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蒙商泛指明清时代在蒙古地区(包括包头地区)做生意的外地商人，主要是山西人(晋商)，晋商在明清时已雄居中国三大商帮(晋帮、徽帮、潮帮)之首，而祁县乔家名列山西十大财东之冠，诚可谓中国清代的巨商豪门望族。乔家商业的经营规模之巨、持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堪称中国商界之大观。乔家如何能成为富翁？口外小镇的小商号如何能成为纵横整个中国的巨商？一个家族的商业又为何能持续繁荣200年之久？——一言以蔽之：乔家有一套科学的成功的经商之道！

以下撷取几个乔家在包头起家的小故事，以飨读者。

靠小手艺起家

乔家发迹的始祖乔贵发出生于康熙末年，他少年丧父丧母，成了一个孤儿，青年时仍无依无靠，家中一贫如洗，连媳妇也娶不上，于是一无所有的乔贵发背井离乡走西口，来到归化(今呼和浩特)。此时已是清代乾隆初期，祁县人在口外已经形成了较大势力，归化城的三大旅蒙商号中，就有两个是祁县人办的(其中的大盛魁是当时归化城商界的大亨)，乔贵发凭借年轻力壮、精明和祁县人的身份，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游荡于千里草原，辗转于长城内外，为旅蒙商号大盛魁拉骆驼，这种活儿虽然受苦受累，常常风餐露宿，但他身强力壮，又挣钱心切，所以并不在乎这些。经过几年的拉骆驼生涯，乔贵发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的累，却也长了许多的知识，见了许多世面，同时积累了一些钱，掘到了他创业的“第一桶金”。乔贵发感觉到：拉骆驼比在口里种地，收入既稳定又高；比普通的商号伙计的收入也不低，但比那些东家掌柜就差得多了：不仅眼前的收入比人家低得多，而且未来会更加悬殊！东家的买卖是越做越大，钱也越赚越多；掌柜的是越老经验越丰富，生意也越好做，而拉骆驼是靠卖苦力挣钱，越老身体越弱，越挣不到钱。乔贵发扔掉了拉骆驼的缰绳，打定主意，做买卖。

乔贵发离开了归化城来到位于土默川的萨拉齐。这里土地肥沃，又处于归化城通往西部蒙古的交通要道上，是大批旅蒙商队进出蒙古的歇足地。乔贵发看准了萨拉齐地脉很旺，适宜他来这里干一番事业，但他并不知道干什么最能挣钱，干什么最适宜自己发挥特长赚大钱。所以他来这里以后并不贸然行动，而是悄悄地在一家店铺当了小伙计，不露声色，不露锋芒。为什么这样？——一为熟悉人情事务、交些朋友；二为琢磨财路，刺探商情。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之后，乔贵发发现这里冬天的蔬菜奇缺，也就是那些山药蛋(土豆)和羊肉，偶尔见一点别的菜都成了抢手货。而这里豆类作物多，价格便宜，却没有生豆芽做豆腐的。原来，这里的人不是买卖人，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耍手艺的人很少，可巧没有做豆腐生豆芽的。——而乔贵发小时候寄居舅舅家时，可巧学会了做豆腐生豆芽的手艺。可巧对可巧，于是乔贵发看准了这个买卖，开始做豆腐生豆芽。乔贵发手艺好，也舍得下功夫，生的豆芽和做的豆腐既质量上乘，又是市场缺货，自然就成了抢手货，成了抢手货，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加上萨拉齐有许多饭店、草料铺，豆芽豆腐的销量也就上去了。有大销量，有好价格，黄绿豆价格又便宜，于是这个小买卖赚取了大利润，乔贵发发家了。他由一个拉骆驼的，一个小伙计，一跃而成为东家兼掌柜，手艺成全了他。

