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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关系 晋商对于华夏文明的贡献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山西商人网   发布者:赵明景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服务电话:15300248390 时间:2009年9月22日 15:49


        几多沧桑,几多辉煌。根据历史记载,从战国以来,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最早是楚国,开始营建长城,随后,齐、燕、魏、赵、 秦等国基于相同的目的也开始修筑自己的长城。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著名大将蒙恬北伐匈奴,把各国长城连起来,西起临姚,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遂称万里长城,这就是“万里长城”名字的由来。
        中国万里长城的历史起源是有其辉煌的历史。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万里长城的历史里,明代这长城九镇是:甘肃镇、宁夏镇、延绥镇、固原镇、山西镇、大同镇、宣府镇、蓟州镇、辽东镇。
        实际上,秦皇汉武以后,东西方文化在黄河“母亲河”以西,故称河西走廊的万里长城这里交汇融合,从而有了“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文明奇迹。中国万里长城自构筑的那天起,就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两千多年以来,没人能从情感上割裂万里长城,因而也就无法割裂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文明,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等特征。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其文明的继承、发展和观点正变得日益清晰,最大特点是其发展的连续性和引人瞩目。
        让我们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公元前,中国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之后出现的“丝绸之路”文明却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是划时代的大事件,但在后世的无数专家学者都毫不犹豫地投入到相关的中国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研究之中,难道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中国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辉煌的历史,就是极端以军事防御为主导的辉煌历史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中国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之后出现的“丝绸之路”文明,始终是这条沟通东西方交流之路的重要纽带,仍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问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什么他将黄河改名‘德水’,以为水德之始。他在泰山上刻石颂德也说“端平法度”,“除疑定法”,要人民“尽知法式”,“普施明法”。
        为什么只有大唐被少数民族称为“天可汗”不修长城?!为什么中国长城是以“天下九塞,雁门为首”?在事实面前是难以回避的。对于今天的我们,山西保德一带黄河岸旁与长城相互间巧夺天工的方墩台子,圆墩台子又代表什么?搞不懂现在的人是怎么研究中国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之后出现的“丝绸之路”文明了?我实在想不懂!!我们真的应当好好反省了!
        置身于山西保德,为什么山西保德一带黄河岸旁,他将长城相互间巧夺天工的建筑方墩台子,圆墩台子?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所体现出的积极的交流作用和广泛的文化意义,已经超越了地域文化的范畴,它所记录的是中国黄河文化与长城建筑交流史上永久的辉煌。它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国古人以“天人合一”人文思想设计构思与大自然相结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更是在唐代被少数民族称“天可汗”不修长城的形势下,形成了中国黄河文化与长城建筑相互间的巧夺天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文明,是伴随着中国黄河文化与长城建筑相互间的地理环境的变化、中原与边地间的战争、宗教形势的变化而变迁的。新的丝绸之路被开通,旧有的丝道便被废弃。结合长城及嘉峪关内外,兼及锁阳城、破城子等唐代古城址;中国北京紫禁城的所有对外城门,为什么设计外方内圆来论证,又比如中国北京天安门前,为什么设立正阳门的建筑,其实质更是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以正治国。这不单单是验证黄河文化与长城历史,还重新书写丝绸之路文化与“丝绸之路”的文明历史。实际上完全符合中国黄河文化与长城历史 “抱圆守方”的法则,更是符合“圆为万变,方为宗,以方生圆是修身”的观念。
        在事实面前,中国山西保德一带黄河岸旁与长城相互间巧夺天工的方墩台子、圆墩台子, “天人合一”人文思想设计构思与大自然相结合,是被中国山西商人代代相传,作为丝绸之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晋商文化精神来传承。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社会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什么他将黄河改名‘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追溯万里长城“雁门关”的文明源头,这种大雁文化价值不是孤立的,雁门关之称,始自唐初。雁门关关城踞于雁门山雁门之口,距山西省代县西北的20公里。有关门三座,即东门、西门和西门外的一座南北向小北门。东券门上是“天险”题字,西券门上是“地利”题字,北门门额石匾刻“雁门关”三个大字,其两侧镶嵌砖镌联语:“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 。
        很显然,既有“雁门关”独立性的、历史文化人性化的、理与法综合性的三位一体系统特征。为什么中国历代的重要思想家,大多是继承和发挥着这一创造性“天人合一”的人文道德观,也是以追求民族和平的力量源泉,蕴藏了中国万里长城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实在太厚重、太巨大了! 
