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商业文明捍卫底线，虽然无奈，却不可回避，底线正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市场体系的基石，它无时无刻不在遭受惊涛骇浪的冲击。

　　底线如同底裤，必不可少，但又不能时时拿出来展示。当底线成为一个话题，也就意味着它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它已经“内衣外穿”，它已经千疮百孔，它已经“底线不底”，而成为跳起来也摸不到的天花板。

      不信？试看之。

　　近年来，每个中国人似乎正在成为化学家，每日都在实践中学习三聚氰胺、重金属、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一滴香的分子式。食品安全本来是底线，营养、美味才是竞争力，如今“安全”反而成了第一竞争力，药房都开始卖无公害大米。

　　根据2010年修订的乳业标准，产品中的蛋白质含量由原标准中的每100克含2.95克，下降到2.8克，此标准远低于发达国家3克以上，与此同时，每毫升牛奶中菌落总数标准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200万，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低，一系列恶性事件之后，“底线”不升反降。

　　居民以自焚来维护陋室，工人宁可从高楼上一跃而下也不愿意面对轰鸣的机器，矿工需要开胸验肺才能证明自己确实得了职业病，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堂而皇之地抢夺超生婴儿，卖到海外，名曰弃婴??

　　现实比小说更魔幻，底线几近成为一种装饰——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被用来一次次突破。

　　与此同时，“腾飞”是描述中国经济最常用的词汇，不用罗列那些辉煌的数字，只要持续地观察一座城市、一个小镇、一个村庄就能感触到渴望“腾飞”的巨大能量。鄂尔多斯，一座以资源产业为主的北方小城人均GDP号称要超越香港；距离海岸线2000公里的内陆重庆，一夜之间成了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

　　中国的现代化之旅总是让各种动乱阻断，最近三十年来和平岁月才维持了基本健康的秩序，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财富的地壳运动，更成为中国深度改革难得的时间窗口。世界经济在2007年年末发生强烈转向，全球都在俯首倾听中国的声音。然而，各种不断突破底线的行为却成为转型中国难以绕过的恶礁险滩，利益遭到剥夺的痛苦遮蔽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市场逻辑出现了倒退，寻租文化与失信文化如影随形。

　　时至今日，变革已只能进不能退，否则将重温一百年中曾屡次发生的噩梦。如何在机会主义与长远目标中取得平衡？如何驾驭空前复杂的利益关系？如何在财富增长过程中告别血祭？这注定是个痛苦而撕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呼吁商业文明捍卫底线，虽然无奈，却不可回避，底线正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市场体系的基石，它无时无刻不在遭受惊涛骇浪的冲击。

　　2011年7月1日，200名中国企业家赶赴日本，聆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的管理哲学，稻盛和夫在盛会上说，日本目前政治混乱，经济低迷，困难重重。企业该怎么办？概括起来就是贯彻正道。行正道者必遇困厄，无论身处何等艰难境地，无论事之成败，身之生死，志不稍移。

　　贯彻正道，志不稍移，就是坚持底线。稻盛的经历证明，洪流滚滚，历史交替，唯有能坚持底线者，才能笑到最后。

　　无底线者无敌？

　　“底线”之所以脆弱不堪，是因为有人摸索出了一条可悲的规则：不遵守底线带来的暴利，远远大于由此带来的惩罚，也大于遵守底线获得的收益。有这种鼓励“破坏性”发展的生产力，必然会创造出适应它的各种生产关系。

　　王石，这个著名的不行贿者，因为坚持底线显得像个异类。

　　在某次会议上，一位发言的企业家针对王石的“不行贿”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话音未落，台下300多位听众掌声雷动。以房地产行业的特点和万科的地位，“不行贿”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当年因为不行贿，万科拿不到市中心的好位置，只能开发郊区附加值低的地块，对于一家刚刚起步的房地产企业意味着什么？

　　马云在评点中国在美企业遭遇诚信危机，频频被狙击时说：这些犯事的中国企业，他们缺的肯定不是对法则的理解，而是对法则的不尊重，缺的是对社会、客户、员工和股东的感恩，缺的是对未来、大众和事实的敬畏。

