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作为我国明清时期最为活跃的商帮之一，在贸易、金融行业曾经称雄一时，为当时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诚信、勤劳的商业道德，使其在国内外拥有极高的声望，成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晋商勤劳、开拓进取的精神，不仅使自身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也为当时各地许多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中国北方内陆及边疆的一些城市，有些是以边防、军备功能为主，有些则是人烟稀少的边境村镇，正是晋商的活动，带动了这些城市的经济生活，一座座贸易重镇因此而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中，山西省内的平遥成为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太原是晋商在山西的交通枢纽，阳曲、祁县、原平、忻州等城市也都是商道上的据点，北部的大同则是晋商对蒙、俄贸易途中的重镇，右玉以晋商赴蒙交易的通道杀虎口(西口)而著名；山西省外，直隶张家口、内蒙古呼和浩特(史称归化、绥远)是晋商“茶叶之路”重要的集散地，多伦、赤峰、丰镇、集宁、包头等地的经济，也都是由晋商带动起来的；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史称库伦)、恰克图、科布多及至今属俄国的唐努乌梁海(图瓦) 的商业，更是一度为晋商所垄断。这些城市至今存留着大量晋商的遗迹，流传着各种关于晋商的故事，其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城市：

　　平遥

　　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宏伟古朴，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激起游人的怀古之情。当我们漫步在恍若隔世的平遥古街道上，欣赏着精美的木结构建筑艺术时，被古城悠久的历史与浓郁的文化氛围所陶醉。同时，我们更当知道，这里曾经一度是晋商，乃至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一代代晋商以其辛劳与智慧所积累的大量财富，在这里“汇通天下”。

　　平遥史称古陶，春秋时期属于晋国，“三家分晋”后属赵国。秦在此设置平陶县，汉在这里设中都县，同时为宗亲代王的都城。北魏时这里始称平遥，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明洪武年间，为了防御北元势力，在这里建筑了高大坚固的城墙。长期以来，平遥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为历代王朝的战略要地。城市的设计、建筑具有相当的军事功能。明清以来，晋商们的活动，拉动了平遥的经济生活，聚集了更多的人气，逐渐将其开发成重要的金融中心。

　　平遥城以南大街为中轴线，北起东、西大街，南通迎薰门，古市楼雄踞中间。鳞次栉比的古商铺林立于街道两侧，呈现出一派古朴繁荣的景象。正是这些古色古香的商业街，曾经控制着全国一半的金融机构，被人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晋商们积极拓展市场，足迹遍布长城南北，货物远销内外蒙古、俄罗斯及欧洲各国。日益扩大的经营规模，需要完善便捷的金融系统，同时，金融业也成了晋商们积累财富的手段之一，于是一批经营金融业的“票号”应运而生。一些大规模的票号总部设在山西，国内外各地设有分号，形成了大规模、跨区域的金融系统。因此，晋商的票号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清代平遥，票号最多时有二十二家，为全国之冠。其中坐落于西大街的“日升昌”票号，是中国金融业的鼻祖，也是晋商票号中的领头羊。

　　清道光四年(1824年)，晋商李氏在平遥西大街西裕成颜料铺的基础上创办了这家以专营汇兑，兼营存放银业务的票号，并于太原设立分号。它的出现，为晋商大规模长途经营提供了便利。于是，日升昌的生意日益壮大，短短三年，就在河南、山东、江苏、奉天开设了分号。19世纪40年代，日升昌的业务扩展到了俄罗斯、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在它的带动下，晋商们纷纷开设并经营票号。以日升昌为代表的这批票号以其充裕的资金、快捷的服务、严格的书写规范、较为完善的安全措施，特别是诚信的商业道德，使平遥成为当时中国金融业的中心。

　　张家口

　　晋商的贸易，促进了山西省内的大小城市的发展，随着他们经营规模的扩大，也带动了一批山西省外的城市的繁荣。其中，河北张家口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西北东三面环山，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周围的山势南宽北窄，到北部有一山口，出了这山口，就是通往蒙古高原的狭长孔道，一直通向喀尔喀蒙古的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被称为“张库大道”。如此的地理环境使得张家口成为一个天生的兵家必争之地。因此，长城居于两山之巅，在山口处的“大境门”扼守着这条通道的咽喉。明宣德四年(1429年)，明朝政府饬令宣府指挥张文营建筑了张家口堡用以驻军。城堡经过五次“展筑”、“砖包”、“加修城碟阙楼”，使其成为易守难攻，雄冠宣府的“武城”。