由此，乔贵发积累了不少资本，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单为双

乔贵发做了豆腐豆芽生意后，算是摆脱了“驼工”、“伙计”的低贱身份，成了一个买卖人。但这只是他成功的第一步，与大盛魁的那些东家掌柜们相比，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心高志大的乔贵发哪能就此止步？他还得图更大的发展。

怎样图更大的发展呢？单靠他做豆腐生豆芽已经不行了。当初，因他率先做豆腐生豆芽，在市场上抢了个先，占了个独家买卖的便宜，所以赚了超额垄断的利润，发了一笔小财。但是这种垄断地位不能长久。因为，做豆腐生豆芽毕竟是小本生意，别人很容易拿出钱来与他竞争这个买卖，况且，做豆腐生豆芽也不是什么高难技术，别人也很容易学会这种技术，或者很容易从内地请上师傅来萨拉齐做这种买卖。而出现竞争后，不仅垄断价格难以维持，销量也下降了。于是，乔贵发审时度势，准备在豆腐豆芽买卖上撒手，另图大的发展；而要图大的发展就得比一般买卖有大的优势：或资金雄厚，或业务独特，或人才优秀，或地利优越……

乔贵发在另图大发展时，又受到了先哲先圣的启发：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终使三分天下得其一；大盛魁的三个朋友合伙创业，终使大盛魁商号称雄于口外商界……古往今来，靠结义靠合伙而成大事者比比皆是，他乔贵发为何不能效仿那些先哲先圣去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乔贵发开始寻求合作伙伴，一旦能有合适的伙伴，就会占有资金优势和人才优势，也就有利于图更大的发展。

这时候，在萨拉齐有一位姓秦的青年，做种菜卖菜的买卖，人也精明能干，也攒了一些钱，又是山西榆次人，与乔贵发算半个老乡，和乔贵发的交往也很融洽投机。一个卖豆腐豆芽，一个卖菜，萨拉齐也就是一个小镇，二人可谓彼此相知相识，也彼此相信，条件又彼此相仿。于是乔贵发选准了这个青年作伙伴。结果，一拍两响，秦某也极乐意；于是二人发了终生合作的誓言，结拜为兄弟，准备共同另图大发展——开草料铺。

正是这一举措，孤木成了树林，使他们的商业日后能有一次飞跃的发展。

近水楼台先得月

乔秦二人看准了草料铺这个行业后，又该在哪里选地方呢？经过一番考虑，他们选准了西脑包(今包头市东河区西脑包)这个地方。

当初，乔贵发离开归化城来萨拉齐，是因为归化城的生意已经被几个大商号垄断，这些大商号经几十年的发展，早已成为根深蒂固枝壮叶茂的商业大树，他在这些大树底下难以发展起来，而萨拉齐刚刚发展起来，还没有大商号。现在他又离开萨拉齐去西脑包，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西脑包比萨拉齐更具地利优势。

原来，从归化城通往西部蒙古草原上路经一个昆都仑口，而这个昆都仑口是连接内外蒙古的交通要道，是旅蒙商队的必经之地；西脑包就在离这个昆都仑口不远的地方。内外蒙古被阴山阻隔，在阴山支脉大青山和乌拉山的分界线上有条河沟；这条沟接纳大青山由东而入的水和乌拉山由西而入的水，然后汇聚而南流出昆都仑口，归入黄河。旅蒙商队就是循着这条河沟的河床进出内外蒙古的，而昆都仑口就是这条河沟的出口；进了这个口，就是人烟稀少的山地、丘陵和草原；出了这个口，就是土地肥沃的土默川——以开荒种粮为业的汉人居住地。旅蒙商人进山时若从这里携带粮食，比萨拉齐更近更方便；出山时若从这里下货，比萨拉齐更便于为旅蒙商服务，也就更占地利。能在这里设店开铺自然最好；但这里正当河口，有水患之忧，这片土地尚未开垦出来，所以缺乏粮源，不便开草料铺。另外，这里属乌拉特三公旗辖区，不在萨拉齐镇的汉人保护伞下，也不便在这里开店铺。

