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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是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代名词。

他们曾利用政策空隙，以微薄代价攫取大量财富。他们也曾缔造官煤勾结的灰色地带。他们背着为富不仁的名声，他们巨额财富的背后，是无数生命的陨落。

另一方面，他们也被政府“关大放小”的政策一直围追堵截。如今，山西省新一轮煤炭资源整合，则要摘下他们“煤老板”的标签。

没有了煤矿，煤老板何去何从，成了他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春节一过，张家庆就开始失眠了。

张家庆是翼城某矿的矿主，已做了15年的煤老板。他拥有一座年产15万吨的煤矿。

但是，他要被动退出煤炭业的历史舞台了。

春节一过，省里要进行资源整合，成了翼城县街谈巷议的主题。这让已知天命的张家庆焦虑不安。他的煤矿要被“整合”掉。

中山装，布鞋，老款手机。9月3日，坐在记者面前的张家庆，与传说中的山西煤老板形象很不符。

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腾腾烟雾中，张家庆眉头紧锁，“我这一年老了10岁”。

作为“第一代煤老板”，张家庆一声叹息：“大部分煤老板还是遵纪守法的，少数为富不仁造成矿难频发，终于让我们走上了绝路。”

“有水快流”催生小煤窑

20年前，张家庆是桥上镇庄里村一名农民。除了耕种土地外，还到山上挖煤。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桥上村村民来说，到山上挖煤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张家庆说，那时山上煤太多了，埋得又浅，用锄头就能刨出来，“私挖滥采，也没人管”。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煤炭需求量增加，而煤炭生产却不能满足需求。为解决资源紧缺问题，国家出台了“有水快流”政策。

1983年11月，煤炭部公布了《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政府允许私人从事煤炭开采。

此后，让全国煤矿数量激增。在资源大省山西，则掀起了一股开矿潮。

翼城县煤炭局一位退休老局长回忆，当时，个人、村集体、公司、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都出来开矿。30万人的翼城，拥有大小煤矿300多家。

最早的小煤矿，便在这一时期诞生，第一批煤老板孕育其中。

此时期，庄里村创办了庄里煤矿，张家庆作为村长，当选为矿长。

“当时主要还是集体办矿为主，个人实力有限。”张家庆说，第一代煤老板大多是煤矿所在地农民，借助集体办矿进入了采矿业。

官方数字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全国的小煤矿数量达到8万多座，年产值与国有、集体煤矿，三分天下。

很快，煤炭市场趋于饱和甚至供过于求，大小煤矿争相压价。

1994年，张家庆承包下了当时入不敷出的庄里煤矿，每年向村里交12万元。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能源行业受冲击，煤炭市场更是空前惨淡。

而当时国企改革，要求政企分开，许多国企和政府部门开始退出煤炭市场，急于甩掉煤矿。

“煤矿贱得没人愿要、也没人敢要。怕煤卖不出去，亏本。那是个艰难时期。”张家庆说，第一代煤老板大都经历过那个阶段。

那个时期的煤老板都是本地人，矿工是本地农民。

张家庆认为，第一代煤老板与后来的煤老板有很大不同，“我们经历过最坏的煤炭市场，我们不会想着一夜暴富，更不会挥霍血汗钱”。

混乱的“黑金时代”

翼城县最豪华的酒店园义园宾馆，目前“门前冷落鞍马稀”。

酒店服务员说，现在资源整合，煤老板来的少了；以前来的全开豪华车，悍马、路虎很常见。

45岁的翼城县庄里镇人李元宝，是这家店的常客。他曾是一家年产9万吨煤矿的老板。

李元宝是2002年进入煤炭业的，“我是目睹了煤炭市场回暖才入行的”。

进入21世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煤炭价格一路上扬，煤炭业迎来“黑金时代”。

2002年，李元宝花5万元承包了一个村集体小煤矿。

次年，该村集体要求他提高承包价格至25万，李有些不乐意。村长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一年就赚1000多万，还在乎那20多万？

日进斗金，煤老板们这样回忆这个时期。

从2000年开始，煤矿在山西成了财富象征，也成为热门的商品。在煤老板中层层转包。甚至，每一口矿井，都被转包了。

正因为此，矿难责任查起来困难，很难查到真正的责任人。

这一时期，政府开始整顿小煤矿。而官煤勾结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张家庆说，那时候，官员在煤矿占股担当保护伞，成为了一种现象。

黑金时代，让李元宝在两年时间身家过千万。

对于第一代煤老板张家庆他们来说，也是时来运转。煤矿同样给他带来巨额财富。

铺张与“为富不仁”