        的确,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古来的帝王所不可比拟的。雁门关之称,是自唐初变塞为关。《唐书"地理志》描述这里“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立西径关,亦曰雁门关”。为什么中国长城是以“天下九塞,雁门为首”,相传大雁形象自古是被作为中国人类文明的尺度。
        确立中国长城主题文化,过去在中国民间说:“长城挡君子,挡不住歹人” 。而中国长城“雁门关”这一边关重镇,是以“雁门关”建筑语言的表现形式上,言简意赅的表现方法上,弘扬着万里长城鲜明的文治与教化的民族个性特征,弘扬着万里长城与时俱进的人文品质和中国“丝绸之路”的和谐精神。
        中国历史记载宁夏银川属北地郡、朔方郡等地。银川古城是与游牧民族长期战事不断的长城边关重镇。据说盛唐时代兴建银川玉皇阁的礼仪建筑,是依据中国丝绸之路地理、历史,以文治与教化为背景,结合中国文化“道”、“器”不离,“体”、“用”合一的理法观念,用系统来贯穿繁杂的事物,用一理来贯穿万种事理。
可说中国文化造就了长城建筑,丝绸之路体现了中国文化。
        盛唐时代丝绸之路以文治与教化为依据,弘扬长城“我像人”,她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对全人类智慧的发展无疑是一项重大贡献。我是一个老银川、宁夏晋商“天成西”商号后人,父亲经常告诫:“从来可大而不可久者,非良法也,能暂而不能常者,非美意也。”祖上早就有言:银川玉皇阁上“卧象人”,寓意“我像人”。相传此“卧象人”文物是出自盛唐时代的无价之宝。银川玉皇阁特有的人文景观是标志做人“永恒的古训”。
        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银川玉皇阁上“我像人”,给人民带来什么利益,民族应该觉悟,社会才能进步。据说玉皇阁上“我像人”,它更是在唐代被少数民族称“天可汗”不修长城的形势下,形成了中国文化与长城建筑相互间巧夺天工的长城灵魂、长城精神、长城境界和长城历史的不朽丰碑!
        研究发现,银川做为万里长城的边关重镇,是从大唐盛世开创“立人之道”建筑的语言,时时刻刻在对人生起着教化的作用,启迪不明事理者怎样学做人,做好人。表达着大唐被称为“天可汗”,对各族人民的团结之情。它也是有着万里长城历史地理的特殊性,曾先后是西戎、羌、匈奴、西夏等古老民族的生息之地。问题在于,历史明确记载大唐盛世最早设置灵洲,包括在银川举行有一次多国盟会。大唐被称为“天可汗”,则是利用银川地处长城塞北江南的自然环境,潜移默化,对各族人民起到了实际影响……
        西夏被蒙古所灭,为了“夏地安宁”,这就是史称宁夏的来历。修建银川玉皇阁的礼仪建筑也是象一座牛头型造型以镇邪。中国长城“我像人”这一古朴典雅的和谐之美,在宁夏银川玉皇阁城楼上正南面梁脊上镶嵌了1300多年,她是承载着中国厚重的长城历史和长城文化,也是我们华夏子民最不该遗忘的。过去,银川玉皇阁的礼仪建筑是以“帝鉴”“天烙”,起到刑德并用,长城“我像人”她是教导人们要利用最简单的民间理法来惩恶扬善,更是中华民族坦荡诚实,扎实做人的“诚信”标志。
        中国古人讲:“人为天下之贵”,永不虚伪。问题在于宁夏银川自古为长城边关重镇,钟鼓楼券门洞内是有四只虎形成对角相争,为什么四虎被压在钟鼓楼的券门洞内?相传只因为中国西部民族战争不断,这不仅涉及到玉皇阁南券门有“帝鉴”,北券门有“天烙”的题字,而且也是以传统刑德并用,起到正南有一“卧象人”象征阳德;北面有一“大铁人”象征阴刑的理法观念,这是证明“起心动念有善恶,意诚心正不自欺”,中国古代以长城建筑阳德与阴刑的语言方式,实践中国社会整体的文治与教化。
        首先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古代人追求天人合一,辩方正位,刑德并用。长城“我像人”,她是象征中华民族做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的准则。中国文化中讲:“慎恐者得平安,轻侮者得破灭”。
“丝绸之路”她是用来维系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和平长治久安的繁荣与发展,往往起到法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孔子说“礼失求诸于野” 使“乱臣贼子惧”。实际上我们弘扬中国长城“我像人”这一古朴典雅的和谐之美,更是以文治与教化成为法律的补充,当是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明白地知道,“丝绸之路”她的社会进步作用是个渐进过程,离不开教育制度。
        从“人文银川”所涉及到的长城及丝绸之路内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都是在展示中国文化的这些内涵。因而,最能体现出中国文化中质朴厚重的成分,都深深烙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迹。一个没有理性的民族,还谈什么强大?这对浮躁社会下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启迪意义。确切地说,“人文银川”良好形象得到了树立,城市化大格局的形成,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意义凸显无疑。“人文银川”城市建筑之所以成为经典,让人百看不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涵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它们体现了时代性,融合了民族社会整体的文治与教化,做到了中国文化中实用性和审美性的高度统一。“人文银川”城市建筑文化的作用特殊,我们决不能轻易的一切于经济和政治需要挂勾,而破坏“人文银川”固有的实质性内涵
        在中国人的眼中:“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传播世界文明、沟通东西方交流、民族文化融合之路。”中国“人文银川”城市建筑所具有的文治与教化功能,这在中国环境地理学和世界建筑学中是独领人类文明之先河的。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大唐盛世,至今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儒学的及其各学科的高潮期。
