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经济兴国，商业兴邦，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观念先导，文化开路，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无一例外。于是随着《乔家大院》、《立秋》等剧目热播、热议，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政府倡导支持，民间运作，新晋商联合会高规格成立、山西乃至全国，大小"晋商"迅速崛起。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是，新晋商的理论与实践均刚刚起步，打造"新晋商"任重而道远。本文拟从培育发展商会组织出发，从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角度，站在政府、学界和商界相结合的层面，以历史和现实相对照的研究方法，梳理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挖掘机遇、分析挑战，尝试性地提出建议和对策。
晋商从明代至清末，纵横捭阖，称雄国内外商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达到鼎盛时期。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500年实践获取了大量的宝贵经验，积淀了丰富的商业思想与精髓。我们有理由汲取其中的精华，也有责任扬弃其糟粕，从而为打造新晋商奠定基础。当前，晋商发展有难得的机遇，也有严峻挑战，我们的任务就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寻求对策。

一、坚定信念，充分认识打造新晋商面临的难得机遇

（一）晋商研究方兴未艾，社会认知度不断提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晋商，我们山西理论界的精英们也在积极探索，就连普通百姓也在关注，许多与晋商有关的论坛、笔会、评比此起彼伏。晋商研究方兴未艾，涌现出大量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史料收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省委宣传部长也提出，要推进晋商研究，建设文化强省。这是一股热潮，虽然有点痴迷和狂热，但毕竟体现了有识之士的一腔热情，也是振兴晋商，打造新晋商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晋商事业逐步复兴，经济势力不断增强

与旧“晋商”相比，目前，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他们的事业已不局限于发展盐业、票号等传统业务，而是向各类新兴产业不断扩展，如钢铁、煤炭、纺织、房地产、电力、教育、科技、外贸等各个行业，并在其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从《中国商人》杂志的评选和各地政府对晋商的调查摸底中，可以看到当代中老年晋商名列前茅的不在少数，年轻一代的晋商事业也蒸蒸日上。

（三）“三晋”各级政府支持，晋商发展的软环境不断优化

国务院正在研究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今年可能出台，与1998年出台的《条例》相比，法律政策定位会更为宽松；国务院“新36条”对行业协会商会的联合定价问题与民企“走出去”做出了明确规定；省政府出资支持成立新晋商联合会，设立专门课题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省政府驻各地办事机构，强化组织协调，为当地晋商创造诸多便利条件；“三晋”各地政府都在着手研究晋商离乡创业及返乡创业的特殊政策等等，晋商发展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

（四）各地山西籍商人组织起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异地晋商组织数量不断增加

在各地办事机构积极指导和当地晋籍官员的热情参与下，许多省市相继成立当地晋商组织，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异地晋商会一经成立，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晋商企业，不论大小，只要自愿加入，缴纳会费，并承担组织义务，就会成为会员，也就享有培训、信息服务、申请维权、融资担保等服务，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均呈倍增效应，晋商组织树立起了与“旧晋商”迥然不同的“新晋商形象”，为个体会员的事业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二、实事求是，正视打造新晋商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晋商热中，我们有必要对“旧晋商”做一次深入系统的反思，反思由于特定的历史局限，晋商在500年辉煌中的不辉煌，强势中的弱点，分析“新晋商”热中传统晋商文化断裂和时代内涵的缺失。

（一）政府、学界和商界各方力量较为分散，整合机制未能形成

目前，我们有了新晋商联合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政府还没有通过这个平台统领全国晋商的实际举措；实事求是地说，学界的研究学术化倾向较为突出，与实际结合不够紧密，针对性不强；各地商会组织还没有养成，积极向政府汇报工作，向学界请教金点子，争取政府和学界支持的良好习惯。总之，政府指导、专家参与，商会组织运作的整合机制未能形成，这大大地影响了打造新晋商的效率。

（二）晋商研究有“单向度”倾向，现实性、前瞻性对策未能有效破题

按照权威观点，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晋商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代表作分别为20世纪30年代卫聚贤、陈其田等先生《山西票号史》和《山西票庄考略》；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以及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20世纪的最后10年《晋商兴衰史》、《山西金融志》等；还有本世纪的《晋商研究》。可以说成果十分丰硕，但总体上重历史、轻现实，重经验总结、轻教训分析，重比较阐释、轻对策研究。然而，复兴山西昔日辉煌，打造新晋商后者才是关键。

