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衰落自有外在、内在的原因，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可一言定论。《天成西》商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渐由兴旺走向衰败，到了40年代后期，由于兵荒马乱和宁夏地方军阀对商家的不断压榨盘剥，晋商们无奈之下忍痛从宁夏的商业统治和垄断情势中退出。晋商们虽然衰亡，但其商业操守却无懈可击，其声誉和口碑更是历经百年经久不息，除“天成西” 、“敬义泰”和“百川汇”勉强支撑到解放后以外，其余五家先后倒闭。晋商曾在清朝乾隆（1736－1795年）初年至抗日战争前（1936年）的200年里，称霸宁夏商业市场，但在抗日战争的8年里（1937－1945年），他们却犹如根深叶茂的参天巨树倾刻间被连根拔起，迅速结束了其在宁夏的200年霸主地位。《天成西》商号大致经历了四次严重的打击和摧残：
        （1）．《天成西》商号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到一个月时间，北平、天津、汉口、绥远、包头相继沦陷，11月上海失陷。上海、汉口庄号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损失36万多元。在此期间，天成西设在上述城市的庄点，由于仓促撤退，财产尽弃。1938年后，平绥铁路控制在日本人手中，陇海铁路又被切断，宁夏面临威胁，敌机不断狂轰滥炸，交通阻塞，货源断绝。加之马鸿逵官僚资本控制了宁夏土特产品，并以抗战为名抓兵要款，增加税收，商号负担沉重，从此由繁荣逐渐走向衰落。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的艰苦阶段，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商号流动资金消耗殆尽。
        （2）.1941年，《天成西》商号总经理董钦赐，经商有雄心，力图振兴营业，改经西安、兰州进货，但由于马鸿逵多年的残酷掠夺，宁夏已民穷财尽，社会购买力下降，营业仍是一蹶不振。行前董经理把号上的事务交给了里鸿飞，并要求里鸿飞在处理号内重大事务时，必须及时向他汇报；他对号内事务的处理意见，里鸿飞必须照办执行，要求顶住各股东的胡支乱用，这些要求里鸿飞自始至终照办执行。为了避免国民党派兵增税要款和各种勒索，雇兵时常逃跑，部队又向商号要兵，商号再雇，许多商号就这样倒闭了。遂将天成西改为“乾元吉”商号，继续经营。
        （3）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普遍下跌，只好减价抛售存货。《天成西》商号总经理董钦赐失去了信心，以年迈力衰为名，返回原籍山西休养，全部工作交给里鸿飞掌握，但他仍遥控商号。里鸿飞系山西汾阳人，胆大心细，长于谋略，能够不失时机地捕捉商品信息。里鸿飞14岁在固原太和店当学徒，15岁经人引荐入天成西当学徒，后升为司帐，民国20年（1931年）任经理。与总经理小心自守的经营作风截然不同，他抓大事，也抓小事，尽管商号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但他还是处处精打细算，连残次商品的处理、废旧包装物的再利用，他都亲自过问，妥善处理，但在生意上的正当花费他从不吝惜。又将业务工作交给白鸿儒掌管。白鸿儒系山西交城人，擅长交际，广施结纳，经常出入官僚门庭，逢年过节，请客送礼。特别是对警察局及其分局的大小官员公开敲诈勒索要啥给啥，经常在商号请客、打牌、抽大烟，无奈生意日衰。店员对此不满，写信给向远在山西的董钦赐总经理，董恼怒之下，无奈忍痛遂将白鸿儒撤换，但白鸿儒对天成西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指定史霞云接管业务。
《天成西》商号特别是受了征兵款的打击。史霞云亦系山西孝义人，性情直爽，又不善交际。史霞云驻上海，指挥长沙、杭州庄客，大量采购茶叶、蔗糖、湘绣、春绸、呢绒，产品适销对路，颇受顾客欢迎。史霞云也是经商的里手，接任后，便停止了一切交际招待，马鸿逵的军政宪警大小官僚，觉得沾不上便宜，就在抓兵、要款上刁难，只征兵一项，几年内就逼迫商号雇了150多人当兵，每雇1兵有的花500银元，有的花1000银元。就以500银元来计算，当时天成西雇兵款就达7．5万银元，至于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更不计其数。