　　张家口作为战略要地，长期以来是个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在明王朝与北方民族的冲突中，这里是首当其冲的要害。而在和平时期，它又成为巩固蒙汉两族人民感情、沟通中原与草原的经济的边口。始于张家口的“张库大道”正是这些贸易活动的黄金(1496.10,-19.20,-1.27%)走廊。而晋商则对张家口经济生活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清朝入关以前，一些晋商曾为清军提供过物资及情报，又因晋商对清政府的税收具有重要的作用，于是清朝招抚了一批晋商成为内务府皇商，其中有八大皇商活动于张家口。这些皇商们与清代的政治关系密切，不仅成为张家口地区经济领域的特殊人物，也成为清政府在该地区的权力资源。

　　除了这些“官僚资产阶级”外，还有大批的晋商是通过张家口或在张家口而发迹的。其中，榆次常氏就是一个典型。

　　山西晋中榆次人常威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来到张家口经商，在大境门外开了名叫“常布铺”的布店，有了一些积蓄后，又在那里开办了大德玉杂货店。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大德玉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常威从中抽出两股资金，给他的两个儿子在张家口附近购地经营，将大德玉给了他第三个儿子经营。

　　后来，常氏家族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长达一百五十余年。到清末时在恰克图，常家独占了十余个大商铺中的四个，商业资金达到一百万两白银以上，在山西全省名列第五，被誉为“中国外贸第一世家”。

　　晋商们在张家口主要经营皮货贸易，经张库大道运来的毛皮在张家口制成半成品，再向中原地区销售，使得张家口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皮货集散地。因此，这里经销的皮货被称为“口皮”，而张家口则被誉为“皮都”。皮货商人们利用张家口卧云山的泉水鞣质皮革，这里水质好，保证了所制皮革的质量。晋商们遂于乾隆年间建起了水母宫来祭祀“水母娘娘”。今天，水母宫依然是张家口著名的旅游景点。

　　呼和浩特

　　晋商开展对蒙古和俄国的贸易，东出张家口，西出杀虎口后，货物要先汇集到归化城，再分三路向边疆及国外运输。买进的货物，也先聚集在归化城，再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向中原输送。由此，归化城就成了晋商外贸商道上的重要货物集散地，这归化城，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

　　相对于平遥、太原，呼和浩特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万历九年(1581年)，由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创建，蒙古称作呼和浩特，明朝则称之为“归化”。清乾隆二年(1737年)，清政府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修建新城供八旗驻防，名曰“绥远”。民国时期建立绥远省，将归绥和绥远二城合并为归绥市，作为首府。1954年撤销绥远省，将归绥市改名为呼和浩特市。

　　在清朝时，绥远城主要作为驻防八旗的驻扎地，归化城是中原与草原经济、文化交流汇聚的枢纽。而晋商则是归化繁荣与发展的头号功臣。

　　以归化城为中心，晋商北出阴山山口，经过克克伊尔根(今武川县)，到召河大盛魁驼场休整后，开往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及至恰克图进入俄国，或由乌里雅苏台运往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从归化向西经过包头、阿拉善到达新疆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再进入中亚各国。由俄国进口的洋货及在蒙古采购的皮毛，也要先汇聚在归化城，再经杀虎口或大同、忻州、太原等地向汉口方向运输，或通过张家口、多伦诺尔向直隶、京师输送。晋商的贸易主要以从蒙古采购皮毛向内地贩卖，并向蒙古、俄国销售茶叶为主。其中出口的茶叶，在俄国及欧洲多国获得极好的口碑，因此，晋商所走的商路，又被称为“茶叶之路”。

　　晋商的经营活动，使归化这座塞外重镇，成为一座聚集天下珍奇异物，汇聚天下财富的聚宝盆。

　　为了保障安全，维持大规模的长途经营，清朝在归绥的商人们组成了十六大商帮，当中有十三个都属晋商。这些旅蒙晋商组成的商帮中，以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为代表，其中的大盛魁商号更是名噪一时，几乎垄断了外蒙古的贸易。“上至绸缎，下至葱蒜”，都在其经营范围之内。在极盛时期，大盛魁拥有遍及内地、外蒙的附属小商号无数，雇工近八千人，骆驼两三万匹，其资金号称可用五十两的银元宝从京城一路铺到库伦。民间流传着“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的说法。

