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南部古称河东，是个农耕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百姓节俭、勤劳，给人的印象是土气、抠门。“唯务节俭”之类的话，在河东各县地方志中都能找到。

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四月初四，一位文人以山西学政幕僚的身份来到河东解州督考。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拜谒完气势恢弘的关帝庙，出来后，正赶上解州逢集日。大街上商贾云集，人头攒动，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人流之中，他看见一位买烧饼的人站在烧饼摊前，双手将一只烧饼掂来覆去看了很长时间，最后和烧饼摊主为烧饼分量发生争论。摊主费尽口舌解释，那人仍不相信，竟找来一杆秤，秤过之后，因为毫厘之差，险些与摊主拚命。看到这情景，这位文人不由得感叹：“足征唐俗佥啬，虽锱铢之利，性命以之。即此类推，其致富良有由也。”

这位文人就是后来写出《晋游日记》的李燧。从一件小事中，他看出了河东人致富的表象。若让他涉足河东乡间，如同笔者一样深入了解，还不知会发几多感叹。

李燧是直隶省河间人，又是初次来河东，如果知道“九毛九”的故事，也不会这样大惊小怪。尽管这个故事是外省人对山西商人的调侃和编排，却最能说明山西商人佥啬到了什么程度。说是一位河东商人渡黄河时，不慎落水，命在旦夕。河岸上一位熟悉水性的外省人看见后说：你出一块钱，我就下水救你。水中挣扎的山西商人命在旦夕之际仍不忘砍价，说：九毛九行不行？结果因为一分钱被淹没在河水中。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山西反倒没几个人知道。有些人甚至将“九毛九”作为山西人的别号或代称，尤其是看到山西人砍价时，多以“九毛九”嘲讽。笔者在外地旅游，就多次听见有人这么称呼山西人。其实从这件事中，首先应该看到的是河岸上的人不厚道，其次才是山西商人的佥啬。山西商人正是凭这样一分一毫积累，才能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积攒起做生意的本钱。

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山西商人的抠门与吝啬出了名，其实抠门正是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法宝之一。做生意赢亏往往在毫厘之间，该抠的时候必须抠。山西土瘠民贫，在生活上不抠又怎能养家餬口。但是，遇到大事，却能看出山西商人的大度大气，其出手之慷慨，往往让人咋舌。

看看下面这些实例，就知道山西商人有怎样的大手笔。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清政府在伊犁屯田，山西盐商捐输白银二十万両。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清政府在金川用兵，山西商人捐输白银一百一十万両。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清政府在后藏用兵，山西盐商捐输白银五十万両。嘉庆五年(一八○○年)，山西商人捐输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万両白银。也许有人认为这些捐输与清政府的压力有关，不得不为。如果了解山西商人，就会发现向社会捐助，是山西商人的经商理念之一。

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晋南、与陶朱公范蠡齐名的富商猗顿，就以“其财能聚，又复能散”，受到后人称赞。散到哪里？当然是社会中。这种传统得到了后世商人的延续，且不说，每至灾荒之年，除了政府救济外，出面赈灾的往往是商家。即使平时，山西商人也把建庙筑祠、架桥修路，看作功德无量的事，出手大方。一九三○年秋，山西省政府动员全省各地兴建公路，费用摊派到沿途各村。结果，两位商人大包大揽，猗氏县路段由该县尉庄富商王万年出资，万泉县路段由该县阎景村富商李子用出资。两家各捐款三万多块大洋，免去沿途各村费用。一九三一年，猗氏至万泉公路破土动工，一年后建成。

晋商的抠门与大气是相对的，在生意场和生活中，精打细算，不遗余力地抠门，在社会上，则以善心善行，表现出大度大气大手笔。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这可能是晋商的做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