        毛泽东就比较客观地讲过,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做历史性的总结和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弘扬其民族之精华。说来巧合,对现在对西夏政治腐败,国势衰落到极点的过度宣传提出不同看法,也会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的。
        西夏的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这个时候党项族开始强大起来,其中拓跋赤辞投降唐,被赐姓李,迁其族人至庆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封为平西公。自此在此定居。在西夏统治者的倡导下,党项族是同时期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一个民族。
        之前,西夏陵默默矗立在漫漫戈壁,我们原本对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毁盗殆尽,并不很陌生的:但是,后世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因为史籍中的空白而放弃对它的追寻。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如废弃的建筑、残缺的经卷以及残陵乱冢,寻找着这个佚失王朝的踪迹。研究宋初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西夏末期,朝政长期处于内乱之中,政敌和宗党间的斗争激烈。蒙古汗国建立后,几次征讨西夏,经过长期的抗争,西夏于末帝宝义二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当我们面对西夏拓跋赤辞投降唐,被赐姓李,经常出现在梦中的国势衰落到极点时,它给我们的冲击从自治、到分裂中国依旧强烈。
        我们开始细细品读西夏的历史根源。原来它是一个虚伪的商业炒作西夏历史,原来它是分裂中国的一个民族,原来它是割断中国长城“丝绸之路”192年。西夏占据灵州后,在灵州道上不断劫掠往来商旅及文化使者,北宋与西域的交通随即断绝。然而往往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后来我竟和这些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其他古城址的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
        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崇尚物质,忽视人文”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经济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展时,我们也在默默承受为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礼”不复存在,逐利的经济冲动和浮躁的国民心态成为社会的主流。我们后悔了。于是,遗迹被重新修葺,国学成为时尚,孔子被重新挂到墙上……可是,书籍可以被重印,建筑可以被重建,精神和情感却是不能模仿的。
        银川平原“黄河襟带东南,贺兰蹲跱西北”。所谓九曲黄河蜿蜒东流,孕育了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当然,“人文银川”地处偏远,却很早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中间地带,曾经是扼守长城“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为何银川城市的发展总是在寻求美而又破坏美中徘徊?造成现代人功利思想抬头的错误认识:一是不把 “人文银川”真当回事,出现戏说、乱说,本身就是弄虚作假,不在乎“人文银川”的历史真不真实。一是几十年来割断长城“丝绸之路”历史陷入的误导,比虚伪的造假还可怕。
        虽然“丝绸之路”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丝绸之路昔时的荣光,并非像许多人想象,如同那许多消失在大漠中的西域古国那样地隔绝。汉代与西域关系的疏通与汉王朝设置的西域都护府保护“丝绸之路”畅通,保护沿途商人使者正常来往,加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分不开。在此基础上,西域各民族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了相当长的时间。
        “丝绸之路”是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召张骞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开始。张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外交家和探险家。西汉初年,他经过长达十余年的千辛万苦,历尽周折终于到达大月氏国,发现了辽阔的西域。张骞的路线是:从长安到陇西(临兆)经过河西走廊,从焉支山和祁连山下经过,到墩煌,出玉门关,阳关,进入西域,经过楼兰,龟兹,疏勒,到大宛,再到大月氏(都城在蓝氏城)后从大夏故地返回,跨过葱岭,到于阗,到阳关,玉门关,再从来路回去。张骞将大汉文明带到了西域,同时也将西域的葡萄、胡桃、西瓜、黄瓜和音乐、文化带回了长安,开拓了一条闻名世界的,从长安至古罗马的丝绸之路,将自古隔绝的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
        汉代、唐代繁盛时期为标志,长城及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时代。丝绸之路主要通道是萧关道,到唐代末期以后,因为原州被吐蕃占领,萧关道无法使用,出现了灵州道。历代王朝围绕长城及丝绸之路周边民族是战还是和的问题发生过很多争论,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周边民族不断干扰中原王朝的正常秩序,或以不平等的关系影响中原人民的安居生活时,中原王朝采取反击的措施是必要的。
        如汉代开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匈奴的关系,是在汉朝采取极端容忍、退让的前提下维持的,匈奴仍时常侵扰边境。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决定用战争来制止匈奴的侵扰具有积极意义。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说:“汉武帝要不是对匈奴进行反击的话,那历史就要倒退。”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战争尽管消耗了大量国力,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匈奴再也不能成为大患。
