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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矿面临整合 煤老板面临黑金时代末日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山西商人网   发布者:晋商网编辑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服务电话:15300248390 时间:2009年11月02日 11:23


核心提示

他们曾是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代名词。

他们曾利用政策空隙,以微薄代价攫取大量财富。他们也曾缔造官煤勾结的灰色地带。他们背着为富不仁的名声,他们巨额财富的背后,是无数生命的陨落。

另一方面,他们也被政府“关大放小”的政策一直围追堵截。如今,山西省新一轮煤炭资源整合,则要摘下他们“煤老板”的标签。

没有了煤矿,煤老板何去何从,成了他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春节一过,张家庆就开始失眠了。

张家庆是翼城某矿的矿主,已做了15年的煤老板。他拥有一座年产15万吨的煤矿。

但是,他要被动退出煤炭业的历史舞台了。

春节一过,省里要进行资源整合,成了翼城县街谈巷议的主题。这让已知天命的张家庆焦虑不安。他的煤矿要被“整合”掉。

中山装,布鞋,老款手机。9月3日,坐在记者面前的张家庆,与传说中的山西煤老板形象很不符。

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腾腾烟雾中,张家庆眉头紧锁,“我这一年老了10岁”。

作为“第一代煤老板”,张家庆一声叹息:“大部分煤老板还是遵纪守法的,少数为富不仁造成矿难频发,终于让我们走上了绝路。”

“有水快流”催生小煤窑

20年前,张家庆是桥上镇庄里村一名农民。除了耕种土地外,还到山上挖煤。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桥上村村民来说,到山上挖煤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张家庆说,那时山上煤太多了,埋得又浅,用锄头就能刨出来,“私挖滥采,也没人管”。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煤炭需求量增加,而煤炭生产却不能满足需求。为解决资源紧缺问题,国家出台了“有水快流”政策。

1983年11月,煤炭部公布了《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政府允许私人从事煤炭开采。

此后,让全国煤矿数量激增。在资源大省山西,则掀起了一股开矿潮。

翼城县煤炭局一位退休老局长回忆,当时,个人、村集体、公司、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都出来开矿。30万人的翼城,拥有大小煤矿300多家。

最早的小煤矿,便在这一时期诞生,第一批煤老板孕育其中。

此时期,庄里村创办了庄里煤矿,张家庆作为村长,当选为矿长。

“当时主要还是集体办矿为主,个人实力有限。”张家庆说,第一代煤老板大多是煤矿所在地农民,借助集体办矿进入了采矿业。

官方数字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全国的小煤矿数量达到8万多座,年产值与国有、集体煤矿,三分天下。

很快,煤炭市场趋于饱和甚至供过于求,大小煤矿争相压价。

1994年,张家庆承包下了当时入不敷出的庄里煤矿,每年向村里交12万元。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能源行业受冲击,煤炭市场更是空前惨淡。

而当时国企改革,要求政企分开,许多国企和政府部门开始退出煤炭市场,急于甩掉煤矿。

“煤矿贱得没人愿要、也没人敢要。怕煤卖不出去,亏本。那是个艰难时期。”张家庆说,第一代煤老板大都经历过那个阶段。

那个时期的煤老板都是本地人,矿工是本地农民。

张家庆认为,第一代煤老板与后来的煤老板有很大不同,“我们经历过最坏的煤炭市场,我们不会想着一夜暴富,更不会挥霍血汗钱”。

混乱的“黑金时代

翼城县最豪华的酒店园义园宾馆,目前“门前冷落鞍马稀”。

酒店服务员说,现在资源整合,煤老板来的少了;以前来的全开豪华车,悍马、路虎很常见。

45岁的翼城县庄里镇人李元宝,是这家店的常客。他曾是一家年产9万吨煤矿的老板。

李元宝是2002年进入煤炭业的,“我是目睹了煤炭市场回暖才入行的”。

进入21世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煤炭价格一路上扬,煤炭业迎来“黑金时代”。

2002年,李元宝花5万元承包了一个村集体小煤矿。

次年,该村集体要求他提高承包价格至25万,李有些不乐意。村长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一年就赚1000多万,还在乎那20多万?

日进斗金,煤老板们这样回忆这个时期。

从2000年开始,煤矿在山西成了财富象征,也成为热门的商品。在煤老板中层层转包。甚至,每一口矿井,都被转包了。

正因为此,矿难责任查起来困难,很难查到真正的责任人。

这一时期,政府开始整顿小煤矿。而官煤勾结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张家庆说,那时候,官员在煤矿占股担当保护伞,成为了一种现象。

黑金时代,让李元宝在两年时间身家过千万。

对于第一代煤老板张家庆他们来说,也是时来运转。煤矿同样给他带来巨额财富。

铺张与“为富不仁”