　　这半年来，马云其实过得不太平。先是阿里巴巴网站上爆出多宗有组织的诈骗事件，逾2000名卖家涉嫌利用假身份等诈骗海外买家，马云因此挥泪“斩卫哲”，不久后，因为支付宝股权转让事件，他被批缺乏契约精神。

　　对于这些事件，外界更愿意相信“斩卫哲”的背后是内部权力之争，而支付宝股权转移不过是马云为收回控制权早就布下的一粒棋子。真相虽然扑朔迷离，但阴谋论永远更能够为人所接受。原因之一是，欺诈顾客，或者采取VIE(协议控制)的方式绕过监管，在业内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似乎用不着像马云一样大动干戈。

　　令人齿寒的是，突破底线成为某种“共识”，合理的存在于每一角落，这意味着商业生态的恶化。

　　中国煤矿矿难爆发之频，死亡率之高，在全球名列前茅，用一位陕西渭南矿主的话说：“挖过煤后，连贩毒都不想干了。”一口投资几十万元的黑井，一年下来至少能挣1000万元，即使给上面人“塞俩钱儿”也比合法矿井利润高得多。即使死了人，私下给家属四五十万元的补偿，也就摆平了。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锡武算了一笔账。他在原国家环保总局挂牌督办的一家重点污染企业调研时发现，2005年该企业应当缴纳排污费116万元(实际上只交了36万元)，加上环保部门对其罚款4万元，这家企业一年违法排污总成本为120万元，违法100年也不过1.2亿元，而这家企业如果环保要达标，至少需要投入1亿多元。违法成本与守法成本竟有天壤之别，这导致污染企业“宁愿认罚不治污”成为普遍现象。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调查，2004-2009年间，IBM在中国至少发生了114起违规案，包括向官员提供海外旅游、娱乐和不恰当礼品等行为。跨国企业在华贿赂并非IBM一家，沃尔玛、朗迅、德普医疗、西门子等跨国公司都曾曝出过“贿赂门”。中国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开发空间和最丰厚的利润，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跨国集团认为值得冒风险，放手一搏。据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起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百度曾因搜索竞价排名传播虚假信息事件饱受质疑，其利用商业行为嫁接入用户的正常搜索结果，并将两者混淆在一起，使用户运用某些关键词搜索出的自然搜索结果最前数条均是其竞价排名的广告内容，甚至有可能第一屏全部是广告而没有正常搜索结果，其曾涉嫌收取300万元保护费屏蔽三鹿奶粉负面新闻，在“治疗性病”、“癌症”等关键词方面曾误导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不过，让百度放弃以竞价排名为核心的网络营销殊为不易，其早期高速发展主要是基于这种模式。

　　当矿难、污染、行贿、虚假信息竞价排名可以获得暴利，全行业的守法成本也就毫无悬念地提高了，正规经营，不越过雷池一步，也就意味着更低的利润率、更少的市场机会，最终会劣币驱逐良币。

　　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下，即使对像王石、马云、柳传志这样的商界领袖来说，坚持底线都是“艰难的决定”，那么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不择手段往往是生存压力。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成为堂而皇之的理由，“道德的血液”也就迅速流失，“赢”成为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判断，至于如何“赢”的手段也就并不重要。正如某位西太平洋大学的某位博士所言：“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财经评论人士叶檀将中国的商业文化概括为领袖兵法、历史权谋、商业丛林战三大法宝接合而成的大拼盘。不顾底线的商业文化造成了三个恶劣后果，首先是制造出市场的“权贵阶层”，压制最有活力的市场新生力量。其次是野蛮的、三聚氰胺式的经营手段激起强烈的社会不满，并将之引向归咎于市场“过度自由”，重新给予权力介入的口实和理由。最危险的一点是，市场经济规则和契约的基本底线被攻破，每一个市场主体都陷入崩溃的境地之中。