（三）新时期晋商总体势力不够强，财富结构不尽合理

新一代晋商与浙商、闽商、粤商相比，最富有的一群是晋商，但有较大规模商人的数量却明显不足，总体势力与打造新晋商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在我们组织晋商会，以经济势力推举候选人时，看得十分清楚。与当代浙商、闽商财富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不同，我们新一代晋商财富结构不够合理，呈现明显两头大、中间小现象，长此以往，不利于整个群体势力的增强。然而，打造新晋商，必须在培育群体上下工夫，不能靠几个巨富，更不能靠大量的个体作坊，靠的就是中等财富商人支撑。让大量小商贾迅速成长壮大，这是一个至今未能有效破解的难题。

（四）陈旧观念未从根本上革除，晋商文化建设面临重大抉择

我们必须承认，与发达地区相比，我们山西人民总体上思想解放的程度还有较大距离，我们的深层认知结构还过于传统。实事求是辩证地看，我们山西人总体上中庸善和、诚信勤俭，这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正因为此，我们才有500年的辉煌。但一方面，有不少人中庸而拘谨，过于谦和，闯劲不足；“善和”而不“善合”，过于守己，通俗地说是“不抱团”，晋商力量的有效融合难度较大，有些地方就有多家晋商“草根”组织分别开展活动，这说明大家组织起来的积极性非常高，但也说明了我们的大局意识、合作意识不强，打造新晋商遇到了深层观念障碍；另一方面，精明而不灵活，过于积攒，不懂得有时花钱就是赚钱，甚至不顾礼尚往来的区域性习惯。说到底还是没有冲破旧晋商局限，目前，传统断裂与现实缺失同时存在，儒雅之商、诚信之商、精明之商既无形也无神，现代晋商文化建设处于方向选择的重要关口。

三、适应形势，寻求打造新晋商的有效对策

单纯靠回顾历史，树立典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反观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寻求现实出路的基础上，作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晋商文化和思路体系作全新的重构，并以此引导大家统一思想和行动，举全省之力打造“新晋商”，创造新的辉煌。

（一）进一步整合力量，建立科学合理的打造新晋商推进机制

沿着旧地图，走不出新天地。既然要打造新晋商，就应当突破旧框框。建议建立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相关各方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和解决推进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逐步建立起政府指导、专家领衔，商会组织运作、全民参与的打造新晋商推进机制和运行模式。采取政府财政出资、晋商企业捐赠等办法，整合社会资源，在新晋商联合成立“晋商发展研究中心”，聚集专家和策划人才，在省委宣传部门和省政府文化部门的指导下，系统研究推进新晋商课题，逐步推出阶段性研究成果，引导各方的推进思路和措施。强化政府指导职责，鼓励新晋商联合会发挥组织协调功能，形成全国晋商组织一体化整体运作的发展态势。

（二）进一步解放思想，引导全体人民转变脑筋、更新观念

抱着老观念，不会有新出路。既然我们的思想有距离，就要在更新上下工夫。打造新晋商，不只是政府的事，也不只是山西商人的事，更不只是几个专家学者的事，它是山西人民的事。思想观念说到底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事，为此，建议将打造新晋商与解放思想、区域创新有机结合起来，纳入全省思想建设的大盘子，围绕打造新晋商，建设文化强省，深入开展思想解放专题教育活动，引导全体人民解放思想，自觉支持、参与打造新晋商运动，实现全民思想转变。

（三）进一步强化自律，促使各级、各地商会组织步入规范化、法制化发展的轨道

行为不规范，出不了自家院。既然要打造强势团队，就不能不讲诚信，不能不守法律。我们不能只靠当地政府部门的监督，那只是外控，我们家乡的政府和派出办事机构要有所作为。要引导我们的异地商会，严格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章程规定范围内开展活动，围绕章程建立商会领导之间、商会领导与会员之间、商会会员之间三个层制约自律机制，制定和完善包括商会工作规则、会员行为准则、资产资金管理制度、守法诚信承诺、会员奖励处罚规定等制度体系，并以此规范会员行为，扭转土气、匪气和傲气，打造新晋商讲求诚信、遵纪守法的良好形象和新一代晋商的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注重商会组织的文化和品牌建设，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塑造诚信、高效、凝聚、自律的品牌形象。

（四）树立新晋商典型，培育现代晋商队伍

应当看到，我们的新晋商中已经涌现出不少杰出代表，政府应当将打造新晋商列入年度总结表彰项目，并按照政社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将其职能转移给新晋商联合会，由其组织引导各级、各地商会组织总结经验，采取层层选拔的办法，及时发现和表彰优秀新晋商企业和新晋商组织，建立组织与组织、企业与企业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平台，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有一大批能力强、效益好、形象佳的新晋商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