        在中国历史上她没有真正发动过一次对外的侵略。根据唐史的记载:唐朝有过一次,高仙芝他开边,当时西北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对中原不友好,叫高仙芝把她们打得远一点,结果他打到中亚去了。唐朝中央政府讲,谁叫你打那么远的赶快回来,高仙芝回来了。有过这么一次,为时不长。所以中国历史从古以来,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是没有发动过本质意义上的侵略战争的一个民族。
        长城及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门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只是可惜,今天的人们对路线最短的“丝绸之路”灵州——银川——凉州道新线索,有所不知。
        灵州道—银川—凉州道最捷径的走向,古人已有记载。高居诲在他的《使于阗记》里说:“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氏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里……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路线是出长安(今西安)北上,经淳化、庆阳、环县到灵武,再过了横城渡黄河经银川、出贺兰山西北行,经阿拉善左旗折向西南行百余里,即达白亭海至白亭河(今武威石羊河);渡白亭河可达凉州,到达河西走廊。尽管灵州道—银川—凉州道其走向发生了变化,但丝绸之路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没有改变。
        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国对西方的商贸交流,西域地区诸如鄯善、龟玆等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开始衰落,西藏吐蕃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了西域的大部;据此可见,当吐蕃兵锋直达关中,原州成为吐蕃铁蹄践踏的疆场后,灵州南抵原州后再达凉州的道路自然是阻绝不通。
        丝绸之路——不仅只有这一条西北丝绸之路,包括我们的黄河“母亲河”只有这一条。并没有什么南方丝绸之路、什么海上丝绸之路一说,哪有可比性啊。但是,按照目前学术界通行的现代商业炒作提法,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贸易往来,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所知,都有一种后天性迂腐的“软骨子病”,或见风使舵,或人云亦云,总之,懒得思考,或是不敢思考。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体制性腐败很难根治,一一摆出来,又能如何呢?不知是应该欢喜还是伤悲,是骄傲还是羞愧。很多人炒来炒去,剽窃拼凑者众,给予读者的东西严重诋毁了丝绸之路的形象
        从秦皇汉武到成吉思汗,从戎、狄、匈奴到明将清军,曾经在长城及“丝绸之路”留下种种印记。仅仅几十年内正是在社会教育这一点上,割断上千年“丝绸之路”历史陷入的误区,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宁夏银川作为万里长城的九边重镇。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宁夏银川新的丝绸之路被开通,旧有的原州丝道便被废弃。
长城及“丝绸之路”,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底蕴非常深厚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交通线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丝绸贸易的问题。因为安史之乱后吐蕃与中原的战争,不但占领了宁夏南部的各州,他们摧毁了南道固原后又弃城不用,还控制了整个渭河流域。新的丝绸之路北行道路被开通,银川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当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丝绸之路”依地域和走向,这条北行道路上有个重镇,就是现在的银川古城。唐代中原使节、商旅及僧侣往返皆走此道。实际上是“丝绸之路”灵州——银川——凉州道的另一种走向。自银川,出贺兰山(三关口)西行,穿腾格里沙漠,抵今甘肃民勤县,沿白亭河谷南行,渡白亭河至凉州,与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汇合。
        考察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文明进程从未间断。最便捷的丝路北道,相比丝路南道,北道与南道路途要缩短近500里。而更突出的这又给明代、清代山西商人的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便捷的走法,山西商人倡导“禾齐秀”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在于提升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崇高境界。他们都为丝绸之路的开通、维护及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北道看是向北绕了一个湾子,实际上这是出贺兰山越腾格里沙漠最好走的一条路。这条北道的距离要比经过固原谷地的南道更短,大大缩短了商队行进时间。除了银川平原地理原因之外,很少有人真正了解银川古城的神奇定位、起源等理与法的建筑观念。银川平原之所以成为长城及丝绸之路的九边重镇,和当时气候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来看、来分析,中国长城是什么?什么是中国丝绸之路的文明精神?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修筑万里长城的一些历史事实,并不只是对英雄的崇拜和极端的以军事防御为主导。而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最终是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又是以长城及“我像人”的文治与教化达到民族发展和谐稳定的道德规范为目标。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人们并没有全面认真的去综合研究中国长城的史学价值,更没有去综合研究中国丝绸之路的人文含义。中国古代是结合修筑长城,十分注重塑造“我像人”文治与教化“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长城民族的“君子”品德。所以中国丝绸之路的神奇,正是中国古代结合长城地理、历史和以文治与教化为背景,经历千百年来,形成“我像人”这样“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得以成立“化、教、劝、率”丝绸之路文化的事实根据。 
