金融中心也不是什么国际金融中心，就是实实在在的晋商的金融业务需求所决定的。

      依靠地利成为金融中心的是上海。清末民初上海开埠后，位于长三角入海口的优势吸引了各国金融商的到来，逐渐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东方巴黎”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真正的金融中心。对山西和上海而言，没人用理想主义的色彩描摹两个地方就是“金融中心”，美国华尔街也一样，都不是靠“规划”得来的金融中心地位。

      事实上，地方政府在对本行政区功能地位时，往往是一届行政官员的理想和愿望主导了功能定位的方向。对“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要求来说，在一届地方政府的任期内是根本无法达到建设金融中心的时间要求，决策的方向正确和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都关联到能否到达“金融中心”的理想实现，更何况，成为金融中心的动议本身是否符合本行政区现实情况都是值得推敲的话题。

      毫无疑问，能够成为金融中心将带动城市产业链进步，但不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以及虚幻的城市功能地位规划不仅是一种笑话，30多个城市一起想成为金融中心的集体愿望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