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全国热炒晋商，歌颂昔日辉煌者有之，批评决策失误者亦有之。当代晋商的路在何方？前车之鉴，当为后世之师。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创造了“货通天下”、 “汇通天下”的奇迹，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蒙古草原到武夷山、上海滩；从横滨、仁川到莫斯科、彼得堡，南来牛羊骆驼马，北往烟酒糖布茶。为了商品与资金的调度，创设了当铺、钱庄、银号、印局、帐局、票号等金融机构，轰轰烈烈500多年。自称“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他们开辟了通往欧洲的贸易路线——茶叶之路；他们开发了一批北疆城市诸如满洲里、朝阳、张家口、包头、定远营、西宁、科布多、洽克图等城市；他们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如股份企业、两权分离、人力资本、联号制度以及资本管理、财务稽核等等制度；他们创新了大量实用商业技术，如珠算算法、复式记帐、本平记帐货币、商业票据融资、拨兑转帐、订卯清算等等；他们创新了中国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与晋商精神。

　　晋商称雄，如《三字经》所说：“三才者，天地人”，晋商借三才和合，天时、地利、人和，赢得了500年辉煌。 

　　抓住天时地利 

　　历史上，人口流动，常常推动商品流通，如同周灭商时的很多商民被迫从商一样，赵宋王朝在解决太原北汉割据政权时三次将晋民十多万人强迫迁往河南，明代政府几次移晋民充实南京、北京、安徽等地，这些移民与晋商有一定的关系。

　　但更重要的是明代的食盐“开中法”中，晋商捷足先登。明王朝为了解决大量北部边防80多万驻军的物资供应，实行食盐“开中法”，谁能够把军用物资送抵边关，政府根据其价值发给“盐引”，商人可持之到指定盐场领盐出售，实际上这是一次官卖食盐民营化的历史机遇。山西中南部地区是山西主要产粮区，又有著名的潞盐，距离边关比其他商帮要近得多，输粮换引成本最低，就近输送军用物资于绥德、大同等边关，迅速致富。后来政府改纳粮领引为纳银领引，晋商进入天津长卢盐场和扬州两淮盐场，取得天津长芦盐、扬州淮盐的经营权，走向全国。

　　另一个关键机会是在清代开发边疆时期，晋商得以进入蒙俄。清入关前还在东北时，晋商已与其建立了联系，据说努尔哈赤对明王朝宣战的“七大恨”是由晋商带回关内的，清入关后才有张家口晋商的八大皇商，隶属内务府。清初，蒙古、新疆、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但不久葛尔丹叛乱，康熙为征剿葛尔丹的军事行动延续了很长时间，大批晋商跟随军队从事军需贸易，如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钦、张杰、史大学就是随军贸易的“丹门庆”(货郎担)。晋商的内外蒙古市场，由此迅速展拓。边疆稳定和开发，是清前期的一项重要国策，为了加强对辽阔边疆的管理，政府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从康熙到雍正初年，东北的交通驿站建成，正北、西北的交通驿站也大体在康熙到乾隆初完成，一方面服务于征剿葛尔丹，一方面要抑制沙俄南下，漠北(外蒙古)、漠南(内蒙古)、漠西(新疆)驿站管理严格，邮传道路便捷。这庞大的邮传之路也成为商旅之路。在山西，清代山西驿站125个，比明代的58个增加了一倍多。驿路畅通为山西商人北进提供了重要条件。

　　山西地处边关，山西与北部游牧民族以长城为界，地处北部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的中间地带，自汉唐到宋元，山西北部一直是边贸最活跃的地区，他们在山西北部长城口关与游牧民族互市，有着边关互市的传统和经验。清代疆域扩大，优越的地理条件与难得的历史机遇结合到一起，晋人北上南下，贩运贸易，占尽地理优势。加上清初政府开发北疆，鼓励内地人到口外垦荒种地，土脊民贫、缺吃少穿的山西贫苦农民便纷纷“走西口”，进入内蒙古地区垦荒种地。在与蒙古人交往中，发现蒙古人不善经商，又需要内地来的生活日用品，很多山西农民当起了串蒙古包的游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坐商大贾或资力雄厚的行商。

　　另外，山西虽然土瘠民贫，但资源丰富，盛产煤铁盐枣丝绸，山西铁货走遍华北，晋城的缝衣针能够供应整个北亚地区，手工业发达，是日用品的生产基地。

　　晋商成功的精神武器

　　天时地利需要人来把握。晋商成功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晋商精神。

　　一是重商立业的人生观。宋元以来，山西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离经叛道的重商思想，清人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輒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在民间形成了一种“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

　　二是诚信义利的价值观。由于地理情缘，晋商崇拜关公，所到之处一经赚钱便修关帝庙，以关公的忠义楷模，团结规范员工。他们认为义利相通，坚持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诚信义利的价值观成了晋商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反对采用任何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

　　三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山西商人贩茶于浙闽，销售于大漠之北，虽然千山万水，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饮冰雪，寇贼虫狼，日与为伴，但是自幼生活在黄土高原艰苦环境的晋人仍然能够百折不挠，积极进取，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不断创新。诚如康熙皇帝在《康熙南巡秘记》中所说：“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人之长在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四是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在同业往来中，既要保持平等竞争，又要相互支持和关照。他们称友好的同行与客户为“相与”，凡“相与”必善始善终，同舟共济。这是晋商成功的精神武器。

