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简称晋商。《天成西》老字号则是在山西商人走天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相传晋商专指以商号主为，后来的票号次之，人文道德是晋商精神的灵魂。媒体这不太可信，除了几十年来对票号的商业炒作，不惜浓彩重墨，大加渲染，割断晋商历史陷入的误区，晋商文化在人文精神上的社会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对社会文明的贡献，却不可思议地被社会选择性失盲，被熟视无睹。因而对山西商人的商业文化的了解，也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可一言定论。那些以功利心做晋商、票号宣扬和研究的人，他们研究的是晋商，却不去承接晋商"诚信与敬业"的人文精神。所知，都有一种后天性的“软骨子病”，或见风使舵，或人云亦云，总之懒得思考，或是不敢思考。很多人炒来炒去，剽窃拼凑者众，给予读者的东西严重诋毁了晋商的形象。这也是当年余秋雨发出《抱愧山西》感叹的缘由之一，不然的话总是隔了一层。这种对晋商文化的阻隔是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上，一一摆出来，又能如何呢？不知是应该欢喜还是伤悲，是骄傲还是羞愧。这个质疑，首先不是来自别人，而是票号宣扬和研究的人他们自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正象老子所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晋商的路是走出来的。山西商人的成功之路就是走出了一条“大河寻源”之路，在以后的200多年晋商仍在不断地寻源，也不断地有新收获。包括中国古人云：“有‘德’才有造化，‘生’才更有意义”。中国自远古开创了黄河“母亲河”文化，构筑了万里长城民族精神的自然纯正。至今，虽然黄河与长城无言向人类述说，可往往强烈地撞击着我们现代人类，特别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在心扉。很显然，一切颠倒是非者往往喜欢诡辩，对于跨越长城，飞跃黄河的商业炒作，作为中国人决不能视而不见，这是对中国文明的亵渎。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不计后果的行为，正让我们的子孙，而且必将继续让他们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如果一个社会道德没了，诚信和善良没了，敬请我们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还会有什么？！古往今来，中国黄河与长城所孕育的晋商文化精神，是被中国晋商代代相传，作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晋商文化精神来传承。
        山西商人有个天生的血脉里的DNA的基因，有一个晋商文化的RMA基因。所以人们比较容易接受晋商文化，也是因为山西商人有个"和为贵"可久的良法，能常的美意。这些讲"诚信与敬业"的历史过程，的确长中国人的志气，而且让我们深爱晋商文化。但晋商文化是高于西方文化的，希望大家都没有忘记，西方商风的奢侈、腐朽的享乐主义与投机经营，不择一切手段追逐利润的反商业伦理行为。我们讲晋商文化是表明“人文而教化天下之理”的“诚信”体现，也许我的感觉是错的。我们还是对山西商人的商业文化了解不深，所以总是隔了一层。山西商人曾经非常牛过，比如说在人文、智慧、理智上晋商精密的开创了商业股份制和后来票号业的文明先河，不能不惊叹山西真是人杰地灵，藏龙卧虎之地。
        清末和民国初年，一些较大的私营商号，多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百姓谓之官商衙门。《天成西》老字号的经理由于行帮和地域关系，始终对宁夏官府存有戒心，不敢深交。尤其在当时军阀连年混战，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过往军队对商家的敲诈勒索，使《天成西》老字号的经理悟出了一条经商之道：“交官穷，交客富”，认为“和气生财”才是商人的正道。《天成西》老字号的一些店规，他们均言简意赅，真实不虚的反映了这些思想。
         一、店员待客口诀是：“吸烟(系指水烟、旱烟)、喝茶、请坐下，贵姓宝号是谁家?”
