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山西煤老板50亿注资汾酒集团
1993年就在沪市挂牌的的中国白酒第一股“山西汾酒”，上市10余年，不过募集资金数亿元。而此次，30余个煤老板，将携手为山西汾酒集团注资50亿元。
陡获巨资的汾酒集团，正在筹划“蓝图”——将汾酒的年产量增至15万吨，是现在产能的3倍。
这一消息，将全国的白酒市场搅起阵阵波澜。
“酒缸荒”惊现
吕梁市中阳县的“下岗”煤老板白卫国，近日成了三晋名人。他每天都接到多家媒体的采访电话，言必称“白董事长”，这让性格沉默的他很不适应。
54岁的白卫国，刚刚牵头组建了“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准备投资50亿元，在著名的汾阳市杏花村，打造一个5平方公里的“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
白卫国的身后，是30多个当地煤焦领域的私企老板。这些“煤老板”们曾经拥有的煤矿，大都在资源整合中被关闭。
“煤老板们出银子，汾酒集团出品牌技术、托管经营，50亿元再造三个汾酒集团。”山西汾阳一位当地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这个酿酒项目“就是汾酒集团的原浆基地”。
汾阳市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汾阳市实现财政总收入16.89亿元，同比下降16.28%；下降主因是因为煤焦产业大面积的停产整顿；而去年白酒业却整体良好，有力支撑了汾阳的财税。
新项目的年销售收入预计约100亿元，利税30亿元；2009年，汾阳市的一般预算收入不过4.5亿元，“绝对是汾阳市的翻身工程。”
汾阳市新闻办尔学礼主任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在经济效应之外，这个项目还将安排3万人就业，带动10万高粱种植户致富。
该项目亦被列为吕梁市产业转型的“一哥”工程；今年6月10日，刚刚履新的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来到杏花村，当场责成山西省发改委把该项目列为“全省重点”。
袁纯清强调，这是“山西保护品牌、做大做强汾酒产品的大事”。
目前，该项目的各种审批手续已“基本落定”，只待良辰吉日剪彩动工。
项目的2亿元启动资金，已经进入采购市场。因用传统工艺酿酒，仅储酒用的陶制大缸，就需要22万口。
这种昔日用于农村储粮储水的大缸，受物美价廉的塑料制品挤压，门庭冷落已多年，却突然迎来卖方市场。在山西的洪洞、壶关等产地，积压的大缸被抢购一空，全山西的土产日杂店全部出现“缸荒”，不得不从外省紧急调运。
“黑翻白”
《财经国家周刊》在吕梁采访时了解到，50亿元投资汾酒的大手笔，是当地政府引导投资的结果。
尔学礼介绍说，多年来汾阳市的主导产业就是“一黑一白”，黑是指煤焦，白就是白酒。
但是，白酒的“龙头老大”汾酒集团是省直属企业，围绕在其附近的几十个地方小酒厂、小作坊则是各自为战，除了一个本地的“汾阳王”品牌在国内还算有名外，其它的都是虾兵蟹将。
如何把辖区内“多小散乱”的白酒业整合做大，一直是汾阳地方政府的心病。
汾阳的现状，亦是吕梁13县（市区）乃至整个山西的缩影：煤焦铁等资源性产业，在经济构成中平均占到七成以上；所谓“非资源产业”，除了汾酒，还真拿不出几项叫得响的。
吕梁已经成型的煤焦铁“路径依赖”，使得当地轻工、高科、三产发展缓慢。
2008年4月，汾阳市杏花村被有关部门授予“中华名酒第一村”称号；山西省政府借机做出“以汾酒集团为龙头，推进对周边和省内白酒资源的有效整合”的决策，并提出在汾阳杏花村建设“酒业集中发展区”。
这一设想，被写入了该省的《食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但随后的招商引资，却进展缓慢。
2009年，山西迎来史上最猛烈的一轮煤炭资源整合，相当一部分民营资本退出煤炭行业。在这之后，“阻击数千亿的退出资金外流”，成为山西各级政府的新难题。
