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革命党人的努力之下，一个新的合纵局面出现了，革命党人在南北两路都扎下了根，他们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强大了。袁世凯所希望的“终结”，也仅仅是山西革命党人的一个开始而已。就在南方迷恋于和谈的时候，整个北方却在革命党人的斗争下，为和谈桌上的南方代表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更大的筹码。
     

     袁世凯的算盘

　　12月月间，在北京，袁世凯的权谋也达到了高潮，他一方面派人告诉南京自己赞同共和，同南方和谈，另一方面却告诉隆裕太后和那些王公大臣们，自己不过是借议和来行缓兵之计。

　　而对山西，袁世凯也是阴谋与阳谋并用。第三镇的曹锟被称为袁世凯的“赵子龙”，袁特意派他来进攻山西。而袁克定，这位指望着未来做太子的人也活跃起来。他也派了一个说客来山西，这就是刘盥训。

　　刘盥训的简历是这样的，山西省临猗县陈家卓人。清末拔贡。1904年，适逢清朝最后一期科举考试，因父去世丁忧，未能应试。盥训先生师范学校毕业后，渡洋赴日。但假如袁克定看了刘盥训简历所忽略的内容时，恐怕会大吃一惊。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刘是同盟会员，而且是山西最早的同盟会员。

　　他在奉袁克定之命游说山西的时候，还有另一个使命，西入甘肃，在西北发起革命。他见到景定成时告诉了他们袁克定的算盘：“袁克定密联民党，也劝老袁颠覆帝政，我曾与克定约，若项城主张共和政体，我可以劝山西民军首领，承认项城为第一任总统；并以不攻山西为条件，否则山西不能让步。”

　　阎锡山和景定成等人商量后认为，未尝不可以承认袁的条件，避免迫在眉睫的战祸。于是景定成和临汾人段砚田一道，在农林学堂的一间密室里，写了一封给袁世凯的信：“古今中外历史，已证明君主专制，其后世子孙必招灭身亡族之惨祸……阁下如能协同民军，颠覆专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第一任大总统舍公其谁？”

　　没有史料表明袁世凯是否看到了这段文字，更没有记载说袁世凯是否在意这些说辞。但在当时，以他权倾天下的身份，袁世凯无疑不会怎么在意这位年轻的晋南才子。袁世凯在后来称帝前倒是用同样的语调敷衍那些问他是否有帝制想法的人时总是说：“历史上帝王之家的下场总没好结果，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恰恰是按照景定成的这封信演绎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袁世凯先是颠覆满清而为大总统，继而颠覆民国而为皇帝，身死家破，叫人唏嘘不已。

　　据说，清政府还任命著名的晋商渠本翘为山西宣慰使，企图分化山西。许多资料上称：“渠辞而未就。”但他很有可能写信给阎锡山希望和平解决，这才有了景定成替阎锡山写的回函：“然而兵连祸结，实非中国之福，诚有为先生所虑者。此锡山等所日夜兢兢，不敢少有张皇之举动，以贻三晋军界前途辱者也。段军门近亦函商休兵事宜，颇合同人夙旨，于是屯兵苇泽，静待和使。”

　　这封信依旧没能阻止北洋军的步伐，和平已经绝望了。

　　局势急转直下

　　在袁世凯对南方的革命党人开始和谈的时候，却在北方大打出手，命曹锟的第三镇猛攻娘子关以扣山西；命第二镇统制王占元、第六镇协统周符鳞进占潼关以窥陕西。袁的这种做法就一种权谋而言实在高明，最起码，它可以收到三种效果。打击革命党人，巩固自己在北方的势力，同时安抚清政府中的主战势力。虽然正在汉口进行的南北和谈中，南方代表伍廷芳首先提出：“自二十九日 （11月19日）起停战，所有鄂、晋、陕、鲁、皖、苏、奉等省一律实行，待清内阁回电同意，然后和谈才能正式进行；在和议进行中，如有擅自调动军队的，彼此均当从严惩处。”12月8日，南北和谈的地点迁移到南京，双方都同意先行停战。但袁世凯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对局势看得非常清楚，南方的革命党人，既没有统一的军队，又没有钱，是奈何不了他的。事实也是如此，上海谈判桌上的斗争并不能挽救北方的局势。