   　 二、店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笑脸迎接顾客，严禁出言不逊。
    　三、店员在营业时，要衣帽端正，不准坐，切忌背靠柜台。
    　四、严禁店员带家属或亲朋进店居住。
    　五、严禁店员在外吃喝(专指在其他饭馆吃喝)、嫖、赌、抽(专指吸大烟)。
    　六、严禁店员夜不归号，违者解雇。
    　七、严禁店员逾假不归。
        我们之所以讲晋商，神圣之自尊，也是晋商文化在人文精神上的社会教育意义和价值，历史上对社会文明的贡献吧。明清时代，各大地方商帮兴起，市场竞争激烈。商业伦理文化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仅没有被抛弃，相反，各商帮竟相打出继承传统商德的旗号，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尤其晋商、徽商两大商帮，遵从“以义取利，利从义生”原则的信义事例不胜枚举。若论与西方商人的交往，晋商在恰克图与俄商的贸易较徽商早了100多年。若没有多元性、开放性的文化特征，晋商又如何能从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在恰克图维持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显然，山西商人伦理观念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突破是把伦理道德教育融入家学、家规、商号号规中，从明清乃至近代以下一以贯之。继承弘场补充扩展有之，却无一人敢于背道而行。晋商遵守商业伦理道德，并不是只图虚名，或者是为社会环境逼迫使然。诚信重义、勤劳节俭既是晋商伦理道德的体现，也是晋商获取成功的经营之道。
        《天成西》这些店规多沿袭山西商人“和气生财”的老传统，规定柜台店员待客如宾，有问必答，笑脸相送，忍字为先。经理常站柜台接待顾客，或观察店员工作。如看到不顺眼的地方，立即纠正，严重的还当场训斥，毫不留情。店里要求店员必须熟悉货物性能、特点，不哄骗顾客，不夸大其词，让顾客买着放心，使用放心。他们赏罚分明的店员年薪和升降规则，如允许能干的店员可升任有“身股”的小股东或小掌柜，从而能够充分调动店员学徒们的积极性，无疑比宁夏当地几百年传统的手工业作坊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奴役性师徒关系要先进得多，也是对这种旧生产关系的一个极大的冲击。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汾河流域古称河汾之地，孕育了华夏文明，初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此话不假。凡为世间人，便摆脱不了地域性的限制。每个人的性情喜好，无不因为家乡的“风土人情”而打上鲜明的地域烙印。而在地域文化中，历来最能激起我们自豪感的，多是缘于那些留存青史真实的晋商生活， 概都是受其“地理”影响，“人文”薰陶，而形成的群体性格。其实，曾经总是弄潮时代风头浪尖，开创一代“晋商”文化先河的山西人，以其"诚信与敬业"无可置辩的影响力及渗透力，成为谈论地域文化绕也绕不开的话题。
        因为真实的晋商生活，历来地域观念单薄，其目光从不为层山沟壑所阻隔，其才情总是随滚滚黄河而奔倾。山西西南依着黄河天险，东北有吕梁、太行阻隔，构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要塞。而山西又有“表里河山”之称。晋中有铁，晋南有盐，晋北有马，加上河东的粮棉，自然是一个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好地方。而在雁门关之外，历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山西这块黄土地很早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中间地带。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缘于山西的人文历史中，真实的晋商生活温文敦厚，聪明大气，特别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总是可以独领风骚，开创一代先河。“晋商”历来都是胸怀四海，放眼天下。