这样，只好选择一个离昆都仑口较近又便于开草料铺的地方了。西脑包就是这样的地方：西脑包位于萨拉齐辖区的西部边缘，既在保护伞下，又距昆都仑口最近；土地也正在开垦，有粮食来源。——这里正适宜开草料铺，而这里却没有什么象样的草料铺。乔秦二人审时度势：这里开草料铺大有前途，近水楼台先得月，一旦形成规模，必取萨拉齐而代之。

于是，乔秦二人携资来到西脑包以比萨拉齐更便宜的价格租用了土地，修建了房舍，开设了草料铺，同时，也经营豆芽、豆腐等。果不出他们所料，草料铺开张营业后，生意兴隆；而由于他们生意兴隆，许多人仿而效之，也来这里设店开铺。渐渐地，粮店草料铺越来越多，形成了较大规模；而较大的规模又吸引了更多的旅蒙商人。西脑包一带呈后来居上之势，欣欣向荣，日新月异。乔秦二人由于最先来到这里立足扎根，发展中自然最占优势，西脑包整体发展，他们的铺子更优先发展。当时，西脑包一带如一片不断上涨的水，他们的铺子则像这片水上的一艘船，占尽地利、天时！

出奇招

乔秦二人来西脑包开设草料铺以后，因生意兴隆，利润可观，所以许多人仿而效之：或同行从萨拉齐、归化易地而来，或从其他买卖上改行而来。于是，西脑包一带的草料铺愈来愈多；而愈来愈多的草料铺又招引了愈来愈多的旅蒙商队。终于，人借地利，地藉人力，包括西脑包在内的包头一带从荒野一跃而成为繁荣的村镇。

在这个过程中，乔秦二人先来一步，所以比别的草料铺更具优势，发展得也更快，利润积累也更大。但是，大量草料铺的开设必然引起竞争，乔秦二人的草料铺自然也被卷入竞争的大潮中。而作为一个买粮卖粮迎来送往的草料铺，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买卖，无非是薄利多销，质优价廉，态度和蔼等等，谁也能做到这些；所以要想在竞争中独领风骚，必须有奇招。

首先是比资金：在包头市场的粮价最低时，大量买进屯积；这样，由于购进成本低，在和其他草料铺同等经营的情况下，利润自然比他们丰厚。另外，待市场粮价上扬后，把屯积的粮食卖出一部分，也是一笔收入。这种买卖没什么风险，主要靠资金雄厚来赚超额利润。所以，只要有雄厚的资金，谁也敢做这种买卖。所以乔秦二人的草料铺还不能独领风骚。

要想独领风骚，看来首先得敢冒风险。

竞争来，竞争去，乔贵发只得靠出奇制胜了。他开始搞一种“买树梢”的买卖：春天，他和种地的农民议定一个价格，支付一部分钱；秋天收获时，不管市场粮价如何，都按议定的价格交易。

这种买卖极有风险：秋天丰收时，粮价低于议定的粮价，他就得大赔；农民的地让河水冲了，破产了，他也得大赔。同时，这种买卖也极有利润：粮食歉收时，粮价上涨，大大高于议定价格时，他就大赚了。

当时，因包头地处北国，气候多变，致使粮食收成不稳；又因靠近黄河，既有灌溉之利，又有水患之害，也使粮食收成不稳；再者，开荒种粮的人和旅蒙商人不断增加而又不能平衡协调，又使供求失衡，造成粮价波动。种种原因，使包头一带的粮价上下波动不定，而粮价的上下波动交替，正是风险与利润交替变换。粮价或上或下，全在于“天”；买卖或赚或赔，全在于人。人能识天时把握好粮价，便有利润；否则便是风险。

