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八年抗战最终胜利的那一天（1945年8月15日），自幼即随服役于国民党军队的父辈从山西晋城老家到天津，未几大陆政权更迭，父母匆匆远走海峡对岸，他则留在从商津门的亲戚家里，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长大成人。
　　经过不堪回首的历次“运动”和文革浩劫，上世纪80年代，终以“自学成才，锐意改革，承包国企”而在企业界崭露头角，成为优秀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得到邓小平等历任领导人接见表彰。90年代初更“工而优则仕”，官至天津河东区副区长和人大副主任，2004年退休后，旋即出任天津山西商会会长，并发起组建全国晋商联盟，力图重振昔日的“天下第一商帮”。
　　这就是张世伦的大半生，跌宕起伏，不乏传奇色彩。2012年新年伊始，在海河之滨的天津山西商会总部，这位年届67岁却老而弥坚的“带头大哥”，谈到了晋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经营报》：提起山西企业家，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煤老板”，在你看来，究竟这二三十年新一代晋商的主流力量何在？
　　张世伦：山西“煤老板”名声在外，而且给人印象不太好，其实他们在山西民营企业中占比例不大，像我们天津山西商会600多家企业会员，真正的“煤老板”寥寥可数，所以他们并不能代表新晋商的主流。现在大家提得比较多的百度李彦宏、富士康郭台铭等，都是新一代晋商中的佼佼者，从事的又是新兴的互联网和电子科技产业，让人眼前一亮。但坦率说，做到类似规模和影响力的晋商还是偏少，我专门做过统计，近年来全国企业500强和民营企业500强里，山西企业能上榜的屈指可数，即使能上，大多也是资源型的国有企业。跟老一代晋商做长途贩运、做票号金融业登峰造极的辉煌相比，目前大多数晋商所从事的行业分布较散，单个企业实力较弱，除了采矿外，还真没有什么很鲜明的产业特色可言。 
　　《中国经营报》：以你多年从政从商的实际体验来说，在新的晋商企业家身上，老一代晋商血脉，哪些得到传承，哪里又发生了断裂？
　　张世伦：早年我在工厂里搞技术出身，后来到区政府当领导，分管的是经济、金融、外贸、城建和房地产，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对老晋商几百年的历史只知道一个大概脉络，并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不过，我自小在晋商家庭长大，养父母家里开了一家做水果生意的货栈，耳濡目染，很小的时候算盘就打得飞快，后来私营商业改造的改造，合营的合营，很多东西不复存在了，但儿时的深刻印象，如商家诚信守诺，精打细算，善待员工等等，伴随终生。7年前接手商会时，我花时间逐个走访了属下的100多家企业，老实说感觉非常失望，这些企业情况参差，普遍管理不善，跟我记忆中的晋商大不一样。前几年《乔家大院》等电视剧热播，让传统晋商头上有很多光环，我觉得山西各地政府和企业花大力气宣传过去的光荣无可厚非，但这些年晋商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浙商、苏商、粤商等沿海商帮，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关注和改变现状。
　　《中国经营报》：你接手天津山西商会这几年，不仅会员企业数量增加了好几倍，商会的号召力和在全国商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主要的突破口在哪里？
　　张世伦：最要紧的一点，是转变商会职能，整合企业资源。我刚上任时，整个商会连我一共就两个人，一间小办公室，企业主找上门来，无非就是看中我曾经当过区领导的身份，请托找人办些麻烦棘手，却往往跟企业经营发展本身没多大关系的事。我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几年的重点就是推动企业内合外联，转型升级，争取上新兴产业和大项目，实现规模化和高效率的投资，现在单个项目投资几亿甚至十几亿元的都不稀奇了，已经投产的项目收益也不错。你看今天我们商会扩大到12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团队增加到几十号人，没有属下会员企业的壮大发展，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才能有个坚实的平台，发起组织全国晋商联盟，为促进晋商复兴多做一点实事。
　　《中国经营报》：听说天津山西商会是国内各大民间商会里第一个主动建立中共党支部的，而这些年你与商会一起获得了从地方到中央授予的很多荣誉，你不担心别人议论你借此“捞政治资本”吗？
　　张世伦：我不仅在商会总部建立党支部，也要求属下会员企业都建立各自的党支部分部，这在全国民间商会里是绝无仅有的。有些商界同仁不理解，说咱们都是做生意的，想法赚钱就行了，花力气搞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我说这想法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最现实的问题是，严格来说，民间商会只是一个服务型机构，与会员企业之间联系相对松散，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商会和会员企业都成立党组织后，两级党支部之间就变成上下级的关系了，我说的话他们就得听，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从过去到现在，毋容讳言，无论做什么，都要“讲政治”，作为商人和商业群体，就更是如此。不明白这一点，何谈重振晋商，再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