　山西的革命党人，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景定成就对阎锡山说：“袁奴远交近攻，欺人太甚！唯有一战，胜则长驱北出，败则分兵南北，另做计划。”

　　12月11日，娘子关失陷。山西门户洞开。阎锡山仓皇北走，温寿泉、景定成等人南下，山西革命遂形成南北两路之势。

　　新的合纵局面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绝对是非常有道理的。当太原失陷的时候，袁世凯至少认为，山西的革命党人完蛋了。可是，对山西的革命党人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个全新的合纵局面就在失败的那一刻开始形成了。

　　在北路，阎锡山的目的地是归绥道，当时清政府在内蒙中部和西部所设的归绥道，是山西省的四道之一。阎在北方不战而下包头，又在归绥一带与清军连连激战，对清政府也算起到了一点威胁作用。

　　相较而言，南路的声势更加浩大。这是因为，陕西的援军终于到了。

　　当南桂馨求援陕西失败之前，另一个说客已经到了陕西。

　　山西永济人张士秀，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个怪人。在交文惨案中，他被捕入狱，当监狱中的囚犯们在狭小的牢房中终日愁眉不展的时候，张士秀却在独乐乐，“以琴书歌自娱，自拉自唱”，他还在狱门上题联一副曰：“困极必大亨，死地而后生。”死地后生，否极泰来，这是他的信念，而信念的力量，是那些狱卒们所不可能理解的。他们便称张士秀为怪人。

　　1911年11月11日，武昌城头的枪声一响，张士秀就从监狱里出来了，他这次要学春秋时楚国的义士申包胥，效“秦廷之哭”，以搬来援军。值得注意的是，他和太原的革命党人并没有什么联系，这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他并不知道，阎锡山等人正在太原策划起义。五天之后，他到了山西，见到了“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井勿幕其实当时仅仅23岁，他在15岁时就东渡日本留学，17岁时就加入了同盟会。他还和景定成同游解州中条山，壮阔的山河感动着两个年轻人，对着景定成，他许下了一句诺言：“他日革命，如需秦军相助，我必率偏师渡河下河东矣！”

　　11月18日张士秀抵蒲城，会见井岳秀，20日抵三原，会见井勿幕。井氏弟兄热情接待，对光复河东，均表义不容辞，但因新募兵丁，未经训练，出师为之过早，待编练成军后，必践前约，率之光复河东。

　　12月2日，太原起义成功，但晋南尚在顽抗，张士秀又抵西安，会见张凤翙。赵擎寰：先生在《河东革命记》讲，这次会面的结果是：“见陕督对陕军出兵下河东面有难色。张乃为其剖析利害，痛陈此举对秦晋两省乃至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战略意义。张凤翙为之所动，即令某军官带马步二营东渡。同乡郭月如知某军官及其部下，纪律极坏，乃告张托辞止其行。”劝止陕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太原的局面还不是很了解，太原起义后，请陕西军队来光复山西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了。

　　12月26日，山西的局面恶化，张士秀再次西渡求援，催促秦军及早发兵，与山西民军南北夹击河东清军。

　　陕军终于出动了，这是一次转折，他们与温寿泉和景定成南下的山西民军一道，终于光复运城等地。

　　1912年1月2日，根据南京临时政府的命令，以温寿泉为首的河东晋军政分府在运城成立，统一指挥河东各县的军政事宜。1月3日，景梅九（即景定成）在运城道署与井勿幕相会。这两个年轻人，终于实现了昔日的抱负。

