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煤老板再次集体现身寻求舆论支持
11月18日上午，杭州，一个事先不为人知的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会）广邀全国媒体，高调举办了一场“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
然而不同的是，从山西各地飞来的约20位温州煤老板，却准时出现在会场。这是继10月31日在杭州的一个浙商论坛上首次集体现身后，行踪神秘的煤老板再次集体出现在媒体面前。虽然现身会场，但是此次他们依旧低调神秘，既害怕媒体透露个人的具体信息，又想通过媒体寻求舆论支持。
晋官不与会 早在外界预料中
可以说以前有关“山西煤改”的各类新闻报道，并没有出现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的身影。是一封《公民建议书》让外界突然知晓了这一机构。在建议书中，该促进会及其律师矛头直指山西政府违宪。
随即，促进会高调举办研讨会，并广发邀请，同时表示山西方面也会派员参加。由此，舆论普遍认为，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为晋官与浙商的现场对弈。
但在研讨会现场，山西政府官员的缺席却出乎主办方的预料。而外界事前则有消息称，山西方面不派员参加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根据信息，山西省政府方面表示并没有收到相关邀请。
“这本身就是一个民间性质的团体，以民间名义邀请山西政府出面，正式回应此次研讨会，这本身就是可笑的。根本不是两个对等的主体。所以出现山西政府缺席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是浙江政府主办的一个活动，那还差不多。”一位熟悉内情的杭州律师如此解释。
该律师还表示，促进会事先对浙商投资山西煤炭的情况和遭遇可谓一无所知，“是后来才突然冒出来的”。而且该促进会也没有会员在投资煤炭。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促进会可谓做足了声势，并以声讨山西的方式出现。该律师认为这种方式不是个好办法，不利于事情的解决，也不利于温商利益的挽回。
18日的研讨会，围绕着事先设定的7个关于“山西煤改”而展开的话题进行。不过并未成为主办方预想的一边倒的对山西“声讨会”。与会专家表示，“山西煤改”具体做法政策值得深思，但其出发点“应该是好的”。在“山西煤改”的方式上，各路专家各抒己见，激烈交锋。
讨论现场火药味浓
虽然“山西煤改”事件的主要操纵方——山西政府缺席，但研讨会依然热烈，会场辩论激烈，各方观点相互交锋透着浓浓的“火药味”。在意见和观点的碰撞中，分成了尖锐批判和理性建议两大阵营。
“上个月我们开会员沙龙，有房地产老板说，他们也感觉到了山西煤改的压力。”促进会秘书长蔡骅由此抛出第一个议题。他说，浙江的房地产企业在担心，那么土地、水电等其他资源性产业，会不会也面临“国进民退”命运？
第一个发言的是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法律顾问何长明。他认为，土地、水流以及地下矿产资源，都是属于国家所有，如果山西的煤矿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整合，房地产等其他资源性行业不排除会借鉴类似经验。这也意味着，房地产老板的担忧情有可原。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则认为，这个议题在设置上就有问题。他说，不要去轻易怀疑对方（山西省政府）的动机，即使怀疑，也要在工作做完后才得出结论，应把事实层面的问题搞清楚。史晋川说，如果山西说煤改政策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利用开采煤炭资源、使生产更加安全，应给出一系列的数据，证明整合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如果说没有给出理由，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曙光说，山西煤改中的地方政策并非没有一点依据，首先是国家的煤炭产业政策，其次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可以出台“反周期的政策”。但关键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依据和原则，而在于怎么实施这个原则。这一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外地商人的实际情况。“很多事情往往目标很好、很漂亮，但一做却完全走样，违背原则、埋没目的。”