        《天成西》老字号的经理多是从本土将土布、土线、火柴和铁锅、铁铲运送到宁夏，然后收购宁夏的羊毛、枸杞、甘草和发菜等土特产。包头通火车《天成西》改从天津进货，然后运送到包头，再由包头通过水运和陆运到达银川。运货办法，一是在黄河冬天结冰时陆路骆驼运输；二是春天黄河解冻后水路运输。陆路运输全靠商号自养骆驼和雇脚行的骆驼驮运。运货前，先将收购的土特产品打成150多斤重的长方形大包，每峰骆驼驮两包，六七峰骆驼为1链，每批至少5链，多至20余链。每链有1位拉骆驼的工人，脚行有1位掌柜的，商号也派出1位经理或一二位店员随行。有时还雇人保镖武装押运。每链最后1峰骆驼带1个铃铛，一走叮当响，表示没有掉队。每链相隔20多米。行至半夜休息1小时左右，继续赶路，至天明前卸货，让骆驼休息。天亮后工人将骆驼赶起来吃草，工人开始支起帐篷，生火架锅，洗米做饭。饭后，工人打开行李在帐篷内休息。天黑前，工人又开始忙碌起来，先把货包架在驼背上，然后一链接一链的向前走，一般日行六七十里。
        《天成西》骆驼队行进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宁夏城(即今银川)出发，途经平罗、石嘴山、三道坎、临河、五原，抵达包头。此路线较远，且经几段山路，行走很困难。黄河春天解冻后，商号也有时租用运户木船运货。一般顺水装货东行，日行七八十华里，半月左右可抵包头。返回装货逆水西行，一人掌舵，十几人在岸上拉纤，日行三四十里，20多天可抵宁夏城。另一条路线是从盐池县兴武营的天成源用胶轮马车将货物运至石坝，渡黄河到横城渡口，再经内蒙古伊克昭盟的补龙庙、新召庙、碱湖锡尼镇等地，从树林召过河到包头。这条路线短，往返仅需20多日，且费用低，但途经地多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草地，常有土匪出没，风险较大。那时候的商人很苦，光从山西平遥运货全靠雇脚行的骡马和骆驼转运，路线是从平遥出发，经汾阳、离石，由军渡过黄河到陕北吴堡，再经绥德、米脂、横山、安边、定边等地，进入宁夏的盐池，然后穿过草地到灵武县的横城，再由此过河到宁夏省城。就需要走20多天，有的用骆驼和骡马驮运货物，也有的雇用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脚行送货。
        《天成西》运到包头的土特产品，少部分在归绥等地销售，大部分装火车运到天津销售，可获三四倍的利润。当时由包头装船，逆水行舟，每担(240斤为一担)运费一两七钱白银，日行40里至50里，全程约需30天左右；顺水行舟由银川运出宁夏土特产，每担运费一两白银，日行80里，全程约需18天到包头。据说，民国25年(1936年)，《天成西》在用自养的骆驼500多峰向包头运货时，每峰骆驼按驮260斤计，共驮14万斤。此次运货，暗中雇了两个连的马家部队护送，由1个营长带队。《天成西》除上述水陆两线外，商号每年收购的甘草多雇脚行马车或租用官方汽车运至西安，再装火车到郑州或武汉销售。
        《天成西》老字号的经理，他们大多出身于贫寒的农民家庭，15岁被从山西老家带到宁夏当学徒，当了掌柜以后，对店员关怀备至，从严要求。他们没有忘自己小时候受的苦，每次从老家回来，都要从村子里带出一批穷苦的小年轻人，自己出上路费，到宁夏后安排在店内当学徒。他们对这些学徒十分宽宏，工资待遇高，逢年过节给店员、学徒发新衣服、新鞋袜，家里有困难可以提前支取工资；如有疾病，及时请医生看，店员学徒回老家，工资照发。他们每次回老家，主动到各店员、学徒家里问寒问暖，遇到困难，及时帮助解决。所以店员、学徒都听他们的话，对店里的工作一心一意，任劳任怨，愿意为店里出力。他们平时对学徒也十分严格，要求他们先做人，后经商，严格遵守店规，精心精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店员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提货、运货、接待客商、伺候掌柜的等。要求他们对客人和颜悦色，热情接待，不准抽烟喝酒、打架闹事，不准夜不归宿，店员干得好的，经过几年就可以升为顶生意的小掌柜。
        山西商人很聪明，人才的多样密集，智慧的强劲延续，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1469―1523年)就是这一主题的首创者之一。时人称赞他既能善心计，识重轻，与时低昂，审势伸缩，又能信义秋霜，宽诚待人，“故终身弗陷于井罗”。善心计而不行奸诈，取义利而无市井之气，义与利的对立关系在王文显的贾道中得到了统一。正是在这样一个把义利付诸亲身实践的前提下，他坦率地提出了士商伦理道德同一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山西商人是最能豁出去，最大无畏，最有闯劲的一个群体。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王文显的这段宏论，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性问题：一个是商与士的社会地位问题；一个是善商者与善士者的道德标准问题。商与士显然是人生所取的货殖与仕宦两条不同途径，但所持做人的原则、道德、良心同根同源，人格尊严上真实不虚，不应有高下之分。山西商人血脉里天生就注有“真实不虚”的无限豪情，犹如黄河里的泥沙一般汹涌，一样自然。据中国殖边出版社于1934年8月出版的陈泽桂著《宁夏的经济概要》中记载，“就省垣而言，大小商店共祗三百数十家，其中晋商居十分之六，秦商占十分之二”。
