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都是需要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的，所以说经济是基础。晋商的崛起也是这样，它首先得恃于其故园本土的丰富物产。山西的方域面积虽然不算大，但却地质地貌相对比较奇特而多样，南北气候类型跨度较大，这就为山西成为一个物产丰富、资源优裕的省份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使山西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煤、铁、盐和丝、棉、粮而称著全国，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社会生产能力提高的同时，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也就相应地提高了。及至明清时期，山西的资源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凸显和重要，以至于成为朝廷靖边抚民、发展生产的重要物源依赖。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明朝中期，山西的潞盐产量已高达2．8亿斤以上，并已成为晋、冀、豫诸省军民用盐的重要来源，素有 “佐圣朝军国之需，赡三省万民之食”（《河东盐法志》卷一）的称许。早在明朝开国之初，山西全省的生铁产量已达573458．6公斤，这在全国产铁省份中排名第五位。当时，山西产铁的县份多达25个。其中，太原府的平定、盂县、榆次、交城、阳曲、太原（晋源）、五台、清徐、静乐，均有铁矿分布。山西的冶铁技艺也已相当成熟，特别是在阳城一带，全县就有生铁冶炼炉上千座，不仅产铁、产铅、产锡、产硫磺，而且尚已形成了巨大的矿冶生产规模和高超的冶炼技术 （阳城的冶铁技术现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产品被广泛用于军械制造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至于煤的开采，那在山西就更为普遍了。除了盐、铁、煤之外，山西还盛产丝、棉、粮和棉花。

　　至于在粮食和林、牧业生产方面，由于山西物候和地貌多样，乃致粮食、林木和畜牧业生产也相对比较发达，特别是所产粮食的品种尤多、品质尤优，在市场上甚得青睐，尽占先机。

　　有了丰富的资源，就有了将之转化为商品的基础；有了发达的商品生产，就需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为了促进商品的流通，就需要商人进行转运和销售。正是在这一刚性链条逻辑的推演中，一环扣一环地促进了山西商业的发达和晋商的崛起。

　　资源孕育了晋商，但当晋商一旦崛起，又必然会激励和反哺资源的大开发与深加工，并由此而形成一系列日见发达的产业链和商贾群。山西就是这样。潞盐的开发不仅促进了大量盐加工企业的诞生，而且还形成了巨大的从业队伍和运销商人。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河东盐商即已多达500余家，及至到了清朝雍正年间，不仅河东盐业工人多达2万余人，而且其所拥有的带有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性质的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水平，也已超过欧洲的同类工场。为什么会在晋商的豪门大户中多有以贩盐发迹的例证呢？原因就在这里。不论其经营范围在省内，还是在省外，盐，都是绝大多数晋商的主营商品之一。更有许多晋商，都是在以盐发迹之后，才逐渐扩大经营，兼做或改做其他生意的。一些晋商从运销潞盐起家，渐渐把生意做强、做大，以致带有了拖拉斯的性质。像太原府的阎家、李家，襄陵县的乔家、高家，以及临汾的亢家和河津的刘家等，都是从贩运潞盐开始而逐步发展到对四川、安徽等地盐业的觊觎和掌控，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一度成为淮盐集散地扬州的商业霸主，其势力之大，足以在局部范围内垄断市场。

　　晋商在煤、铁、丝、棉、粮等方面的开发和经营情况，也大体上与运销潞盐的状况相类似。不少晋商都是在把铁和铁的衍生产品卖给军队和老百姓的同时，也卖到了全国各地，卖到了国外。对此，就连德国人李希霍芬也不无感慨地说：“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以前，是有几亿的人从凤台县取得铁的供应的。”他还说：“大阳的针供应着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且远销中亚一带。”李希霍芬在这里所说的“凤台”和 “大阳”，即是指当时的晋城县和晋城县的大阳镇。

　　就像丝棉生产带动了编织业、颜料业、印染业和服饰业的发展一样，煤和粮的大量产出，同样也带动了一系列下游产业的发展。晋商在把煤炭及煤炭的次生产品卖到京、津、江、浙诸省的同时，也把粮食和粮油加工品卖到了河北和东北一带，并在当地招工购田、募民垦殖，以“商屯”的方式兼做盐商和粮商，不断将活动的范围和所经营商品的类别予以扩大和深化。

　　显然，正是山西所拥有的丰富物质资源，为晋商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