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京老知青，8年前第三次返回山西，在大宁县办学、搞引水上垣、通电、安装手机信号塔，还在荒山上种了近6万棵树…..

与大山厮守八年的奇女子

山西日报记者      张兰珍

本文刊登在山西日报2005年12月2日时尚周末

她，197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28岁任县委副书记；她，三下山西的北京知青。如今，年过半百，孤身一人和大山厮守已整整8年。初冬季节，记者驱车近5个小时，一路颠簸来到临汾市吕梁山脉国家级贫困县的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见到了这位近乎传奇的女性——程炜。

站在我面前的北京老知青程炜皮肤黝黑，头发有些凌乱，身穿牛仔裤和一件廉价的深色太空棉上衣，浑身喷溢着旺盛精力。我们一见如故，她敞开心扉，向我娓娓道出这么多年来她的付出，她的艰辛，她的追求。

“重返山西，这里更需要我”

37年前，也就是1968年12月，不满18岁的程炜（当时叫史素珍），跟随上山下乡的大军来到山西汾西县插队。在知青中，她脏活累活抢着干，并最早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初，由于她的突出表现，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专业，这一学就是4年。毕业了，他本可以留在北京，工作通知书都下来了，但她想起了汾西县委书记送她上大学的情景：“你是咱这山区唯一上清华大学的，毕业了可一定要回来啊！”她忘不了乡亲们那殷殷的目光，毅然放弃在北京和亲人团聚的机会，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回答城市图发展的机会，第二次来到山西汾西县，担任了马沟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了表明自己前程献给农村的决心，从此，她告别了叫了26年的“史素珍”，取名为程炜。

程炜仕途一路春风，先是被提拔为县化肥厂基建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后又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当时年仅28岁，是最年轻、学历又高的县级女干部。

1978年底，因身体、家庭等诸多原因，她依依不舍地离开她生活工作的第二故乡，调回北京朝阳区幸福村中学当了化学教师。但在北京当教师的18年里，她的一颗心始终牵挂着山里人，每每县里有人去北京，她总要打听村里的情况，询问当地孩子读书的条件是否得到改善。促使她第三次重返山西并在大宁县一呆就是8年，是那次让她落泪的考察。1997年1月13日，寒冬腊月，程炜来到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她来到小学，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啊！房子摇摇欲坠，教室里铺的是玉米秆，那么冷的天没有生火孩子们趴在粗大的树干上写字，小脚趾露在外面，程炜当即就抱住一个女孩哭了。再转到村里一户4口人的家庭，破败不堪的窑洞，窗户是用砖垒起来的，走风漏气，外面冰天雪地，家里没有一丝热气……

程炜把她一路所见到的都用录像机录了下来，一个强烈的念头怎么也挥之不去：“重返山西，这里更需要我！”回北京后她向学校递交了离职申请，大宁县委、县政府也诚恳的向她发出邀请信，1997年3月18日，程炜离开大城市，离开聚少散多好不容易才团聚的丈夫，离开13岁的女儿、离开快70岁的老母亲，带着全部积蓄和凑来的共20万元，只身一人第三次踏上让她魂牵梦萦的山西。

“我就是要趁自己还能干动，为这里的农民办点实事”

程炜是那种特干练、特自信的女性。谈话间，一根接一根的香烟呛得人有点受不了。我问她为什么不戒掉烟，不等她回答，我好像就找到了答案，一个大城市的知识女性在这人迹罕至的大山，整天领着一群农民汉子，修路、种树、搞扶贫开发，苦累倒在其次，孤独郁闷会时时在吞噬着她，吸烟成了她排遣孤独寂寞的无奈选择。看着她被日头晒黑被山风吹干的脸，完全像个当地村妇，只有那一口纯正的京腔和不凡的谈吐在时时显示着她的身份。记者目睹这一切，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女人居然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呆8年。这8年，除了春节回京小住几日，其余时间全都交给了大山，她究竟都做了些什么？记者疑窦丛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

程炜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由于贫困和交通不便，村里有20多个适龄孩子呆在家，都十二三岁了还大字不识一个，身为教师的程炜掉泪了，她自己拿出3000多元为每个孩子购置配齐了学习用品。1997年9月1日开学那天，8点钟了，可一个学生都没来，她挨家挨户一个一个叫，直到10点才开始亲自给孩子们上第一节课，让孩子们至今都忘不了程炜老师上的第一堂课！为了方便学习，她让孩子们免费吃住在学校，有时还下厨为他们做点北京口味的饭菜。看到孩子们在煤油灯下吃力的模样，程炜又花5000多元买了发电机，孩子们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电灯，那种欢呼雀跃的场面，竟让程炜感到心酸。第二年开春，程炜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又盖了两间宽敞明亮的教室，像城里的学校一样开全了所有的课，每天的升旗仪式也必不可少，程炜明白，不能让这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北京有个叫邢浩丁的大学生听说了程炜的事，他怎么也不相信，现在居然还有这样自讨苦吃的人，跑来一看，留下不走了，自愿教了两年。