　　“很多中国商人把价值观、道德不当成底线，而当成一场智力游戏，足够‘聪明’的人总是在这场低风险、高收益的游戏中赚得钵满盆满”。经济学家周其仁曾如此形容。

　　谁来扮演“守夜人”

　　在商业世界中，底线不仅是一个道德概念，也是一种市场概念，市场主体是否尊重底线，取决于三种成本的动态博弈。

　　第一种是时间成本。如果用横坐标代表时间，纵坐标代表成本，则底线的成本可能符合这样一条曲线，一开始的时候，遵守底线会造成企业成本很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会越来越低。

　　清代同治年间，山西平遥城内有个沿街乞讨的老太太，有一天，她来到日升昌总号，拿出一张皱巴巴的汇票，让柜上兑换银子，数额为12000两之巨。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经商，经营皮毛生意，同治七年收拾余款在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款12000两银子后，将汇票缝在衣服里起程回家，不料途中急病身亡。妻子失去了生活依靠，贫病交加，不得已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时隔三十年之后，老太太翻晒丈夫留下的夹袄，摸到汇票，便抱着前来兑换现银。

　　当时并无金融监管，信息管理技术也谈不上，日升昌当然有足够理由不兑换这张汇票，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当年晋商将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视为底线，所谓“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这一底线坚守数十年，所费虽巨，终于为晋商赢得了最宝贵的信誉，日升昌也因此控制了大清帝国金融流通，如梁启超所言“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第二种是规模成本。即使在同一行业，底线并非整齐划一，市场主体越庞大，其底线也应该比同行更高，突破底线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

　　2011年3月15日，经中央电视台“3·15栏目”曝光，双汇子公司收购含有瘦肉精的生猪，不到半个月内，双汇市值蒸发103亿；每天影响销售15个亿，全年预计增加检测费3个多亿，总损失不会少于120多亿。而其多年建立的商誉，几乎也遭到没顶打击，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瘦肉精在生猪养殖业中普遍偷偷使用，而且已经延续多年，板子为何打在双汇身上就格外沉重，双汇既冤枉，也不冤枉。大企业有大责任，虽无明文规定，公众对它的要求，与小肉贩自然不同。

　　玖龙纸业曾陷入“血汗门”，富士康曾陷入“跳楼门”，两次危机都与员工待遇有关，企业一时都遭受沉重打击。平心而论，玖龙纸业与富士康都算不上是血汗工厂，在珠三角，待遇也在上中之列。但其是行业龙头，外界对其所要求的底线，与小作坊不同，不能仅仅是准时发放工资，而是也要关注工人的心理健康等等。

　　第三种是产权成本。没有明确的产权，就不可能形成明确的责任，很容易进入“无主公地”状态，而在“无主公地”上放牧，任何人都不需要底线。一个人要逃避责任的最好方法就是说自己对所有人负责，这样等于对谁也都没有责任。因此，产权越明晰，产权人的预期越确定，底线也就越清楚。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讲过一个故事，他在农村的时候，过去集体种了很多树，每年都搞绿化，因为上边有任务，但这树总是长不好、长不大，或者让人偷着砍了，或者让人放羊给啃了。后来村委会决定把树分给大家，第二天一看，很多小树又被砍了。于是第二天召开社员大会，说树又全部归公，砍了就犯法，以后几年，也没有控制住砍树的行为。

　　对村委会来说，不能砍树是底线，但是树成了社员的，为什么他还要砍？因为社员有自己的预期，他知道今天不砍，明天树就可能被收走，果然，后来树还是被收走了，预期也就被充分证明——以后村委会每分一次树，社员也就可能再砍一次树。对村委会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树分下去，爱砍你就砍，但是生产队就是不收回来，过几年，没有砍树的人就能赚大钱，砍了的人肯定后悔，然后大家又都开始种树，集体的底线也就自然保住了。

　　以上所说的三种情况，实际是较为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往往能看到这些模式并不一定正确，例如严守底线的企业，很可能活不到明天；而大企业因为树大根深，往往违法成本更低等等，这是因为在三种成本之外，还需要有“守夜人”的角色，如果这个角色扭曲，市场主体自然也会产生感应。

