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景观，他们的人生舒展尽兴，文章汪洋大度，从他们的行走也足见其性情、脾性，见其境界、人生，选择他们的山西之行，视其特色一斑。

陈衡哲

胡适的红粉知己，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脑子里尽是对妇女、教育、社会问题的诸多思考，但她一贴近自然，感受的便是身心的放松舒展，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这种轻松中，让别人体味着民族要振兴须强健少男少女的体魄的陈式教育观，与她热放凌厉的笔风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更有一样旅游，是别人难及的。平常旅游，或者家人组合，或者朋友团体，然而，陈衡哲能把两者结合。1936年，她与丈夫、朋友组合去旅游，她的丈夫任鸿隽是一位科学救国的执行者，同时，酷爱旅游，胡适是她文学人生的知己，她将这二位组织在七人行中，沿着平绥铁路全线旅游，最后到达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看北魏豪风。

从组合到路线，这种充满了时代精神的旅游，难以复制。

陈衡哲到山西太谷前往三多堂参观时，看到那种高墙与连环大院，让她感到窒息，想到永不见天日的永巷：“这样的家庭却是水门汀，任何坚固的花草，也休想找得出一隙一缝来，作为它发芽的门洞。”

朋友问她：“假如你生在这水门汀之下，将怎样呢？”陈衡哲首先想到的是打出一条路：“若打不出一条活路来，便只有三件事可做，其一是自杀，其二是发狂，其三是吸鸦片烟！”

这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对晋商大院女性生存状况的一种解读。

施蛰存

我上世纪80年代读到上海人出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从那些个50年前写法已经领时代潮流的作品里，知道了南国才子施蛰存，他的相貌与作品，都带了洋场的洋气，没想到的是他很早就饶有兴致来山西旅游。他到过五台山，到过沁州，并且在赋有才子佳人作品的蒲东寺住过。

他的行踪，自是与常人不同，他喜欢从林隙间或从山坳里望寺庙的一角，感受它的静穆或清凉。他感叹寺院对传统建筑的保存功能，他领略寺院的音、色、香。

寺院里沉着的晨钟暮鼓，不同的时候给予他不同的感想与情趣，这是旅游解说中不会说给人的。在施蛰存听来，是幽忧的，向下的，勾引人愁绪的，却让人听入迷的。

在水滨林下逍遥久了，寺院便是休息处，尤其是夕阳下，“金碧辉煌”的大殿让人难以忘怀。这是指色。而让施蛰存迷恋的还有香，不是脂粉气，而是礼佛的檀香，一切都被檀香熏透了，空中振荡着余香，它甚至让他想起英国诗人兰陀的 《香的权利》的诗句“它们(香)带给我恋爱的故事和情调”，虽然有点风马牛，却也不离香谱，甚至在他离去的时候，会在张生在法会上瞧见莺莺便生爱恋的照片(剧照)的背面贴一字条，把他如香气一般飘摇的灵感记下来，等有空，再铺陈为成文前的赏玩，“依约间能听得见殿头铃铎之音，与古鼎内的迷人的奇香”，最后，他还会把兰陀的诗句翻译出来，重复地放在文章结尾“你愿意和我一块儿消受这能‘带给我以青春的故事和恋爱的情调’的波斯麝香吗”？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到普救寺时还曾突发奇想，要是在这儿的商家摊儿上能找到施蛰存题过字的照片，那该多有味？

孙伏园

1925年春天，孙伏园与顾颉刚等五人，受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委派，考查北京妙峰山庙会的风俗，这次的考查更是结合得有趣。他们脱去西服，犹如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像普通香客一样，套上黄布袋，随同香客一起盘山绕路，进庙敬香。这样的旅游，是双重身份，除感受复杂之外，还兼有用下层劳动人民之心，感受自然风光与许愿还愿等佛教风俗的双重心理。他是信步走来、信耳听来、信口答之，当一回香客，观一回春光风情，又信手拈来，轻松幽默地写出亦庄亦谐的《朝山记琐》，“带福还家”。