        清末民国初，真实的晋商生活，经营商品的范围，“宁夏八大家”的货物是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天成西》的这些货物主要输入渠道是包头、山西、平津地区，货物中洋货占相当大的比例。从天津购进的洋货中，纺织品有“金洋牌”漂白布、“人头牌”斜纹布、“五马牌”粗布、德国缎、泰西宁绸、直贡呢、花达呢、花哔叽、巴黎呢等，糖果香烟有荷兰白糖、德国方块冰糖、英美生产的“三炮台”、“哈德门”、“单刀”、“红锡包”、“老品海”等香烟。国货品种主要有土布、水烟、旱烟、红糖、海味等。抗日战争后，天成西进货路线改走西安，主要购进商品有：湖北云梦永机布、杭湘绸呢绒、陕西棉花、湖广茶叶、广糖、桂花酱等。经过《天成西》同仁的苦心经营，他们将在宁夏收购的特产打包发往天津，然后通过货栈买给洋行，或将货物卖给广商、港澳商或英国商人。
        此外，《天成西》老字号的经理，除在银川设立总店外，还在天津设立货栈，买下一座洋楼，在货栈有银川常住客商数十家。和在宁夏附近各地设有分号，如灵武县横城渡口的天成裕、盐池县兴武营的天成源、内蒙古鄂托克旗的天成通（草地）。使得信息更加灵通，以便其及时调动急需商品，并坚持薄利多销的经营方针，这些商业理念及作风，对宁夏当地的官商旧习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天成西》在天津、包头、归绥、西安、兰州等地都设有庄点，有常住庄客，从事经营，推销业务。这样就扩大了购销渠道，增加了商品种类和数量。上个世纪清朝晚期民国初年，《天成西》曾与“宁夏八大家”，凭借诚信、守规的商德和文化，在宁夏建造了从无到有的商贸流通体系，统领宁夏、内蒙古河套地区、陕北一带的流通商业，为这一区域性经济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天成西》是先做人，后经商，以"诚信为本，永不虚伪"。分号以天成源为最大，附设中药铺坐堂先生，如有疾病，及时为病人医病、看病。遇有垂危病人不能来诊治，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有人捎信代话，均能及时赶往病人住处，送医送药，精心诊治。对看病抓药，一时资金困难者，采取记帐、赊药的灵活多样的方式。前来看病的有内蒙古、陕西定边等地的患者。天成源自始坚信“勤能补拙”，本着信誉至上的宗旨，服务周到，童叟无欺。总之，这些便民措施，虽是细微之处，但作为顾客来说，他确实从内心感到《天成西》是尽心尽力为顾客着想。所以，顾客们一传十，十传百，把《天成西》的好名声越传越远。从宁夏乡镇传到陕、甘、蒙等省各地。
        由于天成源的信誉好，秤称得公平，农民说有甘草要送天成源。顾客们宣传，前来的人络绎不绝。天成源每年收购甘草四五十万斤，并有其他药材。甘草加工成特等的称榔头草，直径约一寸左右，颜色淡黄色，不允许有空心；一等有大拇指般粗；二等有小拇指般粗；三等是红粉草：四等是毛草，铅笔般粗。甘草全部切成二尺长，切片，一部分蜜制(用蜜制炙甘草)，抓方子用，主要是由天津外销出口。收购羊毛四五十万斤、二毛皮近万张，还有粮食等。这些分号还经营畜牧，天成源有骆驼四五十峰，马几十匹，牛六七十头，羊500只。天成西共有骆驼200多峰，以母驼繁殖为主，还有马60多匹、牛80多头、羊2000多只。《天成西》生意兴隆，资金雄厚，从来不受银行控制。
        盐池县城，古名花马池。城址在本县北部边缘，兴武营的天成源往北约20公里，便入内蒙古地界。自清兵入关，长城内外蒙汉民族逐渐融洽，来往频繁。蒙古族自古以游牧为生，不事农桑，所有衣食及生活用品，几乎全靠畜产品来交换。《天成西》于是在长城沿线城镇便产生螺马交换。骡马大会均有定期，七月会期间，近有来自宁夏川区、陕西、内蒙古、甘肃的，远有来自青海、山西、河南、河北的。大会最盛时，马、牛、骡、驴、骆驼等大家畜可达上万头，羊只可达数十万只。商贾来自四面八方，日用百货应有尽有，以通有无。大会期间，有来自山西、陕西戏剧助兴，戏价由大会向交易者按百分之几抽征。