2009年9月，吕梁市纪检委成立调研组，对“贫富分化引起的村矿矛盾”进行专题调研。以纪委书记张效彪为首的一干人发现，吕梁的基尼系数早在2007年就超过了0.5；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在调节矿区的贫富分化上，传统税制显然收效甚微。
于是，一场宏大的“劝富济贫”活动在吕梁开始推行。
这场活动，被政府概括为“一企一事一业”，大意是吕梁市政府“提倡资源型企业按税前利润的15%（后因税制调整降为12%）或吨煤利润捐出30元，投入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一事），或者创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一业）”。
主抓此事的机构，是纪检委麾下的“农廉办”。
张效彪对《财经国家周刊》说，少数煤老板致富后，到外地花天酒地，澳门赌博就花掉数亿；而他的乡亲们却不得不忍受贫穷和千疮百孔的土地。“这种挖先人坟、吃子孙饭、发财后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
张效彪认为，煤老板群体被媒体彻底妖魔化了，“其实他们都有回报家乡的愿望，只是普遍不知如何做而已——这需要政府引导。”
《财经国家周刊》采访了几位吕梁煤老板。中阳县最大的煤老板、全国人大代表袁玉珠，早在数年前就建议“对煤炭征收暴利税”；柳林县最大的煤老板刑利斌则说，他“平时花在乡亲们身上的钱，早就超过了每吨30元”。
因为“为富有仁”，刑利斌和马力农都被乡亲选为村委会主任，“连辞职都不准”——这在吕梁矿区非常普遍。农民们的想法异常朴实：你都穷得叮当响，如何带领大家致富？
而煤老板普遍担任村干部，恰恰和“农廉办”形成“对接”——该机构主要职能，正是查处农村干部的违规违纪。
吕梁市“农廉办”主任贾征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从去年9月发动至今，吕梁的多名民营企业家已经筹集了近360亿元，是吕梁2009年财政总收入的两倍。“其中63亿元用于一事，近300亿元用于一业”。
这项工作的两名积极推动者，被称为“二张”：除了张效彪，还有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张中生，两人经常联袂出现在各个“劝富济贫”会场。张效彪劝导煤老板转产、办公益；张中生则积极为煤老板找转产项目。
白卫国等人投资50亿元进行酿酒，正是其中的“一业”。
据介绍，今年3月，张中生带领几名中阳煤老板到茅台、五粮液等名酒总部考察，随后这些老板都对投资“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有了信心；最后，总共30多名中阳、汾阳的煤焦老板开始共同参与此事。
汾酒“危”与“机”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50亿元煤改退出资金突入汾酒集团，对汾酒又意味着什么？
汾酒集团负责对接此事的一负责人说，汾酒非常希望借此东风，快速提高产业集中度。
这一工程的背后，是汾酒集团迫切的赶超欲望：2009年，五粮液集团产量9万吨，销售收入350亿元；茅台集团产量2.3万吨，销售收入122亿元；泸州老窖集团产量15万吨，销售收入120亿元；
而在“中国八大名酒”占有两席（汾酒、竹叶青）的汾酒集团，2009年产量5万吨，销售收入仅37亿元，早已跌入“二线品牌”。
“汾酒这几年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认为，汾酒集团每年投资平均不足1亿元，而五粮液每年能投入50亿元左右。
回望上世纪80年代，汾酒集团却完全没有此时的尴尬：1987年，当时还叫“汾酒厂”的汾酒集团利税为8830万元，而五粮液和茅台不过2208和1391万元。
作为全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汾酒从1988年起连续6年在业界称雄，是货真价实的“汾老大”。
1993年，汾酒集团麾下的“杏花村汾酒厂股份公司”在沪市挂牌（600809.SH，下称山西汾酒），成为全国“白酒第一股”。但是，汾酒却从此开走下坡路。