        （4）马鸿逵公开敲诈勒索。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后，马鸿逵也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步伐。1947年7月的一天，天成西在盐池兴武营分号的店员郝源浩、李世成二人来到银川，住在天成西商号，两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商人，根本不懂政治。一天晚上正在脱衣睡觉，宁夏省会警察局第四分局局长杨锡林(外号洋狗，系马鸿逵四老婆刘慕侠的干儿子)、户籍员尹恩寿等带领10几名警察，闯进商号查户口，对所有商号人员进行了搜查，将郝、李二人五花大绑关进秘密牢房，杨锡林向马鸿逵汇报，捏造天成西窝藏共产党密探，全商号人员听到后，惊慌失措，忐忑不安。准确的说，店员郝源浩、李世成二人来到银川，是以商人带进一名共产党，被警察局密探发现。
        根据以往情况，凡被马鸿逵以共产党嫌疑关进牢里的人，大多是不能活着出来，有的被杀害，有的死于酷刑。如何搭救，大家一筹莫展。正在焦急万分时，商号前任经理里鸿飞、白鸿儒和当时经理史霞云等商议，请商会会长张子珍出面搭救，不论花多少钱，都由商号负担。张子珍与马鸿逵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关系要好，都是山西老乡，来往密切。程接受了天成西厚礼出来劝阻，被马鸿逵拒绝。马执意要将郝、李二人和同时被捕的绥德、米脂行商七人以及高老二等判处死刑。
        天成西商号听到这一消息后，急忙又通过程福刚，请民政厅长海涛、高等法院院长苏连元以及马鸿逵四老婆刘慕侠、继母马书城等出面劝阻，都被拒绝。接着又将张子珍扣押，并下令将郝、李等10人押赴南门外陈家寨兵营关押，准备枪决。在绝望的时候，有人提醒速请马鸿宾将军来劝阻。谁能搬动马鸿宾将军呢?经过紧急商量，决定请吴忠谦益店经理马子佩和八十一军团长马文钦出面，请马鸿宾来营救。时已半夜，银川城门关闭上锁，迫于时紧，不惜高价租了一辆汽车，买通了驻守南门的官兵，连夜赶到吴忠谦益店，马子佩立即给马鸿宾打了电话，说明情由，言词恳切，得到了应允。
        第二天清晨，马鸿逵集合官兵和保甲人员在陈家寨操场训话，准备执行枪决，天成西的店员忧心如焚，买了两口棺材，抬到操场，准备收尸。正当马鸿逵大嚷大叫的时候，他的叔叔马福寿赶来传达了马鸿宾的电话，马鸿逵为了顾全堂兄情面，才将10人免于枪毙，鞭责关押，罚天成西给他的部队做棉衣2000件，送马60匹。后来天成西通过民政厅社会科科长杨国栋疏通了海涛，送了重礼，海涛再次签呈马鸿逵批准将棉衣改为单衣，60匹军马1匹未免。衣马交齐后，郝、李二人才被释放。
        宁夏银行除负责一般银行汇兑存款的业务外，主要是经营宁夏土特产。1937年，马鸿逵以宁夏省主席名义发布训令：“各商号所存羊毛卖给银行，不得偷运包绥、天津销售，违者以资敌办。”依据此令，宁夏银行代表官方垄断了羊毛、驼毛、大烟、枸杞、甘草等土特产品的收购和销售。银行低价收购，然后在兰州、西安等地销售后，购买布匹纸烟等日用品运回宁夏高价销售，从中牟取暴利。宁夏银行内部附设的富宁商行，专司上述土特产业务，以此逐年盈利，使银行股金由原来的150万元法币增至400万元。民国32年(1943年)，宁夏银行总经理李云祥从富宁商行提出100万元法币的酬劳金，作为马鸿逵的富宁商行私股，其暗设的代号为“光明”，帐户独立，专营羊绒、驼毛。
　　在马鸿逵官僚资本集团的垄断下，八大家不仅被剥夺了经营土特产的权利，而且被切断了进货渠道，生意日衰。因此，天成西商号店门虽开，但货架无货，却是空荡荡的。被迫关闭或缩小营业范围。而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慕侠在银川东大街绸缎庄的货物正是马鸿逵暴力压榨商号时趁机抢购的物品。她的柜台上、货架上摆满了绸缎，花色齐全。内因：日本投降以后，天成西由于花钱太多，入不敷出，有的退股，有的讨债，有的纷纷离店另谋出路。外因：①马鸿逵以抗战为名，不断增加税收，什么所得税、利得税、烟酒印花税、商店铺税等等，还有什么“救国公债”、“建国储蓄”等，利用这些名目进行敲诈勒索。②马鸿逵又垄断了宁夏的土特产，断绝了货源，商号面临重重困难。当时在各个交通要道还要设各种关卡，对进境的货物征收过境税和落地税，未卖完的货物超过一年的要重新上税，种种苛捐杂税，使天成西蒙受沉重负担。另外还有一些投机官僚勾结宁夏银行，囤积大批货物，牟取暴利，垄断市场，实力弱小的商号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促使大部分商户都倒闭了。《天成西》就这样在马鸿逵官僚资本的压榨下，于1948年底彻底倒闭。最后一任经理是
梁栖鹏，山西平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