　　晋商不仅使归化城繁荣起来，也带动了蒙古地区的一大批城镇的发展。其中包括在 “茶叶之路”上内蒙古的河口、集宁、包头，外蒙古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关于晋商对蒙古地区的影响，光绪《忻州直隶州志序》第八卷中指出：“我国朝定鼎以来，蒙古慑服，中外一家，二百余年，从未用兵。忻郡之民如出水火而登衽席，休养生息，户口繁孳。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各部落及西北口外各城，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

　　恰克图

　　晋商足迹遍布内外蒙古，远及俄罗斯乃至东欧各国。他们不仅繁荣了一批山西省内外的城市，还对边疆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现已分属俄罗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恰克图。十八世纪以来，俄国不断侵略中国漠北地区，并策动中国的分裂活动。为惩罚俄国的侵略行为，清朝政府禁止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中俄贸易中断。俄国为了保住其已获得的利润，不得不向中国提出谈判。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署了《布连斯奇条约》，翌年两国又签署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两国在蒙古地区的边界：两国以恰克图为界，后来清朝在南部中方部分建立了买卖城，与北面划归俄国部分形成南北两市的局面。《条约》还特别对中俄贸易做出规定：俄国商人每三年来北京一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免除关税，并于恰克图、尼布楚等地设立互市。由于尼布楚等地位置偏远，恰克图成为清代中俄边境贸易的主要地区。

　　恰克图地区的对俄贸易，基本掌控在晋商手中。晋商的贸易活动使恰克图这个原本荒凉的边境村落成为当时中俄陆路贸易中心。

　　在前面介绍过的榆次常氏家族对中俄茶叶贸易的贡献尤其显著。他们在恰克图开设的茶庄“长裕川”闻名遐迩，并且将茶庄一直开设到俄国莫斯科、托木斯克等地。后来俄国来华采购商品的清单中就有“川字号”茶叶，可见长裕川品牌在俄国的知名度。

　　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中国边境贸易赢得了大量的利润，也为清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据研究得知：“茶叶贸易战中俄贸易的94%，且都在恰克图完成。中俄贸易也由1728年的1万卢布增加到1755年的83万卢布，1760年猛增到136万卢布。到嘉庆初年，中俄恰克图贸易额已高达800万卢布，1841年到达1240两白银，80余年增加了千余倍。”而俄国也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在恰克图以一磅二卢布的茶价，转运至圣彼得堡，以三卢布的价钱卖掉，赚利五成。”

　　由晋商主导的恰克图中俄贸易不仅在经济上对中国边疆地区乃至俄国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也促进了两国文化生活上的交流。

　　为了经营方便，晋商们努力学习俄语，由此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买卖城方言”。有俄国人记载：“中国人用俄国话谈买卖，然而只有恰克图的居民能够听懂他们的话。对没听惯的人来说，这种俄语就像说汉语一样。”密切的商业交往使当地形成了这种独特的“商务俄语”。

　　每年春节前，“中国官员通过翻译接受俄国边防长官和税务总监的正式拜贺，俄国商人也赠给自己的中国朋友一些小小的贺礼表示祝贺。”“这个时候，中国人不再拘束，颇具绅士风度。他们非常殷勤地招待客人，不厌其烦地请客人吃各种甜食及马德拉酒、香槟酒。他们接待普通客人也同样亲切而殷勤。妇女们往往带着孩子和双亲成群涌进店铺，毫不客气地大嚼糖果，痛饮给他们端来的黄酒和竹叶青。”

　　后来，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内陆口岸的开放特别是西伯利亚铁路的开通及20世纪以来的政治变动，恰克图贸易逐渐衰落下来。但是在一百五十多年间，晋商们的勤劳经营，使得恰克图这个边境小村落迅速繁荣起来，晋商们不仅拉动了中国边疆的经济，也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沿途各国城镇的兴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勤劳进取的晋商，为国内外一批城市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通过这些城市，各地财富得以汇集、流通，广大的内陆地区得以繁荣发展。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生活随之日益密切，财富、文化由此汇通天下。

　　(何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煦明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