        清末，山西商人是走天下的商人，漫长的数百年间活跃在山西本土以外的地域，必然会吸纳融合所到之地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山西商人在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的同时，晋商也在走京津，走两广，走归化，走库伦、恰克图。 晋商文化也在各地方的相互融合，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中。晋商走天下，曾有“无晋商不成镇”的赞叹；晋商走天下，则获得“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美誉。所以，山西商人是具有群体精神的，他们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父兄、乡邻的经营力量。遵循商业伦理是《天成西》老字号自觉的主动行为，不是被迫的被动行为。包括《天成西》老字号在内的中国商人，从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传家宝是信义至上，利从义生。试想，如果《天成西》老字号他们一味保守封闭，不尊重、不接纳所到之地的文化，不去主动地适应所到西北地区的文化习俗礼仪等，他们在那些地区就不可立足。
        山西人善理财，会做生意，历史久远。从春秋以至宋、辽、金、元，史书都有记载。到了清末民国初，《天成西》老字号已经居西北地区晋商“宁夏八大家”之首，其成就令人刮目。宁夏晋商《天成西》老字号先辈们虽是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晋商文化的诞生不只是在山西本土，而是在晋商足迹所至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广袤土地上。“宁夏八大家”在他们开拓出来的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我们在理解晋商文化时，是和晋商在明清五百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山西商人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宁夏晋商《天成西》老字号先辈们在黄河之畔的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但黄土文化并没有束缚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也没有成为山西商人奋斗创新的包袱。宁夏、山西这块黄土地很早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中间地带。悠久而厚重的黄河文化积淀，不仅培养了《天成西》老字号先辈们崇礼、重教、讲义、守信、勤劳、节俭等共性特征，而且《天成西》老字号先辈们具有骁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真实不虚、敢闯敢创的品格。我是把这些山西商人素质的综合体现称作“山西商人精神”。
        当时董钦锡是天成西经理，能够团结其他多位山西经理，上下同仁们认为生意越做越大，全靠《天成西》经理带头。侯立本是隆泰裕的经理，张廷璠是福新店经理，福新店掌柜的有王立五和罗玉堂等人，大家齐心协力，共同经营。《天成西》经理重视稳妥经商，慎待“相与” “宁夏八大家”。所谓“相与”，就是有相互业务的商号。所谓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但一旦建立起来，则要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山西商人在西北地区能够由小到大，并能发展成为宁夏的八大家，主要原因如下：
隆泰裕主要是派人在盐池、同心、中宁、山后现阿拉善左旗、灵武等地收购皮毛、发菜、枸杞、甘草等土特产，运往包头、天津等地批发，再从天津、西安、包头等地将布匹、绫罗绸段、棉花、纸烟、纸张、茶、糖、蜡烛、肥皂、煤油、火柴等运进，在当地批发出售。
        福新店是一个货栈，在店内有常住客商数十家，商店除自己推销货物外，还常代客商购销货物，从中收取佣金。同时，在福新店隔壁开了福玉长商店，主要供应本商店的米、面、油、盐、酱、醋等物品并对外零售。在1930年，还负责包销山西太原烟草公司的纸烟，包销地点是西安、兰州两地，销售量很大，盈利很多。福新店在天津、包头、归绥、西安、兰州等地都设有庄点，有常住庄客，从事经营，推销业务。这样就扩大了购销渠道，增加了商品种类和数量。1915年~1937年是福新店最盛时期，铺底的资金有70万银洋之巨，商号内的人员达100多名，其中包括缝纫、磨工、理发、烹调等。
        到民国22年（1933年）左右，《天成西》进入最兴旺发达时期，岁入银元50多万，学徒店员达100多人。同时将大部分生意货物转到天成源，以躲避日益增多的差税。为了避免做赔钱生意，天成源同时雇毯匠、皮匠多人，为其加工生产。自己酿酒，黄酒含有较丰富的营养，老年人喝过黄酒，都觉精神舒畅，孕妇分娩后，喝上几口黄酒，可以活血、补气、祛除淤血。《天成西》在全国一些主要的商业发达地区都派人住庄，调查商品信息，建立自己的信息网络，进行信息反馈，分析市场行情，负责调运货物。清末民国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天成西》在外设庄的地区有：天津、上海、西安、成都、郑州、禹州、汉口、包头、兰州、固原、靖远、凉州等地。一般每庄1至2人，住庄人员除了解商品信息、发运货物外，还代其他字号和个人兑汇款，汇费一般为2％至3％。