山西、陕西以及河南代表王北方等，商组“豫晋秦陇联军”，拟与潼关张钫部，豫西刘翠轩、王天纵、刘镇华部东下巩洛，以拊南下清军之背。

　　就在南方迷恋于和谈的时候，整个北方却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之下，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他们的斗争，为和谈桌上的南方代表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更大的筹码。

　　阎都督回来了

　　就在晋南和归绥的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和平到来了，1911年1月中旬，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惜阴堂定下的密约，如果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体制，将拥立反正后的袁世凯为大总统。

　　和平就要到来了。但不是没有曲折，这个时候，南桂馨已经到了南京，见到了孙中山。据南桂馨等人的回忆，袁世凯在和谈中一直不承认山西、陕西的革命地位，对山西，他的理由是起义期间有抢劫行为，是一伙“土匪”。“南即谒孙先生力争。孙先生说：‘虽有此议，我们绝不承认！宁可议和决裂，不能不承认山、陕的革命同志，你们尽可放心！’”伍廷芳则致电袁世凯表示：“即如山西民军，尊处屡派员调和，此次攻袭娘子关，于停战期内而不停战，意若置诸土匪之列。其为诬罔，岂复待言！”南桂馨还为山西争得了一笔100万元的善后款，存入中国银行 （大清银号改名）。并声明非有山西都督府电，并派专员来领，不能支付。虽然求援不成，但在那时的局势下，能够有此作为，南桂馨也算不辱使命。

　　在包头的阎锡山听到和平的消息时喜忧参半，他高兴的是，归绥方面来了一支精锐的清军，再打下去恐怕未必能赢，而现在自己却可以回太原了。担心的是，太原城中，护理巡抚李盛铎正在过巡抚的瘾，他会不会退避三舍。有回忆说，李盛铎此时派人到南京运动山西都督的职务。

　　阎锡山此时的处境并不好，回到忻州时，袁世凯的命令就到了，令其“仍驻原地，静候调查，须有本大总统命令，方可移动，并令转饬温寿泉等遵照，如违即以违令论”等语。如阎果擅自进行，望即督饬各营严加抵御为要。新举大总统袁。筱。印。接着是段祺瑞的来电，阎锡山，段祺瑞命令他“在忻州小住，勿攻太原”。在南京，仇亮此时出任军政部的司长，他对阎锡山的一些做法很不满意，也极力主张换将。

　　对于段祺瑞，阎锡山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当时回复得很坚决，他说：“议和是全国的事情，回太原是我的责任，清军必须迅速腾开太原，否则即日进攻。”而对袁世凯信任的李盛铎，他却以谦恭的口吻提出辞职，赞李“久为晋民所瞻仰”，请求“鼎力维持”。

　　在忻州的阎锡山似乎察觉到了这种危险，他也派出了孔庚、谷如墉、董崇仁，去的方向却是北京，其中的董崇仁还和袁世凯能够拉上关系。在南京方面，南桂馨则为阎锡山力保都督。胡汉民、黄兴等人也主张由阎锡山继续担任都督。

　　其实，袁世凯正在建都北京还是南京的问题上同孙中山争执不下，孙中山极力要求袁世凯定都南京，袁世凯甚至不惜发动一场兵变来强调自己坐镇北京维护北方安定的重要性。南京方面最终妥协。这样，在山西的问题上，袁世凯便做了一个对南方的缓和姿态，允许阎锡山回任。

　　阎锡山终于回到太原了，对于他、对于山西，这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链接：部分人物简介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革命时期化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汉族，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辛亥革命时期，以字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 “孙黄”并称。

　　井勿幕（1888年2月12日 -1918年 12月 23日），原名井泉，字文渊，后通用井勿幕，笔名侠魔，陕西省蒲城县（今属铜川市印台区）广阳镇井家塬村人。井勿幕4岁父殁，是井岳秀（字崧生）胞弟。是中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奔走，以年轻的热血之躯奉献于祖国和人民，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后起之秀”，“西北革命巨柱”。

　　孙中山（1866年11月 12日—1925年 3月12日），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