　　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政府介入应该越少越好，市场是看不见的，政府最多是一个守夜人，做最低等的事情：定义产权、执行法律、维持秩序、鼓励竞争。但这个思路也有其局限性，理论上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但事实上全世界各国政府的存在和干预都远远超过了“守夜人”的角色，政府的手段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大，但是政府通常并不能如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预期一样，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按照国际上对政府行为模式的研究，认为政府也会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就中国而言，财政部有财政部的利益，人民银行有人民银行的利益，发改委有发改委的利益，它们的背后又有很多其他的利益。它们对于底线的管制和把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各种复杂利益的驱动，而许多私权力，正是隐藏在公权背后发挥作用。

　　2010年11月，时任重庆市江津区区委书记的王银峰与某地产开发商的一段对话录音曝光，王银峰以妨碍区委办公大楼的风水为由，直接要求该地产开发商的一个合法项目停工。这是权力突破法律底线，直接干涉企业经营的典型例证。

　　周其仁在点评中国改革三十年历程时曾指出：虽然经过了三十年，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彻底完成，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还过分依赖“权力经济”。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

　　公权力处于暧昧模糊的状态，也就成为底线的最大破坏者。跨国公司一直对行贿的指责心怀不满，“在中国，你不贿赂根本就拿不到订单。”在朗讯及德普贿赂案被曝光后，当事人均如是说。尤其当他们的客户集中在大型国企或其他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领域，例如基建、银行、保险、电信、钢铁、航空、汽车、石油等时，这种说法虽然无奈，也是实情。

　　从1995年到2007年，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6.2%，三者之中只有政府收入远高于GDP.2005年对国资流失的讨伐达到顶峰，中国股市也几近崩盘，资本市场成为权贵圈钱的围场，自此才启动股改，换来对普通投资者的对价补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经济更是空前膨胀，央企成为资金、技术、人才的资源汇聚地。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正在衰落，其强势政府的兴起，政府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不仅国有企业在政策、法律、资金、资源、意识形态优势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政府各部门也对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地进行干预。

　　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守夜人”还是公众，所看到的企业底线，往往是一把失去准星的尺子，三种成本对底线的影响远远不如行政之手。

　　底线坐标系

　　每当谈到中国商界的底线，难免会将其放到一个坐标系中，中轴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商业伦理，横轴是中国古代的义利观。当国人心羡西方文明，或者发思古之幽时，也不要忘记，围绕着底线的挣扎是亘古以来就有的古老命题，没有哪一种文明天生就具备高尚的品质。

　　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是一部由海盗、战争、饥荒等写成的历史，但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萌芽，构成其企业家底线的主要是两个要素：信仰与契约精神。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第一个提出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得益于基督教新教伦理价值观，对商业伦理和公司对社会责任的学者，都不会错过对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30年代-20世纪初)杰出企业家的研究，他们处于工业革命时期巅峰时代，多数都追求双重目标：商业成功和社会责任的履行。这些创建于150年前的公司，很多现在依然生机勃勃，而他们所建立的慈善组织和公益信托机构，今天仍然在不断提升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这是一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一个贪婪的时代，同时也是信仰的时代，它的商业精神直到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

　　《泰晤士报》的资深记者伊恩·布兰德尼曾研究了十位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企业家的经历，发现两种信仰体系，即政治和宗教的信仰，对他们的商业和慈善事业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们都深深地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道德观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所激励。这10人中的9人，都卷入了19世纪后半期的自由党。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代表了自由贸易、自助，最小限度的政府干预和国际性友好合作，慷慨和宽容以及社会的根本变革。它强调这一切应该由公共政府来实施，但也依靠个别人和社会自发的、主动的行动，强调那些拥有财富之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宗教是这些企业家生命中最主要的支配力量。他们不一定信奉国教，有的是公理会信徒，有的来自神论教派，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做事有条理、有规律；生活节俭，在工作上不懈努力和自我提升，在生活上又是自律和自我节制的榜样。