对于我们有趣的更有《长安道上》忙里偷闲记载的关于山西的几笔：“给我甚深印象的是山西。我们在黄河船上，就听见关于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黄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总赞成夜泊于北岸，因为北岸没有土匪，夜间可以高枕无忧。”

“我们本来打算从山西回来，向同乡探听路途，据谈秦豫骡车可以渡河入晋，山西骡车不肯南渡而入秦豫，盖秦豫尚系未臻治安之省份，而山西则治安省份也。山西人之摇船赶车者，从不知有为政府当差的义务，豫陕就不及了。”孙伏园与鲁迅一行此行途中，“舟行山西河南之间，一望便显出优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引得他们还曾上岸到永乐走过一趟：“上去的是永乐县附近一村子，住户只有几家，遍地都种红树，主人大请我们吃花红，上树随摘随吃，立着随吃随谈，知道本村十几户共有人口约百人，有小学校一所，村无失学儿童，亦无游手好闲之辈。临了我们以四十铜子，买得花红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池筠先生说，便宜而至于白吃、新鲜而至于现摘，是生平第一次，我与鲁迅先生也都说是生平第一次。”

林徽因

上世纪30年代初，被胡适称作中国一代才女的林徽因，数次坐着马车或者骑着毛驴来山西，走经介休、孝义，到汾阳；走经太原，到五台山。她不是来采风，此时，散文只作为一种历程叙述，她是与丈夫梁思成来寻找中国古建筑的。她此时的身份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她与丈夫一起开始了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给此行带来了人间四月天。那天，他们骑着驴，沿着陡峭的崖边，来到一个名为豆村的地方，要在这儿寻找中国建筑的骄傲。日本学者曾经断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要看这些建筑，得到日本去。

梁思成不信自己祖国的建筑只保留在日本的说法。他在探访敦煌壁画的时候，从看到的一张唐代“五台山图”中，发现了疑似唐建筑风格的佛光寺。于是，与林徽因及清华营造学社的其他两位同仁历尽行路艰辛，一路寻找来到豆村，寻找到佛光寺，大殿里，佛坛上彩塑阵容庞大，梁思成从配置上就认定为唐代格式。尤其是塑像，方圆脸，弧弯眉，半睁眼，已经表明是唐代塑风，但，还缺少年代的记载。这时，病中的林徽因与其他男士一起爬高下低，丈量尺寸，她登上房梁高处，惊动了千数只蝙蝠。就是在这种高屋建瓴中、这种尘埃飞嚣中，林徽因发现了殿梁上表明建造年代的字迹，佛光寺成为了中国唐代建筑的实证。而这份考证的发表消息，是与“七·七”事变在同一日登在同一份报纸上的。

在林徽因辗转在黄土高原的土路上时，“我们太太的客厅”正在北京建造，造得还算不错，只是用心稍稍酸了些，送瓶醋，也不算太吃亏。

以后，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肺病折磨中的林徽因与丈夫及营造学社的同仁在李庄凭着这些风餐露宿取回的资料，进行着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起步研究，对照历史，破解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上世纪40年代起，这个李庄，相继迁入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北大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一代文化精英汇聚此地，进行关乎民族存亡、国运兴颓的另一种抗战。

李庄现象的存在，是中华民族自信的表现，正如梁思成看到佛光寺壁画时认出 “微微透出敦煌风骨”一样，大唐盛世是佛教艺术登峰造极之时，也是中华民族文明气象形成的峰峦之际。林徽因、梁思成一行，在日本侵略者野心暴露之际，无论是在山西这块偏远的土地上，安心与荒庙、破屋打交道，还是安于一隅，在李庄一石一木一砖一瓦地进行着文明史的研究，需要何等的气度？

民国这批大家，带着他们的满腹学问与写实精神走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旖旎的风景线，他们的做派连同他们的文章，一起成为人世间的山光水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