2000年至2004年,“黑金时代”催生了“一夜暴富”的神话。

而山西煤老板们“挥金如土”的典故,被国人广为传播。

10月15日,李元宝说,他说很多煤老板的确嗜好铺张,“其实还是自卑,炫耀财富希望别人能高看自己”。

“钱对我们煤老板来说,仿佛只是数字。我们不用到矿上,矿工是外地招的,管理人是当地的。我们只用躲在幕后,疏通政府和地方黑白两道,坐地收钱。这种钱来得太容易,容易到了我内心很恐慌的地步。总觉得这种财富来得快失去得也快,所以想及时行乐享受。”

李元宝坦承,作为一夜暴富的农民,内心没有安全感,迫切希望通过财富展现,来获得认可。

2003年,李元宝买了一辆宝马。“买车回来那天,我开着车子在县城转了一圈又一圈,想,老子也能有今天啊。”他还在北京太原买了两套别墅。

炫耀财富,当时煤老板最普遍的做法是买车和购房。

与煤老板激增的财富相对应的,是矿难的频发,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那时候大家都抱着捞一把是一把的念头。反正这煤矿不是我的。什么安全生产、基建投入,只要出煤,那些都不管。”李元宝说,黑金时代进入的煤老板,都是这种态度。他认为,几乎所有的矿难,都是煤老板疏于安全生产投入所致。

只顾黑金不顾人命,煤老板为富不仁的形象,由此铸成。

急躁的江浙“炒煤团”

频发的矿难引起政府反思,如何才能让煤老板舍得在安全上投入。

提高开矿门槛,并让煤老板把煤矿真正当成自己的———这是2004年山西省临汾市最早探索的答案。

时任山西省省长的张宝顺,要求临汾试点改革,“明晰产权、整合资源、有偿使用、确保安全”。

改革方案很快出台,内容主要是两方面。一,政府对煤矿资源估价,然后由矿主一次性买断。二,关小上大,年产9万吨以下煤矿全部关闭。

时任临汾市煤碳局局长的杨吉春认为,这次改革根治了顽疾。他认为,煤老板买断矿产成为永久性主人,会增加安全投入。而门槛提高了,很多没有实力的矿主会退出。

而此次改革,为资本进入山西煤矿业提供了契机。许多煤老板一次性交不起数千万元买断价款,又不想丢掉煤矿,于是江浙一带的资本进入。

据山西温州商会提供的数据,至2007年,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被江浙“炒煤团”承包,投资额高达500多亿。他们控制的煤矿年产量,占到山西省的1/5。

山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高剑生,有15年煤炭领域执案经历,他认为,江浙炒煤团客观上带动了山西采矿业的发展。但他们炒卖煤矿,让煤矿层层转包的命运被延续,甚至恶化。

许多江浙老板的钱来自银行贷款、亲朋借债甚至民间高利贷。他们都急于收回投资和获得高额回报。

浙江温州人苏兴旺(化名)2006年出资3000万,获得了临汾一座年产能力30万吨煤矿51%的股份。

苏兴旺认为,江浙煤老板普遍心态“有点急功近利”。

而在张家庆看来,正是煤老板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矿难频发。

逐渐消失的舞台

目前山西进行资源整合,凡年产90万吨以下煤矿全兼并重组,这会让大批煤老板退出。

外界盛传,这将形成煤老板们3000亿游资,未来可形成一股投资热潮。

张家庆认为“没有可能”。他说兼并企业如何支付补偿款还是未知数,“钱都没到手如何投资?”另一方面,他认为此次整合中煤老板大多亏损,短期内不可能大规模投资。

对于未来,张家庆希望仍做与煤矿有关联的事。

“二代”煤老板李元宝,则是较早转行的人。2004年时,他将煤矿转包给了一个江浙老板,自己从事地产生意。他认为正是“激流勇退”,避免了最终“被消失”的命运。

相比之下,温州人苏兴旺的命运要“凄惨”。

谈到煤矿要被兼并,苏兴旺几次落泪。“再也不来山西做生意了,伤心了”。将来往哪方面投资,苏兴旺说还在观望,但再也不会与煤矿沾边。

他称,2006年当年他便投入8000多万元进行技改,次年临汾接连有大矿难,煤矿一再受牵连整顿,他接手的煤矿,5年来生产不足6月。

“煤矿政策一年一变,开矿是个长期投入,钱砸进去了还没产出呢。我们和政府玩不起。”苏兴旺说,只要能收回投资,他已做好了离开山西的准备。

高剑生说,进入2009年下半年,江浙煤老板意识到政府让小煤矿消失的决心很大,煤老板赖以发展的平台逐渐消失了。

进入10月,温州市政府专门派人与山西省政府协调,希望能考虑到浙江煤老板对山西经济发展的贡献,在资源整合中,对他们的利益以最大程度保护。

“现在来看效果并不显著,离开成为必然。”10月16日,苏兴旺点燃一根烟,长吁:“改革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我们赶上了,没办法。”

至昨日,张家庆和苏兴旺依然没与兼并主体企业签交易协议。不过他也认为,“煤老板注定将成为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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