《天成西》在包头、天津、上海设有庄点，在西安、兰州、武汉、郑州等大城市也派员驻庄，信息灵通，购销两旺。让我们来学习、了解和发掘过去山西商人的优秀事迹，《天成西》商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诚信做起。《天成西》是先做人，后经商，以"忠与义"为核心，发扬着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尽管如此，《天成西》为长久发展着想，开创了以和谐与诚信为主体的商业股份制；并且为适应"汇通天下"的商业发展需求，创新了后来"票号"的先进性，使商业和金融流通，加快了宁夏地区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所以《天成西》老字号的先进性对于中国文化和文明传承，都是起着极其深远的进步意义。       
        据《宁夏老字号》一书记载，清光绪年间，外资入侵，设立洋行，遍收陕、甘、宁、青、内蒙古牧区皮毛。皮筏作为水上运输工具从事长途运输，是清代之事。据解放初期的一些老筏工回忆，清代光绪中叶，黄河中上游就有了从事长途运货的专业筏户。民国年间，由于对外贸易的开展，内地制革、毛纺等轻工业的兴起，甘、宁、青三省的皮毛、药材等物资亟待外运。航程的延长。这时的皮筏，可由青海的贵德县直达包头，航程一千六百多公里。到达包头后，货物一般由平绥铁路接运，故皮筏不越包头下驶。据统计，仅青海的羊毛，每年以筏运往包头者，在七百五十万斤至一千二百万斤之间。青海的粮食，每年运往兰州者，约为三万五千石。到抗日战争期间，皮筏几乎无所不运。从土特产到汽油，从壮丁到军火，从粮食到瓜果，从渡口过渡到厂区与市镇间的短途旅客……，只要在黄河沿岸者，大都依赖皮筏运输。一九三六年四月，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由兰州到宁夏采访。因无其它交通工具，只好乘牛皮筏顺流而下。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对皮筏和筏工都有真实生动的描述。而这一地区又远介边陲，交通梗阻，于是，皮筏运输业便兴旺起来。
        众所周知，英国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于咸丰八年(1858年)用炮舰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所以《中英天津条约》为西方各国深入我国内地廉价掠夺土特产和倾销洋货大开方便之门，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当时外国洋行来宁夏石嘴山之确实年月和经营情况，因无文字记载，无可考稽。正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时，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已完全处于屈服投降之境地。
        相传，洋行初期资本并不怎么大，主要是在<辛丑条约》以后。外国洋行即利用不平等条约，培养中国买办，在石嘴山设立十大洋行。十大洋行中，资本雄厚、扎庄时间最长的有六大行。他们通过中国买办的穿针引线，利用和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避免了一切税则；又勾通官府，结连豪绅，与封建势力串通一气，所以使他们能够垄断我国西北地区的皮毛业达40年之久。可是，洋行买办三疯子，当了37年英国羊毛买办，剥削而来的这座银山，兴建的“德荣堂”，兴建的“积德堂”，几年功夫就让后一代人因吸食鸦片或吃喝嫖赌而挥霍一空，败家破产!
西北地区羊毛有宁毛与青毛之分。宁毛因为一年剪两次，纤维较粗，故收购价格低，在早期每100斤3两～5两银子，晚清时增至7两～10两，运至天津售价为25两~30两，最高达35两。青毛因为一年剪一次，纤维较长，故收购价格较宁毛为高，平均每百斤15两—20两，运至天津售价为30两～40两，最高达到50两以上。根据这个收、售价格来看，最少也有1／2的利润。若以六大行的总运量来说，则年达1500万斤以上。根据《西北丛编》所载：“各洋行专门收购甘、宁、青各地皮毛，并在石嘴山加工打包，由河运、驼运至天津出口。……昔贸易盛时，年可收皮百万张，羊毛约3000万斤。”洋行除直接向牧民购毛外，也委托中间人、商贩、商号代为收购。有的商号以有利可图，也自己收购然后转卖给洋行 “外庄” ，在将收购的皮毛集中后运送至石嘴山洋行，经过加工，再船运或驼运至包头、归绥，转运到天津。