　　独特的晋商企业治理结构

　　500年晋商称雄，为中国商业革命与金融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却在工业革命的曙光初露之时衰败下去了。虽然直到解放前夕在北京市场上还有一些行业尚有不少晋人垄断，然而总体看已经失去昔日的辉煌。在当今世界旅游业勃起，人们站在晋商先辈留下的高墙大院之中，观看那些曾经雕梁画栋的建筑的时候，不仅仅是凭吊那些创业者们，同时也在沉思着那些铭刻在高墙大院内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代中国商人开启通向世界市场的大门。

　　明清晋商企业的治理结构有许多独特之处：

　　一是股份制，由一家主要投资人牵头，数家或数十家投资者参与投资，订有合约，从而扩大了经营资本，抗风险能力较强。

　　二是委托代理制，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属于东家，东家授权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全权，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社会有一批职业经理人员队伍。

　　三是人力资本制，晋商企业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股东，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东家对“伙计”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依其岗位、职责、能力、贡献给予“身股”，与东家的“银股”共同参与利润分配，比美国近年实行的期股制度早400余年。

　　四是联号制，即总分支机构制，总号设在山西本地，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以致国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资金调度，对分号的考核，以“结利疲帐定功过”，但以不对它号造成损失为原则，否则给予处罚。

　　五是人力资源管理制，东家对大掌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授予全权；大掌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兢兢业业带领同人崎岖前进；定期进行人事考核，增加“身股”；新员工选拔，由社会有一定地位的人推荐，然后笔试、面试、铺保、吃苦精神考核等程序，方可入号当学徒；三年学徒训育，合格者转为正式职工；薪酬激励和社保，详尽规定了有身股者和没有身股职工享有的预支、津贴、伙食、衣资，遇婚丧大事随礼贺吊，退休职工继续享有身股红利、预支、津贴，已故职工在两个会计年度(八年)享有故股待遇，并推荐子弟就业或给予担保；组织职工学习商业技艺、娱乐活动等等，关心职工生老病死；选拔人才以懂得信义为前提，考核德能勤绩而选任。

　　六是资本金管理，资本有“正本”与“副本”之别，“正本”为东家投入的货币资本，“副本”为货币资本股和人力资本股按同一比例在分红中提成，此办法相当于新近通过的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规定的经济性资本。六是风险控制，有严密的银行密押、金融稽核、行会约束、内部控制等等。

　　晋商衰落的主观因素

　　晋商虽然创造了许多商品经营和货币经营的经验，为中国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中国工业革命曙光初露的时候就衰落。客观上讲，一是科技进步，商路改变，欧洲工业革命后，火车、轮船的开通，欧洲与中国海上贸易迅速发展，陆路贸易迅速冷落，商品与资金交易的中心转移到了上海，晋商失去地理优势；二是外商入驻，竞争加剧，市场缩小，外商银行资本实力强大，是山西票号不可能抗衡的。三是政治动荡，实力损伤，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十月革命、外蒙古独立、辛亥革命，每一次政治动荡，都使晋商实际资产损失惨重。

　　但是，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还在主观方面。

　　首先是其农商思想，不能远虑。晋商基本是农商，那些祖祖辈辈缺地少房的贫苦农民在走西口中发现商机并致富之后，首先想到的是置房买地，将商业利润转化为豪华建筑与田地，未能投资近代产业。事实上在明清两代晋人重商立业意识下，读书与智力投资观念在渐渐淡化，明清500年山西没有一个科考状元。到清末，晋商后人生活奢靡，吸食鸦片，不问号事，不知世界风云，亦不可能在国内外市场剧变中把握自家商业航船的方向。

　　其次是固步自封，拒绝改革。晋商实行总分支机构，权力高度集中于山西本土总号的大掌柜，在外商进入，市场剧变时，驻外经理人员虽然了解时局变化，一再建议实行改革，学习西方经营经验与技术，都被决策者拒绝，使晋商特别是票号钱庄不能顺应时代变革与时俱进，竞争力越来越弱。如企业治理缺失制衡机制，在社会稳定和传统伦理约束严密时尚能维持，在社会动荡时其企业制度内在的缺陷就暴露无遗：两权分离中大掌柜权力过大，股东不过问经营，没有董事会还监事会，缺少监督机制；晋商企业实行股份无限责任制，企业破产累及家庭财产，票号倒闭使很多票号东家倾家荡产，流落街头，甚至沦为乞丐。

　　第三是依托官府，职能异化。票号本来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后来尤其是在咸丰年间开始结托官场，发生异化，由商业金融转向了政府金融，不能不因辛亥革命中政府垮台而一败涂地。落得个与意大利热那亚银行同样的下场。

　　明清晋商已成历史，当代晋商能不能再现昔日辉煌？昔日晋商的利润导向是异地贩运贸易中获取价差和周到的金融贸易服务，不是出让资源于外人。资源导向型的区域经济必然使自己在贸易中失血。而当前，除了几家由信用合作社改组的金融机构外，在晋的各家大银行、金融机构没有一家总部设在山西，当前的山西正呼唤着新晋商重新定位山西企业的利润导向和经营模式。

　　清代著名书法家徐润弟曾给一位票号财东的庭堂写过一副对联：“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业亦难知难不难”。近几年，全国热炒晋商，歌颂昔日辉煌者有之，批评决策失误者亦有之。当代晋商的路在何方？又一个世纪之交，又一个变革的时代，又一场面对国际化的冲击，前车之鉴，当为后世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