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并获得南方阅读盛典•2009最受读者关注的“年度十大作者”称号。

我们会发觉在中国经营商业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中国人非常喜欢经商，而且有很好的经商智慧，有些家族在某些时间段甚至积累了非常惊人的私人财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没有办法在法理上保护自己的财富。

中国民营企业有四个经典困境。所谓“经典”，是指这些困境不是在今天发生，而是在1000多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历史上一再地发生，是具有周期性的一种现象。

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里，是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就是所有做民营企业的人都觉得自己头上有一个“天花板”，都觉得自己很累，特别是在最近的这段宏观调控时期，很多人要移民，很多人觉得做企业越来越累，所以大家觉得这是民营企业群体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困境。

一

那么在历史上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到底有哪些困境呢？我总结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困境是所谓的“楚河汉界”。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存在着两种资本形态的企业：一种是国有资本，一个是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它们有时不处在同一个战场上，国有企业是在上游地区，就是在资源型、能源型产业中；民营企业是在中游和下游的消费型产业中。当它们处在“楚河汉界”中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出现了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现象。

有一个法国的经济学家叫做布鲁戴尔，他说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都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低级市场，比如集市、店铺、商贩等，还有一类叫高级市场，比如资源性产业、交易所、交易会等。纵观全世界历史，他发觉在低级市场这个阶梯上，全世界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在中国，但是在高级市场上，中国历史上从来都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

在中国，有很多行业民营企业无法进入，比如金融，电信，资源型的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或者说进去后很有可能又被排挤出来，因为在那个市场里利润很高，你的左边、右边、前面、后面都是“大一统”，会产生一种排挤效益。

二

第二个困境是民营企业在相当长的历史上，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没有一种对等的契约关系，民营资本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没有获得法制上的保护。

中国在历史上是全世界经济组织发育非常早的一个国家，比如说全世界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就是在中国，宋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股份制企业的雏形。在2000多年时间里，中国民间老百姓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契约关系，但是当这种关系到了政府和民间之后，就会发现政府有时会用一种口号对民间财富进行剥夺，这个口号叫“均贫富”。

历史上，当社会贫富出现很大差距的时候，政府就会通过一种非常手段让富有者的财富被剥夺掉。比如在西汉，汉武帝为了攻打匈奴，把整个国库全部打空了，他就推出了“算缗运动”，要求全中国所有中产阶级上的家庭交出20%的财产给国家去打仗。有人不肯交，他就推出 “告缗令”：只要有人举报你对国家隐瞒了资产，国家就来对你进行清算，清算出来的资产一半可以奖赏给举报者。

司马迁在《史记•霍子列传》里面讲，自从“告缗令”和“算缗运动”以后，出现了两个效果：第一是当时汉朝所有的中产阶级全部家庭破产，第二是这些家庭没有人愿意把钱再存起来了，也没有人愿意再去搞投资了。在历史上，自汉以后的唐宋明清到民国，我们可以看到，当国家财政紧张、贫富差距拉大以后，政府就会以“均贫富”的名义对民间进行一种剥夺。

三

第三个困境是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因为有资本，与其相关就会出现一些权贵资本，向政府寻租、权贵资本的横行是一两千年来出现的一种情况，所有的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三方面猛烈聚集。

当一个朝代到了非常腐败的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双首”现象，就是一个国家的首脑比如宰相又是这个国家的首富。他的钱从哪里来呢？一定不是通过正常的国家给他的薪水，一定是通过贪污、通过受贿等方式获得的。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曾经评选过全球1000年以来最富有的50个人，中国有6位入选，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景、吴炳健和宋子文。这6个人里5个是政治人物，只有吴炳健是广东商人，所以说，中国的财富向权贵、向官场倾斜是非常严重的。

即便是那些获得了发展的企业家，比如说入选的吴炳健，他当时是广东十三行的商人，当时也号称是“世界首富”。他有2600万两白银，这些财富就是通过向政府寻租获得外贸垄断权所获得的。当时在晚清，全国有三大商帮，北方的晋商致富是靠盐业垄断、靠票号垄断；到了长江流域是徽商，是靠卖淮盐致富；在南方就是广东的十三行商人，是通过特许的外贸经营权垄断。

四

第四个困境是在权贵资本和国有资本双重高压之下，所有从事民间贸易的这些中国商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场“告缗运动”，把财富全部剥夺掉，所以中国商人愿意把钱迅速花掉，他会觉得“富不过三代”。当中国商人有了这样的心理以后，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你在产业中通过工商业获得的资金，不愿意再投入到工商业，而愿意投到消费领域里，就会去奢侈消费。恰如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一样，去投资、去买房，转移到产业经济领域里。

从生产领域里转出来进入到消费领域里，使得这个社会在一段时期后会变成一个非常奢靡的社会。我们都把明清晚期叫做“放纵的社会”，表面看上去非常繁荣，实际上经济成长已经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这是非常可怕的情况。这种情况并不是只在某一个朝代出现，汉朝就已经出现整个工商业资本没有办法保全就转而购买土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就是说通过工商业来获得财富，然后把它转移到土地上去。

五

当以上四个经典困境出现以后，我们会发觉在中国经营商业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中国人非常喜欢经商，而且有很好的经商智慧，也积累了大量的文明财富，有些家族在某些时间段甚至积累了非常惊人的私人财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没有办法在法理上保护自己的财富，所以一代代的资本在不断泡沫化。

怎么才能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商业者走出他们前辈所面临的困境呢？

我觉得还是得回看四个经典困境，我们要改变这些制度性的状况。比如我们要改变整个中国市场被区割为顶层和底层的状况，要让所有的民间资本能够进入到顶层，到资源型行业，到金融业去获得发展的机会，不要再出现“楚河汉界”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们要改变中国政府和民间那种不对等的契约关系，要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所有的政府和企业都必须在法律的前提下、在法制化的前提下，来思考相互之间的关系。

另外，我们要改变权贵资本横行的情况，让财富不再向权力、资源、土地聚集，让所有通过工商业获得财富的人，在这个国家里能够安全地从事经营活动，而且愿意把自己赚来的每一分钱再投入到工商业中。

还有就是要消除民营企业心中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的幻灭感，能够让整个工商阶层从他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成为中国整个公民社会、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这样中国的市场经济才能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