乔贵发久经商场，艺高胆大，很好地操作了这种风险极大、利润也极大的买卖，避风险而取利润，大赚其钱。因这种买卖不仅需要大本钱，而且需要大本事，还得敢冒大风险，所以普通的草料铺不敢上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有大本钱、有大本事、又有大胆量的乔贵发独步风流而甘拜下风。

乔贵发因此而成了大腕，赚了大钱，也成了大功：奠定了他在包头商业界“龙头老大”的地位。

柳暗花明又一村

乔秦团结协作，苦心经营，薄利多销，使他们的草料铺赢得了信誉，生意也自然兴隆。后又经乔贵发“买树梢”，出奇制胜，更使他们的生意火热起来，在包头市面上一马当先，独领风骚。但巨大的成功冲昏了乔贵发的头脑，他因成功而得意洋洋，却忘了成功更来源于周密细致的胜算。在又一年“买树梢”时，由于粗心大意而失算，结果大赔了一笔钱，把多年来的积累全赔进去了，仅剩下了一个空铺子！——由大赚而大赔。成也“买树梢”，败也“买树梢”。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买树梢”这一商业奇招也真有点虎的脾气。对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乔贵发马虎了一下，结果他们的铺子让这只“买树梢”的恶虎吞掉了。

大成而后大败，大起而后大落，出尽风头的乔贵发垂头丧气了，灰心丧志了，他把铺子留给秦兄弟，自己离开了包头，回到了老家乔家堡，俨然是山穷水尽和叶落归根的样子。

乔贵发走了，剩下秦兄弟看守铺底。因大赔了一场，像人大病了一场缺乏精神一样，草料铺生意清淡，仅可维持而已。乾隆二十年，包头一带大丰收，粮价低落，黄豆尤其疲软，秦掌柜为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以极低的价格进了一大批黄豆。恰巧次年包头又大旱，春天难以下种，秋天更歉收，于是粮价暴涨，于是秦掌柜库存的黄豆值了钱，他相机抛售，赚了一笔好钱！——这是他们的草料铺时来运转的好兆头，正是扩大买卖的好时机。这时候，秦掌柜完全可以另请人雇人，扩大买卖；他可以把乔贵发抛开不管，把这个铺子据为己有，因为乔贵发已经把这个铺子让给他了。

但是，秦掌柜感念乔贵发的情义：当初他二人结义为兄弟，曾发誓学刘关张桃园结义，有难同担，有福同享。来包头后，乔贵发雄才大略把买卖扑腾的火爆热闹，也没有对他秦某人有二心。买卖赔了后，乔贵发又独揽责任，独担损失，把铺子全给了他。乔贵发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到如今，他自己刚赚了点钱，铺子刚见起色，就能忘了结义兄弟乔贵发？那岂不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了吗？

于是，秦掌柜毅然决定把乔贵发请回来，共谋买卖的发展。他千里迢迢来到乔贵发老家乔家堡，说明情由，把乔贵发请到包头，开始第二次创业。日后，他们的草料铺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乔秦二人都得到了好处。

占中心

乔贵发重返包头后，与秦兄弟同心协力，艰苦创业，跌倒后又爬起来，从头开始。

乔贵发二次来包头后，经几年的养精蓄锐，恢复了从前那种充沛的精神状态；经几年的冷静思考，比从前更多了几分老练和成熟：那股狂劲没有了，韧劲却加强了。他真有点卷土重来的赫赫气势，威不可遏，势不可挡。有精神，有干劲，有本领，有经验，又有老练和成熟，于是，乔秦二人的草料铺二度春风，又兴旺起来了。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此时，尽管他们的草料铺兴旺起来了，但在包头商界的地位却远不如从前。——原来，由于包头经济迅速发展，草料铺已不是包头最赚钱的行业；包头一带已经不是仅仅为旅蒙商提供食宿服务的小村了。包头在发展：有的旅蒙商以包头为据点，有的客商以包头为庄口，有些买卖则由萨拉齐或归化城转移来这里……包头已由原来的转龙藏、南龙王庙、召梁、寺梁、西水沟、井尔坪、西脑包等分散居民点逐渐联为一体，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商业村庄。而由于各行各业的兴起和商业村庄的形成，草料铺饭店等已不是最赚钱的行业，一开始最适宜开草料铺饭店的西脑包一带也失去了最佳地理位置，包头一带的商业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与转龙藏隔河相望的博托河西岸一带。