是年，全国原材料涨价，五粮液、茅台大涨价，将自己定位为高端白酒；而汾酒却主动降价，宣称要做大众白酒、“老百姓的名酒”。这一失误，将高档白酒市场拱手相让。
酒是高税高利的产品，1993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愈来愈重视白酒行业，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汾酒薄利多销的定位，给其自身带来了发展瓶颈。
1994年，“汾老大”退居“亚军”；1995年，坠落至全国第十。
1998年，山西文水县一农民购入数吨甲醇，勾兑成“散白酒”后，在山西朔州出售，春节期间毒死多人。此事轰动全国，为地方保护主义所利用，重创汾酒，从此“汾老大”开始蜗居老家，几乎成为山西的地方品牌。
事后有人指出，汾酒集团在“毒液事件”中应对不力，公关乏术，终致汾酒溃败。
2001年后，山西吹响“调产”号角，“汾酒复兴”亦被山西省政府重视；汾酒集团开始在央视等媒体大打广告，销售重现生机。
为节约开拓资金，汾酒集团试行了“工商联营”：即汾酒集团授权经销商开发子品牌、设计酒瓶包装并做广告；而汾酒只为其灌装调好的白酒。
很快，汾酒麾下的各种子品牌冒出200多种，经销商串货严重，自己人开始相互压价厮杀；外省消费者则无所适从，不知哪种汾酒是“地道货”。
在2008年上半年，这种“工商联营”模式被汾酒集团紧急叫停。
随后，汾酒调整了产品线和营销策略，不断提价，重点推介高端的“青花瓷”和“老白汾”，而低端产品则全部集中在“杏花村”品牌上。
2009年全国白酒产量近707万吨，增速为24%；全国市场一片红火，但2000亿元的市场却由2万家白酒企业分享，竞争惨烈。
白酒界的共识是：在未来5~10年，中国白酒业必将发生大规模兼并，多数产能会集中在几个品牌之下。要在大兼并中不被吃掉，必须加大投入、营销为上、提升品质、扩大产量。
在去年12月，汾酒集团成立了项目筹备组，准备建设两万吨的竹叶青生产基地。
“汾酒这么大品牌，一年才三十多个亿，根本不行”。2009年12月8日的“汾酒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山西省国资委主任张崇慧说。
重启“全国化”
在山西官员看来，汾酒想重回“汾老大”宝座，没有外力相助，几是奢望。
巨额煤改退出资金转投酒业，给了汾酒集团一个机会。“这是个大好事，但品牌共享的具体合作方式还在磋商中。”前述的汾酒集团负责人称。
汾阳市新闻办明确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这一项目的生产和销售全部由汾酒集团托管，“煤老板们只是分红，这样可确保汾酒的品质。”
“50亿投资，能让汾酒集团产量扩大3倍”，“汾酒可以腾出更多的资金去做好营销”，吕梁市官员普遍认为这场合作会“双赢”。
也有业内人士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这么多汾酒卖给谁？能卖得动吗？”
汾酒集团宣传部长柳静安和山西汾酒董秘刘卫华对此事没有发表意见。“还没有考虑到以后的事。”刘卫华对《财经国家周刊》说。
汾酒内部人士透露，汾酒集团是老牌国企，“体制与现代商业竞争格格不入”，“这才是汾酒最大的问题——体制问题解决了，多少汾酒也能卖出去”。
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始终未接听本刊记者的电话。李秋喜前一段公开表示，汾酒已定下了“百年金奖、百亿汾酒”的中期发展目标，即到2015年“汾酒荣获巴拿马金奖100周年”之际，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
从30亿元到100亿元，对已把省内市场精耕到极点的汾酒而言，只能重启“全国化”。攻打省外市场，必会遭遇外省地方政府支持的地方品牌“阻击战”。
面对注资50亿元的天赐良机，汾酒能否趁势而上、跨越发展，还未可知。
对煤老板而言，并不担心。投资此项目的汾阳煤焦老板石定基等人均说：“白酒成本低，不怕积压——10年陈酿变成30年陈酿，只会更值钱。”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李廷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