        我们从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西部的阳门关和玉门关形成的阳德阴刑,到嘉峪关自东向西喇叭口式的城关建筑看,为什么东券门题字为“光化”,西券门题字“柔远”来分析,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时刻在讲“光化去,柔远来”文治与教化的双向性。更具体一点讲,汉代列四郡、设两关,对中国是边缘的长城及丝绸之路,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一个文治与教化中心的中心。
        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文明所起到的实质性文化意义,在过去中国人是共知的事实。银川地域虽小,负载着长城及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影响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紧密地联结着中国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又是以中国长城“我像人”最活跃的民族语言,相互融合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文治与教化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以长城及丝绸之路系统形成了中国人类的道德规范,以保证与各民族间的相互经济活动和文化交流上的有序性。 
        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所表达出的文明极富一种综合性的和立体的史学价值,弘扬中国长城“我像人”这一古朴典雅的和谐之美,仅仅用语言文字是无法表达的,这是因为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是以真实的建筑,用在切合实际的长城及丝绸之路功能上是“在德不在险,守德胜于守险”。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潜在文治与教化的凝聚力,更是影响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几千年,最能体现出万里长城及丝绸之路的文明特色! 
        “世道人心”,中国古代视长城“我像人”为人类道德生活的依据,以至于人们把长城“我象人”守规矩,看成是合乎行为规范的代名词,强调提高做人的道德境界。在当今世界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也无疑是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中国人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对于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如何加强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我看来,弘扬长城及丝绸之路文明,也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的借鉴作用。
        而宁夏银川玉皇阁是中国长城文化及丝绸之路文明最有力的历史见证者。我们弘扬中国长城“我像人”这一古朴典雅的和谐之美,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承人类先进文化!探索考证银川古城文物建筑遗址钟鼓楼、玉皇阁和承天寺塔、海宝寺塔、贺兰山“天可汗”会盟台、包括“我像人”文物等古迹,它们是结合长城及丝绸之路文明历史最真实性的社会教育形式、相互对称的型制完整,保存现状相对完好上来作分析的。
        考证大唐盛世最早设置灵州,包括在银川举行有一次多国会盟。银川贺兰山“天可汗”会盟台文物建筑遗址整体的美,属于宏大、粗犷为特征,这也是在历史上与境内的游牧民族长期战事不断,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勇于开拓的民族团结进取精神体现。贺兰山“天可汗”会盟台的文物建筑遗址,传达出一种深沉的民族感情,凝聚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团结的力量。银川贺兰山“天可汗”会盟台启智性的社会教育象征,她是与“我像人”文物的整体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读懂银川古城文物建筑遗址所作的注解,我们可以领悟到比建筑自身丰富得多的人文内涵。
        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青藏高原奔流而下,从甘肃省的黑山峡进入宁夏境内。银川平原唯黄河而存在,唯黄河而发展,水资源始终是银川平原统筹全局的要素之一。但银川古城做为万里长城的边关重镇,银川古城建筑艺术的高度成熟及其伟大成就,证明银川古城不但拥有而且已发展为十分富于中国丝绸之路特色的建筑艺术。包括一整套引黄灌溉设施,也包括贺兰山长城“天可汗”会盟台的文物建筑遗址,配合银川海宝寺塔与承天寺塔,在整体上所突出的历史文明标志,表明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以“人文而教化天下之理”是国内唯一。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建筑,像中国的建筑文化这样,具有以人为本社会教育的审美价值。