　　对美国镀金时代的企业家而言，宗教同样是他们商业和慈善的推动力量。19世纪初，开大基金会风气之先最著名的是钢铁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们都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以残酷无情的手段发家致富，有“强盗爵爷”的恶名，同时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对各项事业巨额捐赠成果累累，而且树立了基金会的模式，对整个这一领域都有深远影响。其捐赠的重点多在文教、卫生、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还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大多带有开创性。

　　卡耐基与老洛克菲勒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所属教会不同，在建立基金会之前都已进行过大量捐赠，身边都有笃信宗教的好友为其策划，把捐赠制度化。卡耐基发表的文章《财富的福音》如今已成为公益事业的经典。其中表达一种信仰，归纳起来就是：社会的贫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就是有优劣之分。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凭才能和努力达到的。但是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为帮助不幸的“兄弟”和改善社会而做出贡献，这也是上帝的旨意。

　　对于那一代美国人来说，基督教的信仰的确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它同时还代表美国精英的一种理想。同时，宪法也鼓励这种正向的价值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运动，正是经历了三次社会变革，美国树立了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守住了社会价值观的底线。

　　“美国人从小就在受这样的教育：明确的责任、义务及法律的不可侵犯性，这是法制社会的基础。”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高级讲师Lena G·Goldberg女士在接受《绿公司》采访时说：“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美国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约束，当然，任何法律不能彻底消除突破底线的行为，法律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来辨别和界定那些法律无法到达的灰色地带，确定这些行为是否合理，并制定新的法律。”这期间的复杂过程，已难以在一篇文章中叙述。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无神论国家，缺乏信仰约束的基础，但是，它也有一套维护“底线”的严密原则。如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所分析，在中国，儒家构建的信用解决方案是基于“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秩序以及相配的文化价值体系，其基础社会单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也就是说，儒家秩序的“硬性”基础是自然的血缘关系和家庭，“软性”基础是“三纲五常”价值体系。

　　儒家文化的宗旨是通过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家庭、家族成员间的金融交易或说经济互助有坚实的信用基础，将任何成员的违约风险、“不孝”风险降到最低。所谓“孝道”的意义亦即如此，通过强化对后代的儒家文化教育，使家庭、家族成为大家都能信得过的金融、物质与情感交易中心。

　　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解释，在外部市场还不存在或不发达的境况下，跟陌生人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交易，交易成本会太高，“失信”会太频繁。而如果在家族成员间做交易，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体系下，违约风险小，交易成本自然低。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道德约束力体现在每一个阶层，即使是“天子”和“官员”，如果突破这条底线，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打着“替天行道”旗号的权力重新分配。作为道德式的自我约束，信誉和信任也是中国古代商人的主动选择，在没有明晰的法律条文和有效监管之下，失去诚信就是失去生存的底线。这一点，在前文提到的晋商中，体现得最是充分。

　　但是，正如陈志武教授所分析，儒家文化的主导也使得中国没有形成支持股份有限公司的法治架构，因为市场的特点之一是交易的非人格化，而儒家文化下相对于家族而言的外部市场难以有发展的机会。进一步而言，由于陌生人间的市场交易、利益交换机会有限，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没机会摸索发展出一套解决商业纠纷、执行并保护契约权益的外部制度架构，所以中国历来有详细的家法宗法，而缺少国家层面的民法内容。

　　与此同时，推动中国历史上利益分配方案变化的，决定除了儒家文化这条“温情脉脉”的显规则外，还有一条以暴力和权力为基础的潜规则。学者吴思将之定为“血酬定律”。简单而言，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权力最大者说了算。

　　这就使得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为密切，虽然帝国对工商业集团的看法和态度渐趋缓和，但为了发展和自卫，工商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而帝国对民营工商业的正式保护也从未超出牧人对羊群的范畴，目的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羊肉和羊皮。

　　在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中国工商资本，“底线”并非一个必然要素，相反，因为坚持底线，往往可能付出额外的代价。盛宣怀、胡雪岩、虞洽卿等人的传记在中国大热，正是因为他们在政商关系上的乖巧是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可以学习的样本。

