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又具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商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更具有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商务纠纷和协调东伙关系的大家风度。德国柏林大学校长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晋商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晋商是“走出去”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整个中国版图甚至世界版图都在视野之内。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形成了一种商业大气候。晋商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正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守旧,也并不是甚么“守财奴”、“吝啬鬼”、更不那么“小家子气”。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当然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当代企业家应该以晋商为榜样,摈弃“小富即安”、“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狭隘观念,拓展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放眼世界,勇敢地“走出去”,立足于全国乃至全球化资源配置,主动地融入世界商业大潮。
三、诚信经营的商业道德|
诚信经营是晋商创造辉煌的主要秘决之一。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业信誉看得重于一切。他们认为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亏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晋商如此注重信誉，自然招来终身主顾。
余秋雨在《抱撼山西》中说：“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很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在西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钱庄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众所周知，当时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梁启超也曾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晋商）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晋商所到之处，以关公为偶像，尊为财神，到处建关帝庙，关公成为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各商号在号规中均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要求商人烙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甚至舍利取义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晋商身入财利场而不污，守信耐劳，以诚信取胜。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曰：“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可见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对晋商有着导向性的至深至远的影响。
晋商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商号与商业上的友好合作伙伴，互称“相与”。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经过再三了解后，认定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即婉词拒绝。既成“相与”，必竭力维持，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
诚信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作为国家繁荣、企业兴旺、家庭和睦、个人尊严的源泉，起着基础和阶梯的作用。诚信作为一种社会公德，是信用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支柱。企业和企业家的诚信经营，是企业的立命之本，生存之根。当前，弘扬中华民族注重信用的传统美德，重塑现代企业家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打击假冒伪劣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已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燃眉之急。
四、济世救人的社会责任感
黄宗羲是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晋商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活动视为“陶朱事业”，渗透着一种“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临汾民间至今流传着“家有千贯，盗贼一半；家有万贯，皇上一半”的调侃民谣。
乾隆《临汾县志》对亢家有这样的记载：“亢嗣鼎，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襄汾南高刘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设赈棚，办义学，筑城池，村人建有“德行坊”，皇帝敕建了“乐善好施坊”，碑文中曰：“富者多骄，而公独尊；人抑已富者多吝，而公独仗义疏财”；清朝儒帅左宗棠曾给襄汾刘家题词：“五福有源惟积德，六经为本足传家”。
据史料载，明清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达成37％。捐输之频，数额之大，为全国各省之首。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据说康熙二十年(1681年),由于连年战争,国库不充,拟向全国22省摊派,户部尚书出奏,拟向山西摊派双份。临汾亢家得知后，主动表示愿将全国摊派银两全部负担,为此被封为“护国员外”。
明代曲沃富商李明性，“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
各地晋商行会均具有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的职能。凡地方义举，象修桥、铺路、建寺、修庙等等，晋商无不解囊捐助；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就是由于晋商的资助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剧种；著名旅游景点如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等等，到处都有晋商功德碑；杨州瘦西湖、个园等江南园林，都是晋商的文化遗产，至于晋商的大小会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和欧亚诸国；著名的贵州茅台酒竟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佣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
当代企业家应该学习借鉴晋商“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义不容辞地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应善待员工，善待客户，善待社会，关注生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关注社会公益事业，用以报偿社会提供给企业的生存资源和发展条件，弥补企业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消极后果，从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结合中，寻求双赢，寻求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双丰收的最佳途径。
晋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崇尚诚信、以商为本、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力与特点，加上晋国历史上著名商人计然提出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计然的徒弟范蠡提出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的“子欲速富，当畜五（牛字）”的经营经验；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长石斗，取上种”的经营方术，以及“纵鲍叔之宏通，慕弦高之豁达”，“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婪），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以商致财、用财立本、以商立业的人生价值观，为后世商人树立了良贾、善贾、诚贾的一代风范。还包括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忠心爱岗的敬业精神、自强不息经商理念、协力同心的群体精神、求同存异的经营谋略、人身顶股的运作模式、俭约谨慎的管理诀窍等等，这一切汇聚成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的完整体系和晋商群体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瑰宝。
临汾晋商文化博大精深,相关史料亟待进一步挖掘、收集、整理,并进行系统化深入研究,进一步拓展前人未尽、后人得益的宏大事业，续史之无、补史之缺、祥史之略，让晋商中的平阳商帮回复到它应有的史学位置。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学习回顾临汾晋商的辉煌历史，反思我省我市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沉痛教训，对于重振晋商雄风,振兴临汾乃至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