         “宁夏八大家”的私营商号，不仅同外国洋行存在着矛盾，而且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具体地说，自民国以后，“宁夏八大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货物均仰仗英、美等国洋行供给，故成为洋货的推销者。自民国十四年前后，各国洋行则依赖“八大家”在宁夏代其收购土特产。除上述情况外，这些洋行的触角，不仅伸入宁夏川区，还渗入穷乡僻壤的六盘山区，真可谓无孔不入!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纂修的《海城县志》记载：“小户于春季期，取洋行之银，夏季以羊毛相抵。每筋值百文之毛，被洋行以五六十文购去，甚可惜也。”还有一个外资入侵，对于中国西北地区晋商的压榨盘剥，也是值得一述的。说到压榨盘剥，据《天成西》老字号先辈们说，后来《天元恒》皮货庄沈、郭、丁三家，正是洋行勾通官府最大受掠夺的晋商，这是他们义聘《天元恒》皮货庄沈、郭、丁三家的初衷。洋行的经营方式和采用的手段无一不具有残酷的掠夺性。以杀价收毛、实物交换，即等于变相的掠夺，就这样压榨盘剥，在西北地区因其倒闭了多家商号。
        洋行贷银订毛这种方式简直无异于“趁火打劫”。在石嘴山设立洋行 “外庄”：一欺骗，二讹诈，三掠夺。和农村中的“买青”是同一性质的，后者是在农民青黄不接之时，前者是在牧民马困羊瘦之期。他们利用农牧民困难的机会，以低估产和压价预购的方式订立合同，把农牧民永远束缚在他们的合同上，年年为他们提供羊毛，这个债是永远也偿付不清的。这对农牧民来说，等于填不满的无底洞，对洋行来说，则是取不尽的聚宝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洋行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致使大部分晋商、牧民将毛运到石嘴山无法销售，又不能运回，洋行趁机杀价，故不开盘，有行无市。然后他们指使下面的人，利用实物交换，酌给米、面、布、茶、糖等物换毛，存毛户无法，只好忍痛接受。洋行趁机却以此为据点，撒开了掠夺西北皮毛的天罗地网，垄断了这一地区的皮毛业，剥削这一地区的中国晋商、多家商号和牧民。
        “宁夏八大家” 其创办人都是山西人。《天成西》老字号沿袭山西商人的行帮旧习，而在中国西北地区经商历史悠久。宁夏因其地连内蒙古，扼水陆交通之要冲，处农牧富庶之胜地，蒙汉交错，贸易频繁，故有清一代设易市，置主簿，以通蒙汉之有无。后来有人说西宁毛质较宁夏为优，而在西北地区，又到处是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光绪初年，政局略定，各项生产渐趋恢复。相传有多家晋商就是在洋行之前，开辟了西宁这一条“新大陆” 的。 去青海省西宁府收购一年只剪一次的青毛，它不仅优于宁毛，而且沿黄河用青海省的牦牛皮筏子运到包头，既便利又费用低廉。但是，这条千年黄沙古道，不仅荒凉冷落，而且沿途盗匪丛生，完全不适宜数以万斤大宗货物的长途运输。
        但此消息传开后，不久天津英商“仁记洋行”挟其雄厚的资本跟踪而来，并带来一批天津人，规模气派都超过晋商。“仁记”一面用钱收买了地方张三、王万银作为向导；一面拉拢地方头面人物作为引线，真所谓“后来居上”，展开了与晋商之间的青毛斗争。民国十四年(1925年)，甘肃省政府废除了外国洋行商人所持的免税执照，强令他们购货要照章纳税，各处的洋行取不上暴利，自行撤回天津。从此结束了外国商人对西北皮毛的收购特权。宁夏地区的皮毛和土特产品归到晋商商业户自由买卖，皮毛的价格逐渐上涨，如羊毛的价格截至抗战时，每斤涨到三角五分到四角，从而增加了晋商、牧户和劳动人民的收入，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
        总的说来，“宁夏八大家”的发展促进了西北地区和宁夏社会经济繁荣，但是社会制度又制约着商业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许多晋商艰苦创业，希望实业救国，但大都在官僚、买办、帝国主义压迫下走上了一条失败的道路。以“宁夏八大家”《天成西》为代表的晋商，曾备受西北地区百姓欢迎。他们不仅给宁夏百姓带来了从未见过的京、津等地近代机器工业生产的精美纺织品和洋货，如天津“金洋钱牌”漂白细布、德国染料和方块冰糖、“哈德门牌”香烟等物品，他们还带来了令宁夏百姓耳目一新的早期先进的经商理念及作风，他们推行送货上门和上门收购等。“宁夏八大家”中先后破产的有，这些消极办法仍不能逃脱破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