乔秦二人审时度势后，猛然省悟：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和经营的地点，即将被快速发展的包头经济甩到“边缘”地位！——而一旦处于这种“边缘”地位，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难成大器！乔贵发心高志大，岂能善罢甘休，固守现状？他与秦兄弟商量一番，决定利用自己先来包头一步比别人根深蒂固的“地头蛇”优势和资金优势，再次转移：转移地点，转移买卖。

于是，他们开始踅摸地脉，选择地点。

此时，包头在快速发展，商业中心正在形成，但尚未最终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商业中心的范围有个轮廓，但中心点却很难确定。

乔秦二人很费了一番脑筋，选准了一个地点(今包头东河区东门大街路北)；又费了若干银钱，把这个地方盘过来。买卖也扩展为一个综合商店：上至绸缎布匹皮毛，下至杂货、蔬菜、油酒米面粉等陆陈行，还兼营客栈、货栈，以及“买树梢”、贩马等，并请先生起了一个吉祥的字号“广盛公”，成了一个正规的大商号。由于他们及时占踞了商业中心并及时地调整了买卖，于是又一次开创了兴隆的买卖局面；也为乔家日后在包头近200年的商业垄断地位奠定了基础。

此后近200年里，这个地方一直是包头的商业中心，乔家商业也藉此而一直垄断着包头的商业；乔家商业可谓享尽了始祖乔贵发选准的这个“地利”。

吃一时亏赢百年利

乔秦二人的广盛公开张后，凭藉二人多年的丰富经验和多年积累的雄厚资金，再加所得的地利，买卖日新月异，十分兴隆，很快成了包头首屈一指的大商号。打下这个“江山”后，乔秦二人年纪也大了，于是他们聘请掌柜处理号事，二人便告老还乡了。

此后，由于广盛公买卖兴隆，信誉卓著，许多商家愿与广盛公打交道，许多有钱的人也愿在广盛公存钱，而由于这种存钱，由于信誉所能带来的赊欠行为，使广盛公的买卖得以进一步扩大。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最赚钱的“买树梢”、粮盘、钱盘业务，成了广盛公的滚滚财源。

但是，快马失蹄，清乾隆、嘉庆之际，广盛公因做“买树梢”生意又栽了跟头，因买卖做得大，亏得也大，资不抵债，陷入了巨大的商业灾难中，在兑钱要账的风潮中摇摇欲坠。无奈，大掌柜只得来到祁县、榆次找乔秦两个东家请罪求援。此时，乔、秦二老已经作古，他们的第二代人对此的看法上出现了差异。

秦家，也许对后人教育不够。秦家后人只知道广盛公能赚钱，应赚钱；而不知商业上有赚就有赔的道理，或不讲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对广盛公的亏赔不仅没有丝毫补救之意，反而责怪大掌柜！秦家人算着小九九：广盛公是死是活还不知道，若现在把已经赚回来的钱再补贴进去，岂不是字号亏了，家也穷了，这是双重损失。若现在袖手不理这回事，那已经赚回来的钱就实赚了，字号亏了，家却穷不了，这只是一重损失。