程炜办的第二件事是种树。当记者听说已经种了6万棵树时，真的吃惊不小，就凭她一个弱女子，是抗树苗，还是挖树坑？她解释说她雇当地的农民，或者干脆包出去。但是，树苗必须是自己亲自买，种时她当“监工”。她经常坐着大卡车往返于交城、文水、祁县……途中饿了，吃点凉馒头喝点冷饮，有时回来就半夜两三点了。每棵树苗拉回来都要浇上水后用塑料包好，第二天赶紧种，否则成活率就会大打折扣。有一次，有两个村民为了图省事没按她的要求种，提出让返工还是漫不经心，当下程炜就被气哭了，一棵树苗十多元呐。就在记者到的那天，程炜正领着几个人在她居住的房前种树，像做木工活似的还拉着一条白线，怕种歪了。一个已经跟了程炜快7年的贺大爷说：“真是难得的好人啊！”

程炜办的第三件事是2003年在省电业厅的支持下，她也花了7万多元为全村通了电，村里人千恩万谢，程炜则表示这不是她个人能力所谓，要谢就谢那些心里真正把农民的事放在心上的“公仆”吧。

还有第四件、第五件……

“有人说，人这一辈子不外乎图名、图利、图情，我也千百次的问自己，我来这儿这么苦，到底图什么呢？其实我就是想干点事，不但想而且做了，这也许是和别人不同吧。我之所以在47岁那年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看到和体验到农村太苦了，农民太穷了，不为他们做点事情，我就会寝食不安，不帮他们脱贫致富我就会死不瞑目！”一提起农民的现状，程炜的目光中似乎闪着泪花。

“就是为了这些好人，我也得好好干下去”

看着这几年程炜的赫赫战果：成立了大宁县程炜扶贫开发有限公司；建学校，使失学的儿童全部上了学；修了路，搞了引水上垣；通了电，安上了手机信号塔；在荒山种了近6万棵树……

公司所在地已被定为“山西省德育基地”、“北京朝阳区青少年德育基地”、“临汾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旅游扶贫已初见端倪；知青博物馆也在紧张的筹备中；一部三四十万字带有自传性的文学作品已完成一半……程炜说这一切并不完全是她个人的功劳，是靠着那么多的好心人的支持才有了今天这样鼓舞人心的局面。

她忘不了正是北京幸福村中学的大力支持，使她没有后顾之忧……

她忘不了在她犹豫彷徨、举步维艰时各级领导对她的厚爱和支持……

她忘不了去隰县办公务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专门等在路边上给她送核桃……

她忘不了城关粮站的李树平提着200多元的滋补品专程来探望她……

她更忘不了在为村里人通电的事奔走呼号时，地区电业局宣传部部长杨勇所做的一切……

还有信息产业部挂职下乡干部边江涛，得知她和村里人为打一个电话要骑摩托车往返50多公里，他多方联系，建立了手机信号塔……

看到现如今金圪塔村村民用上了手机，家有摩托车、小四轮，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程炜欣慰极了。

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程炜无时不在思念着北京的亲人，从女儿13岁离开妈妈到现在已是大三的学生，这需要程炜付出多少啊。长大了的女儿袁晶在给妈妈发的短信中说：“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我为你感到骄傲”；丈夫袁沪弟说：“我的妻子很了不起，我希望她早一天圆梦，早一天回北京”；76岁的老母亲也时刻惦记着不在身边的长女，甚至得了重病也不让通知程炜，因为她知道女儿的身体也不好，怕她分心。

“作为人，必须要为活着找一个理由，如果找不到或者找不对，我会一直焦虑不安，现在我不但找到了，而且正全身心的投入，这条命值了！”记者此刻完完全全被程炜滚烫的语言和诚挚的心所感染，被她那颗对农民兄弟的赤子之心所折服！

采访归来，眼前总是晃动着大山、女人、狗；晃动着程炜的身影；太阳升起，和几个农民一丝不苟的拉着线为的是把树种的横平竖直；客人来了，亲自下厨炒几样北京小菜；晚上，在一间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还兼展览室的大房子里，叼着根烟静静的思索……