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钱庄多在晋南临汾:临汾是晋商文化的发源地和杰出代表
山西临汾是唐尧古都，史称平阳，地处黄河中游，汾水之畔,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临汾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社会经济十分发达，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临汾不仅有以文明始祖尧庙、黄河壶口瀑布、洪洞大槐树等为代表的黄河根祖文化，而且还有着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
大量史料足以证明,临汾一带的晋商（平阳帮）是整个山西晋商的发源地和杰出代表，晋商文化也是临汾深厚文化底蕴的一大亮点。
临汾人自古善于经商，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据《易·系辞》记载，早在先秦时代,临汾一带就开始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秦汉时代，平阳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到了宋代，平阳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据《马可波罗行记》称，元代“从太原到平阳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说：“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起源于周成王“桐叶封弟”的古晋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在临汾一带。晋国开国之君—叔虞最初建都于临汾市境内的翼城县,后来迁都至曲沃、侯马一带的故绛。晋文公推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经济政策，使关卡畅通，经贸发达，使晋都故绛成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儴儴，皆为利往”的商贸中心，当时的富商大贾，其财足以“金玉其事，文错其服，以至富比公室”，从而导致晋国成为“国富兵强、财用不匮”的千乘国家，曾称霸诸侯一个半世纪。
明清时代，平阳府的亢氏，人称“亢百万”。据《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平阳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山西通史》明清卷记载：“……襄陵县的乔家、高家，临汾的亢家，都在杨州盐市称雄”，“蓄资以七八千万计”。另据史载,襄汾的尉、王、刘、杨等家族及洪洞的李家等家族资产也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尤其是尉家在鼎盛时期“日进斗金”。而晋中的侯、曹、乔、渠、常、刘诸姓人家资产仅在七八百万两到百万两，与平阳帮实力相差悬殊；况且晋中的几大家族主要兴盛于清朝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间,而平阳帮则称雄明清两个朝代及民国时期长达500年之久。
晋商票号大多集中在晋中,晋商钱庄则大多集中在晋南,而且比票号产生要早得多。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载：“今襄汾县汾城镇永德泰钱庄，创建于明万历44年（1616年）”，是最早经营金融资本的商号，比平遥日升昌票号（ 创建于清朝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要早208年。史载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仅苏州一地就有晋南钱庄81家。钱庄与票号金融功能类同,但是钱庄无论在资金规模之大、总体数量之多,还是运营时间之长,都是票号无法比拟的。
通过对已收集到的晋商史料总体分析，纵观晋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漫长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自明初至清朝中叶300多年间，是平阳帮一枝独秀的年代。这一时期平阳帮的突出代表是临汾亢家。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票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据《清稗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中国经济全书》称：“亢氏……，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许指严所撰的《象齿焚身录》记载,乾隆皇帝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马国翰《竹如意》记载：“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亢独施施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散文集《万里行记》中曾讲：“百年以前，扬州是中国最热闹的大城市，与西安、北京、洛阳齐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与巴黎、伦敦、罗马、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并列，可见其繁荣程度。”而盐是当时最重要的商品，明清两淮盐商的总数，当以千百计。关于明清扬州盐商中的巨富，历来有“北安西亢”或“南季北亢”之说。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南季”指江苏泰兴季氏。“西亢”“北亢”均指山西平阳（今临汾）亢其宗及其家族。孙静安《栖霞阁野乘》卷下有《季亢二家之富》条，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亢家园在山西平阳城外，中设宝座，盖康熙时尝临幸焉。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画，婢媵皆作吴中装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馀万”。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扬州画舫录》卷九对盐商亢氏在扬州的庞大家业，有这样一段记叙：“亢园（扬州瘦西湖前身）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
第二时段：自清朝中叶至清末