对于张曙光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表示认同。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则认为，是否国进民退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重组之后，国企的行业份额是否大幅度增加，二是重组过程中，行政干预是否增加了。他说，从目前看，这两种现象已在山西煤改中出现。
蔡骅说，2005年到2008年之间，浙江有300多亿元被山西招商引资过去。而且这些资金所投资的煤矿都是六证齐全，如今为什么说关停就关停，说整合就整合，而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当时开发权发包时就是采取行政评估、行政拍卖的方式，现在何来市场评估、市场拍卖？”史晋川认为，转型期的国家对产权的界定确实非常模糊，有计划经济和行政的尾巴。浙商当初做出投资决定时心里就应该清楚，煤矿今后升值的部分很可能会被别人拿走。
从史晋川的这一发言开始，研讨会便成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会。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夏业良立马回击史晋川：“对不起，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夏业良认为，首先，当初的行政发包、行政估价本身是错误的；其次，煤矿在经过浙商投资后，其实际资产状况已不一样，出现增值，“当然不能用以前的估价来衡量”。
“火药味”更浓。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表示，山西政府无权决定煤矿的处理。“价格只要不是自愿的，任何给出的价格都是不合理的，一倍还是两倍的补偿没有任何意义，”他说，“好比一瓶水，如果你出1万元我也不卖给你，强行拿走就是侵犯权益。”
张曙光表示，兼并重组可以，但在这过程中，一定要采取市场行为，不能规定时限、规定价格，也不能指定重组对象。对于被兼并煤矿“升值”（再投入、维护成本等等）部分，继续采取行政评估的方式显然不合适。他认为山西煤改中行政估价本身就是错误做法，兼并中的价格问题，拥有产权的一方应更有话语权和决策权。
在研讨会进行到一半，蔡骅还公布了一份最新数据——在未谈好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山西一个地级市就炸毁了150座六证齐全的煤矿，其中有不少属于温州人。他说，这是由与会煤老板收集而来的“证据”，以照片的形式呈现给媒体。
煤老板下一步怎么走？
跟专家们的激烈讨论相比，事件的主角，煤老板们则是另一番矛盾心态。
他们一方面在接受媒体的密集采访，另一方面又非常谨慎，害怕透露个人的信息。从姓名、手机、煤矿所在地、煤矿规模等都是他们不愿透露的。他们更多的是讲煤老板的集体境遇，表达山西方面做法的不合理之处。
一位周老板说，因为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前期就有一位温州煤老板在媒体面前讲了些话，并被透露出个人信息。之后他马上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压力。他的煤矿马上被兼并了，还被迫远走贵州，就更不用谈什么后续的补偿了。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害怕个人信息被媒体透露出去，毕竟事情还没解决，还需要山西政府的支持。
煤老板们表示之所以参加此次研讨会，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尽可能多地发出他们集体的声音，让更多人知道目前的实际情况和他们的现实遭遇。
下一步路该怎么走，与会的专家也提了些自己的建议。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陈海萍，从法学角度给出了一些理性的建议。她认为，民营企业经营小煤矿或租赁经营地方国有煤矿的行为，早已得到地方政府的允许，其中最典型的一类是通过招商引资做出承诺，以签订行政契约的方式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这一过程中，投资者基于对政府行为的信任，产生了一定的投资预期。这种合法的投资预期，理应受法律保护。不过，她表示，由于预期利益的过程较长，投资者利益很容易被行政机关忽视，甚至被认为不应被法律保护。
“合法预期具备请求行政的权利属性，至少可以请求行政机关不得恣意变动。”陈海萍建议，温州煤老板可以从这一点入手维护和请求自己的权益。
另外也有专家则建议，煤老板联手打一场官司。
“话题抛出去了，现在就等着对方的反应。”何长明表示，下一步怎么做现在还不好说。研讨会结束后，促进会和煤老板们还在商讨下一步的对策。不少煤老板表示，如果资金允许，他们还会转战内蒙古、贵州等地，继续从事煤矿产业。
在18日的研讨会现场，会场的一面墙上悬挂着晋商和浙商两大商帮各自代表人物的名言。一句是晋商乔致庸的“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另一句是胡雪岩在杭州创办的胡庆余堂的堂训“戒欺”。个中滋味，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