　　这种文化下培植起来的企业家，“底线”就是如何在如履薄冰的政商关系之间走得更安全。如果不能刮骨疗毒，“底线”在中国商界将永远是一个伪命题。

　　超越底线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如果以维护底线为目标，中国企业家只能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关于“底线”的讨论，实际上是如何构筑中国新商业文明中的一环。

　　限制权力的边界，树立起法律应有的尊严，让法律成为最有力的底线，在社会成员的心中建立规则观念，以挤出权谋之术的泛滥。

　　现代社会，权力的边界就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底线，这一边界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才能被证实其有效性。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下，法律早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性需求，如果政府权力的施行失去法律的约束与限制，必然会侵害个人与企业的利益，侵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政府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实现司法独立，淡化人治色彩，限制自己的权力，成为‘有限政府’维护公权力的公信力，守住法律这条底线，这些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才能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在接受《绿公司》采访时说。

　　公权力应该加强监管的，应该是那些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例如环境污染，最近中海油因为漏油事故，污染了渤海湾840平方公里的海域。但在此前的通报会上，国家海洋局将油井作业者康菲石油公司列为责任人，并表示中海油是否承担责任，要看双方的合同内容。

　　发生漏油事故的蓬莱19-3油田由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合作开发，中海油拥有油田51%的权益，康菲公司拥有49%权益，后者担任作业者，负责油田的开发生产作业管理。中海油是拥有过半股权的合作方，为何无须承担责任？对此，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王斌解释说，依据惯例，海上原油泄漏事故的作业方是直接责任者。

　　2010年4月发生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后，尽管英国BP石油公司不是作业方，也对一些作业公司提出了诉讼赔偿，但其自身也损失惨重，并设立200亿美元基金用于赔偿附近民众。

　　在之前的发展思路中，企业造成的公众利益损害，所形成的成本往往没有内部化，而是由社会承担，或者虽有赔偿，与损失相比却也是九牛一毛，监管方面只有明确突破底线者的埋单责任，才能将这些外部成本内部化。

　　人人皆是环境，在这场变革中，企业家何为？

　　2009年，稻盛和夫到清华大学演讲，有人问道：“企业应该学习杰克·韦尔奇式的美国经营之道还是日本的管理哲学？”稻盛提出，美国有先进的管理科学，这些方面可以向美国学习，而管理哲学和思想还是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

　　“敬天爱人”是稻盛和夫根本经营之道，其源头来自于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西乡隆盛，而西乡隆盛是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的忠实信徒。“敬天爱人”，是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底线。

　　创立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经历，稻盛和夫已经向中国企业证明：“敬天爱人”并非是虚无飘渺的道德要求，而是创造价值的可行路径。

　　“企业的眼光不能只停留在谋取利润上，这是经营之‘术’的层面，如今需要回到原点，进行经营之”道“的思考，重新树立‘利他主义’的价值观。企业要想得到发展，首先要认清一个重要问题：你做的事对社会有没有意义？”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夏华在接受《绿公司》记者采访时说。

　　重构底线，不仅需要道，还要寓道于术，一些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也开始探讨如何建立现实环境下的中国“新教伦理”。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曾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发表《跨越历史的河流》一文，他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要摆脱原罪束缚，首先企业家内心要摆脱禁锢，正视问题、依法经营、守正出奇：“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商人精神，同时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

　　叶檀就此评价，中国企业家开始重视自身新教伦理的问题，说明市场文化资源开始成为本土重要文化资源之一，受到了重视。事实上，建立新教伦理不只是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更是全体国民的大事。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不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注定荆棘丛生，每走一步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与高昂的成本。

　　时代呼吁中国出现稻盛这样有大格局的企业家，为柳传志先生所说的“让社会空气更湿润一些”振臂一呼，就海外看，各大基金会发展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有威望的会长或顾问。他们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财富的支配权，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于工作中。虽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但都是胸怀大志，动辄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都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着重治本而不是治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