        银川平原,秦、汉、唐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银川平原黄河两岸,以军屯和移民屯垦的办法,大兴水利,修渠溉田迅速发展了农业。自秦、汉、唐先后开掘千年的自流灌溉,引出无数可歌可泣、神奇玄妙的传说。秦渠、汉渠、唐徕渠等九大干渠,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青铜峡大坝营是唐徕渠、大清渠、汉延渠、惠农渠等4大干渠之首。唐朝设专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仅江南兴建和修复的水利工程,就大大超过了六朝的总和。银川平原田野上沟渠有致,稻花飘香,沃野平畴,一望无涯,形成为黄河“母亲河”流域一大奇观。
        唐朝李亨即位灵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里成了全国的政治中枢。灵州始终没有陷入吐蕃,这就从地理环境方面为长安———灵州——银川——凉州道的畅通提供了条件;再加上灵州升为大都督府,从政治、经济、文化的方面保证了灵州道的畅通。通常意义上的灵州——银川——凉州道,即指晚唐、五代到宋初这一历史时段以灵州为中心,连接西域与中原朝贡、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唐代韦蟾诗有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由此可窥见北道当时银川丝绸之路胜景之一斑,值得我们公平正义的现代人深入探讨。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进步,这一贡献所涵负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意义必将弥趋彰显。
        从地图上看,相比较而言,这新的灵州——银川——凉州道丝绸之路被开通,不仅符合中国银川城垣发展史的实际,既具有概括性也具有科学性,同时还有利于学科研究灵州——银川——凉州道丝绸之路的统一布局,及保护与开发的统一部署。因为,古老的丝绸之路连接着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中国丝绸之路与长城历经千百年风雨,是在多民族共存并处、相互融合,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相互交融的历史和现实,充分展现和印证了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事实胜于雄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保留至今较为完整的银川古城文物建筑遗址,有很多创造性的规律和法则,同时作为中国建筑的杰出代表,展示了中国丝绸之路文化的丰富内涵,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众所周知,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长城是我们的“脊梁”,是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人文银川”做为一座万里长城的边关重镇,在社会教育上人性化的文明精神潜藏,它是凝聚了中华民族和谐精神的长城历史缩影,也是开创了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黄河历史新篇章!我们也可以拿中国“人文银川”1300多年在建筑艺术上人性化的变化范例,来相互比较西方国家的建筑和文化;来相互比较现代的建筑和文化,从中让人们得到进一步自觉、理性和客观的认识了解。
        “人文银川” 在建筑艺术上严谨有序的布局紧凑,设计独特在于有形皆有法人性化的建筑造型对称别致。而且银川古城在建筑艺术上除结构精美绝伦外,丰富厚重的石雕、木雕、题字、碑匾等人性化的内涵浓缩其中。银川古城形成以人为本社会教育的审美价值,内在特色建筑和文化结构,整体自然形象神奇定位的人文内涵,真正是人类文明罕见的,且目前靠城市规划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另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社会教育无法取代的。
        在事实面前,笔者仍然不能忘怀,世界上除了中国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完成像长城及丝绸之路这样惊天动地、气势恢宏、艰苦卓绝的工程。它是人类友谊与和平的纽带,是全世界人民的璀璨瑰宝,还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和人类文明的伟大见证。截至目前从我已经查阅到的文献史料、资料看,史载:到了唐代,建筑有了统一的规划,建筑归"礼部"管,有了等级制度的社会划分,正是银川古城建筑艺术逐渐得以发展的内在契机。
追溯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的文明源头,我们必须要真实地了解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必须要真实地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因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银川古城整体建筑上具有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和保存较为完整的特点,所突出的长城及丝绸之路地域特色建筑文化,有很多普遍性的理与法观念。
        所以说,银川城市特色是个复杂的问题,让现在城市规划队伍一提文化规划都犯难,要不怎么能规划出来中国千城一面、特色危机呢?对此,我们才明白原来城市规划千城一面、特色危机的问题。假如我们把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整体设计构思的历史割断,仅从某一时期开始,实在是大错、特错,这样就很难获得对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的透彻理解。对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其他古城址的科学性考察,必须允许讨论和争议。同样,我们探索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文明起源的脚步也将由历史来检验,由社会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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