2000年至2004年，“黑金时代”催生了“一夜暴富”的神话。

而山西煤老板们“挥金如土”的典故，被国人广为传播。

10月15日，李元宝说，他说很多煤老板的确嗜好铺张，“其实还是自卑，炫耀财富希望别人能高看自己”。

“钱对我们煤老板来说，仿佛只是数字。我们不用到矿上，矿工是外地招的，管理人是当地的。我们只用躲在幕后，疏通政府和地方黑白两道，坐地收钱。这种钱来得太容易，容易到了我内心很恐慌的地步。总觉得这种财富来得快失去得也快，所以想及时行乐享受。”

李元宝坦承，作为一夜暴富的农民，内心没有安全感，迫切希望通过财富展现，来获得认可。

2003年，李元宝买了一辆宝马。“买车回来那天，我开着车子在县城转了一圈又一圈，想，老子也能有今天啊。”他还在北京和太原买了两套别墅。

炫耀财富，当时煤老板最普遍的做法是买车和购房。

与煤老板激增的财富相对应的，是矿难的频发，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那时候大家都抱着捞一把是一把的念头。反正这煤矿不是我的。什么安全生产、基建投入，只要出煤，那些都不管。”李元宝说，黑金时代进入的煤老板，都是这种态度。他认为，几乎所有的矿难，都是煤老板疏于安全生产投入所致。

只顾黑金不顾人命，煤老板为富不仁的形象，由此铸成。

急躁的江浙“炒煤团”

频发的矿难引起政府反思，如何才能让煤老板舍得在安全上投入。

提高开矿门槛，并让煤老板把煤矿真正当成自己的———这是2004年山西省临汾市最早探索的答案。

时任山西省省长的张宝顺，要求临汾试点改革，“明晰产权、整合资源、有偿使用、确保安全”。

改革方案很快出台，内容主要是两方面。一，政府对煤矿资源估价，然后由矿主一次性买断。二，关小上大，年产9万吨以下煤矿全部关闭。

时任临汾市煤碳局局长的杨吉春认为，这次改革根治了顽疾。他认为，煤老板买断矿产成为永久性主人，会增加安全投入。而门槛提高了，很多没有实力的矿主会退出。

而此次改革，为资本进入山西煤矿业提供了契机。许多煤老板一次性交不起数千万元买断价款，又不想丢掉煤矿，于是江浙一带的资本进入。

据山西温州商会提供的数据，至2007年，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被江浙“炒煤团”承包，投资额高达500多亿。他们控制的煤矿年产量，占到山西省的1/5。

山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高剑生，有15年煤炭领域执案经历，他认为，江浙炒煤团客观上带动了山西采矿业的发展。但他们炒卖煤矿，让煤矿层层转包的命运被延续，甚至恶化。

许多江浙老板的钱来自银行贷款、亲朋借债甚至民间高利贷。他们都急于收回投资和获得高额回报。

浙江温州人苏兴旺（化名）2006年出资3000万，获得了临汾一座年产能力30万吨煤矿51%的股份。

苏兴旺认为，江浙煤老板普遍心态“有点急功近利”。

而在张家庆看来，正是煤老板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矿难频发。

逐渐消失的舞台

目前山西进行资源整合，凡年产90万吨以下煤矿全兼并重组，这会让大批煤老板退出。

外界盛传，这将形成煤老板们3000亿游资，未来可形成一股投资热潮。

张家庆认为“没有可能”。他说兼并企业如何支付补偿款还是未知数，“钱都没到手如何投资？”另一方面，他认为此次整合中煤老板大多亏损，短期内不可能大规模投资。

对于未来，张家庆希望仍做与煤矿有关联的事。

“二代”煤老板李元宝，则是较早转行的人。2004年时，他将煤矿转包给了一个江浙老板，自己从事地产生意。他认为正是“激流勇退”，避免了最终“被消失”的命运。

相比之下，温州人苏兴旺的命运要“凄惨”。

谈到煤矿要被兼并，苏兴旺几次落泪。“再也不来山西做生意了，伤心了”。将来往哪方面投资，苏兴旺说还在观望，但再也不会与煤矿沾边。

他称，2006年当年他便投入8000多万元进行技改，次年临汾接连有大矿难，煤矿一再受牵连整顿，他接手的煤矿，5年来生产不足6月。

“煤矿政策一年一变，开矿是个长期投入，钱砸进去了还没产出呢。我们和政府玩不起。”苏兴旺说，只要能收回投资，他已做好了离开山西的准备。

高剑生说，进入2009年下半年，江浙煤老板意识到政府让小煤矿消失的决心很大，煤老板赖以发展的平台逐渐消失了。

进入10月，温州市政府专门派人与山西省政府协调，希望能考虑到浙江煤老板对山西经济发展的贡献，在资源整合中，对他们的利益以最大程度保护。

“现在来看效果并不显著，离开成为必然。”10月16日，苏兴旺点燃一根烟，长吁：“改革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我们赶上了，没办法。”

至昨日，张家庆和苏兴旺依然没与兼并主体企业签交易协议。不过他也认为，“煤老板注定将成为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