乔家，无疑教子有方。乔家后人不仅知道广盛公对乔家的重大意义，也知道生意上有赚有赔的道理，而且他们更有一种独担风险的豪气和义气。面对秦家袖手旁观的情形，他们把几万两银子的全部积蓄拿出来，补贴进了有倒悬之危的广盛公字号！乔家自然也算账，不过不是小九九，而是大九九：乔家靠包头的买卖而富，若过去没有这个买卖，乔家就富不了；若将来没有这个买卖，乔家还会变成穷人。所以这个买卖必须救，若不救，这个买卖必然倒。那乔家以后便没有了财源，乔家必然穷。若救而不成，把积蓄就算白扔了，比不救而言，乔家就早穷一天。若救成了，乔家便会一直富下去。再从道义上讲，若不救，亏了那些包头的老相与，岂不让人家骂乔家的祖宗八代，这不是给祖宗丢脸，给子孙造孽吗？日后的事实说明：乔家正是这种独担风险的豪气，造就了后来的富豪；而这种大九九的算帐法，算出了乔家未来的“大贾”地位。

在这场巨大的商业灾难中，秦家分文不拿，而乔家却拿出了三四万两银子的积蓄——秦家一点亏也没吃，乔家却吃了大亏。

而几年后，由于乔家在资金上的及时补救，由于掌柜们的出色经营，广盛公恢复了元气，买卖又红火起来。由于广盛公化险为夷全赖乔家的资金、掌柜们的人力，秦家无功无劳，所以在嘉庆六年改组复盛公时，乔家由半壁江山而成五分之四的天下，秦家则由半壁江山而成五分之一的一隅了。在此后的100多年来，复盛公一直称雄包头商界，不仅给乔家赚取了巨额的利润，而且给乔家繁衍了许多新的字号，从而造成了乔家商业在包头的垄断地位和在全国的巨商地位！

开联号

广盛公大难不倒，逢凶化吉，遂改组为复盛公。经过这次严峻的考验，乔家慷慨解囊补亏，掌柜们背水一战扭亏，东家和掌柜都赢得了声誉和信任：有这样厚道的东家，字号亏了直往进补，相与们还怕被赖了账？有这样出类拔萃的掌柜，能力挽狂澜，有回天之术，字号万无一失！——于是，相与(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日多，买卖日隆，生意更兴旺了，红利也更可观了。

这时候，乔秦两家子弟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秦家子弟不仅把红利挥霍掉，还从字号里抽股子，走上了杀鸡取卵的恶性循环。而乔家子弟却恪守祖训，克勤克俭，把滚滚而来的银子积蓄起来，谋求更大的发展，不仅把秦家抽去的股子补了起来，而且还陆续新开字号，扩大财源，与秦家子弟相反而行：走上了鸡生蛋，蛋生鸡的良性循环。

新的字号在哪里开？怎么开？乔东家和掌柜们审时度势后，便在包头开设联号。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乔家以3万两白银独资创办了复盛全钱庄，地址选在今东河区财神庙附近的路口上，与复盛公隔几百米相望，形成了互壮声势的局面。当时，包头商业日益兴隆，钱币兑换需求增强，而乔家的复盛公资本雄厚，信誉卓著，最有条件开设钱庄；乔家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同治三年(公元1862年)，乔家又独资开办了复盛西字号，地址在今东河区瓦窑沟南口，与复盛全隔几百米相望。这样，这三个“复”字联号几乎就把包头当时最热闹的商业街“一统天下”了。

此外，乔家在包头又陆续开设了复盛西粮店、通和店粮行、复盛和粮店、复盛兴粮店、复盛菜园、复盛油坊、复盛协钱铺、复盛锦钱铺、广顺恒钱铺等十几个字号。这些字号独立经营而又彼此照应，在复盛公老号的节制下，形成了一张庞大的有纲有目的网络，几乎笼罩了包头市面，或者说垄断了包头市面。这样，包头的“大鱼”尽入“复”字号的商业网中；别家商号只能捕些漏出来的“小鱼”而已。

由于包头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由此决定的包头经济的迅猛发展，包头如同财利的渊薮，从而使乔家的这种撒网捕鱼法大奏奇效，大发其财，迅速跃上了巨商豪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