一百多年间,是“北号南庄”，或者叫平祁太介帮与平阳帮两大商业劲旅竞辉并存的年代。正象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所说：“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进入中国。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的票号、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呢，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有它历史上的功劳，在中国是首创的。”当时的平祁太介帮主要从事大西北、东北、内外蒙古、俄罗斯一带的生意，而平阳帮则称雄于江淮、苏杭、中原、西南、西北及京师一带。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代表人物是临汾亢家和襄汾尉家、王家。史称亢氏明末清初有“约计千万”的资产，称雄清朝二百余年，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资产增加了好几倍；襄汾尉家在雍乾时期，其代表人物尉佳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新商号，扩大经营范围、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等富庶地区，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实行人股三七甚至四六分红，鼎盛时期“日进万金”。尉家还聘杨州八怪之首—郑板桥为家塾教师，资助应举，直至乾隆丙辰中进士，并为襄汾尉家留下了“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难得糊涂”等石刻墨宝；襄汾王家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晋商中仅次于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贾，名列乾嘉时期全国巨富之列。
第三时段：清末、民国至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之前,是平阳帮依旧辉煌的年代。晋中票号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倒闭，而晋南许多钱庄、商号却一直延续到公私合营之前。近代史称“京师大贾数晋人”—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临汾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临汾赵家创自明朝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号“六必居”，距今已有570年的历史；临汾、浮山人在北京经营的“万全堂”、“都一处”、“乐仁堂”等著名老字号也历久不衰；襄汾人姜赞堂在前门外兴隆街开的“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经销平阳麻纸和西洋纸张的店铺，业务联通海外诸国，货源来自美国、朝鲜、瑞典、菲律宾等，分号遍布上海、西安、张家口、天津各大城市，一度占领全国纸业半壁江山。
襄汾杨家杨世堂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成为西北商界巨魁，以振兴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为己任，将投资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并将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他将获得的利润作为资金，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开设药铺、古城粮店，作为回旋门面。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投入巨额资金开办新绛火柴厂，又创立山西第一家股份制现代企业—新绛大益纺纱厂，一跃成为拥有商业资本店号数十座和两个现代工厂的巨富，据估计至少也有千万银元家产。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杰出代表还有襄汾刘家。乙亥举人刘笃敬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临危受命，从濒临倒闭的晋中渠家手中接任山西商会会长，积极组织争回山西矿权运动，在与英商福公司代表谈判中，据理力争，挫败英商，遂以250万两白银收回阳泉矿权，挫败了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矿业的阴谋。这一壮举显示了晋商与列强的竞争中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爱国反帝精神，光荣地载入我国近代史册。他还凭借刘家祖代在晋、陕、甘、豫开设的300多家商号和2万多亩地桩的资金和利润为后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商战思路，调整商战经营策略，大胆投资现代工商业，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太原电灯公司及附属面粉厂，以山西第一个办电人的光辉称号，永载史册。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刘笃敬以更大的胆识和魄力，又接替了步履艰难的晋中票号领袖渠本翘的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职务，后又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肩负起修筑山西南北大动脉的重责。又办起矿业、纺织、盐业等实体，与洋商展开竞争，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居奇，为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和交通事业，付出了极大的资金、智慧和心血。 1916年刘笃敬又在创办于清朝中叶的刘家书院基础上，兴办了闻名三晋的南高私立高级小学，曾受到山西省教育厅“嘉惠儒材”嘉奖，至1935年转为公办。从这里曾培养出象原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云南军区司令员、海军基地司令员原增禄等一大批现代军政人才。《山西通史》卷六称赞刘笃敬“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
对于临汾晋商所铸就的五百年商业辉煌，我们不仅需要抬头仰视，更需要低头思考。正如李长春在我省考察时指出的那样：“晋商精神确实是山西发展经济的宝贵财富，应该在经济界、企业界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在振兴中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认为尤其应该从下几个方面学习、借鉴和弘扬晋商精神：
一、以商为本的价值观念
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学而优则贾”。“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这一价值观,是晋商得以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决定因素。清朝山西巡抚刘于义给皇上的奏折中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读书应试”。当时谚语“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等在山西广为流传。当全国各地的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做到坦然从商,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这种以商致财、以商为荣、用财立本、以商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和土壤条件。这在当时社会是巨大的进步，这也正是山西能够商业人才辈出、晋商得以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年的主要原因。
我们当代企业家应该学习继承晋商“以商为本”的价值观念,大力破除“官本位”的陈腐观念,真正做到在商言商，心无旁骛，以商为本，实施产业报国,实业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